东山岛地处福建南端，与广东接境，是在台湾海峡口西岸的一个重要岛县，东距台湾高雄164海里，距澎湖群岛98海里，距厦门73海里，距汕头74海里，海岸线曲折，水深容泊，北有铜山湾，南有诏安湾（即古时梅岭港），走马溪是梅岭港东面的深水澳兜，溪口宽阔，群山拥簇，古炉山屹立溪之北，大帽山为东隅屏障，凤门山、孤面山巍然挺立于溪南畔上，西屿岛威镇溪口广袤的海中。古时，从大帽山奔流下泻的走马溪，分出二股支流，一抵宫前平海澳口，一抵岐下大山北麓，山水环拥，四时风平浪静，是古时梅岭港范围一个优良的天然港湾，俞大猷写道：“漳州诏安五都走马溪，两山如门，四时风不为患。去县及各水寨颇远，接济者夕旦往来无所忌避，诚天与猾贼一逋薮也”（《正气堂集》卷二）。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诸番自彭享而上者可数十日程，水米俱竭，必泊此储备而后去日本；自宁波而下者，亦可数十日程，其须泊而取备亦如之，故此澳海寇必经之处”（《正气堂集》卷三）。《筹海图集》亦云：“三、四月东南风汛，番船多自粤趋闽而入于海，南澳云盖寺，走马溪乃番船始发之处，惯徒交接之所也”（《泉州万历府志》卷二十五）。所以，走马溪成为东西洋私人海商的中继站。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海盗的现象，应该溯自东汉。据《后汉书·安帝纪》载，永初三年（109年），海贼张伯路等率众造反于海滨。这是海盗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以后，从三国而至隋唐五代时期，先后爆发海盗式武装起义。蔡襄任福州太守，曾于嘉祐戊戌年（1058年）奏请宋仁宗准予在“沿海地方教习舟船，以备海道”（《泉州府志·防海卷》）。南宋辅臣李纲《论福建海寇札子》云：“臣契勘广南福建路，近年多有海寇……船舶既多，愚民嗜利喜乱，从之者众，浸成大患”（《泉州府志·海防》卷二十五）。《宋史·食货志》云：“浙闽与广南商贾”，“专海舶之利”，“敢于剽窃之舶货朝廷”，“又广招闽粤之民”，“入外番贸易”。说明了宋时海盗活动与商品经济发展有着联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海盗其实亦是海商。走马溪既然处于闽粤之间，鞭长莫及之边陲，必然有海盗商人集结于此，据文献记载，著名海商集团许栋、许西池、谢老、严山老、许朝光、洪迪珍、张维、张琏、萧古峰、林国显、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凤、李旦、颜思齐、郑芝龙、刘香等先后驻扎或逗留在走马溪一带。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工商业繁荣发展，滋长资本主义萌芽。“市民阶层要求扩大经济活动范围，发展民间自由贸易，通货外国，反对闭关锁国。”在这意志驱使下，反海禁的富户又与日本、葡萄牙、西班牙勾结，进行亦盗亦商的贸易活动，走马溪不但成为“中国海商活动中心”，也是“国际海盗商人的据点”，引起明朝政府的不安，爆发明朝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的著名“走马溪之役”。“为了彻底赶走海商，捣毁梅岭港，不久，俞大猷提出用松木打桩法封闭走马溪”。他主张“其澳狭广不能二里行，令乞依仿吴之法，于诏安县诸山中所产松林，择其小而长者伐而置植于其中，令潮上则没其表，汐时只离水尺许，约所费不过万余株，足以防贼舟之抛泊。又令铜山、悬钟二水寨，时出舟师巡逻，以防逆徒窃取，如此可支十余年之利者也”（《正气堂集》卷二）。尽管明朝政府采取毁港办法，仍然禁止不了走马溪海商活动，“商船浮海攘利”，继续进行贩海谋利活动。(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