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城
历代以来,同安人官至宰相者,唯北宋苏颂一人。
苏颂(公元1020—1101年),字子容,原籍同安城关,其祖先在唐末随王潮入闽,世代为闽南望族。其父苏绅中过进士,做到知制诰(皇帝文书)。苏颂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聪敏好学,“笔枯手成胝,眼稀目生晕”,经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青年时代的苏颂学问渊博,从经史九流百家之说到天文地理,医术数学,无所不通,还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书法家呢!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23岁的苏颂与王安石同榜中了进士,做了江苏江宁县令。当时江宁县税务混乱,地主瞒田漏税,没田少宅的农民却要加租完粮,贪官恶胥,又从中盘剥,百姓苦上加苦。苏颂一上任,就决心除弊,先不动声色,多方调查,搞清楚每户的丁口田宅,然后出布告,叫百姓自报丁产(当时实行“两税法”,按田宅财产的多寡分春秋两次征税)。富户们照样瞒多报少,苏颂当堂责问:“你家还有某人及某处的田宅,为何不报?”富户们吓得目瞪口呆,以为苏颂是神仙下凡,无事不晓,只好老老实实地报产完税。苏颂把全县百姓的丁产严格核实,编成户籍,按册课税,又公平又简便,国家的收入增加了,穷人的负担也减轻了。苏颂调任颖州(现安徽阜阳)知州时,宋仁宗刚死不久,大筑皇陵,命各州县调拨大批物资。州县官们纷纷加捐派款,从中大捞一把。唯独苏颂不侵扰颖州百姓,从州库中拨出官款置买。苏颂平时生活十分俭朴,不讲排场,官声很好,连当朝宰相富弼、韩琦都夸奖他办事干练,是个清官。后调升国史馆任集贤院校理九年,便利用接触皇室藏书的机会,每天坚持背诵2000字,回家后默写保留,故熟悉了许多宫廷秘本,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学识。著名的药物学著作《本草图经》二十一卷,就是在此期间完稿。旋调升知制诰,知审刑院(中央法庭法官)。
宋神宗即位时,宋朝的政权已很不稳定,北方、西北有辽国、西夏国不断南侵,内部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国家财政日益枯竭。公元1069年,宋神宗为了挽救危机,起用著名的地主阶级改革家王安石为宰相,实行变法,以求“富国强兵”,稳定局势。可是王安石的改革措施触犯了官僚地主及高利贷商人的某些利益,遭到了以富弼、韩琦、司马光为代表的一大批“老成持重,墨守成规”的守旧派官僚的反对。苏颂由于对王安石的新法不满,便同宋敏求、李大临两位知制诰辞职,以示抗议,守旧派官僚对苏颂此举大为赞赏,称他们三人为“熙宁三舍人”(即三君子)。苏颂特别反对王安石的“青苗”、“市易”、“均输”新法,说是“与民争利”。又反对王安石在军事上对辽、夏的抵抗政策,主张对外“礼让”、“息兵”,实质上是主张对外妥协,暴露了苏颂在政治上、外交上的保守立场。不过苏颂曾屡次奉旨出使辽国,有丰富的外交经验与见闻,归而修成《华戍鲁卫信录》二百五十卷,记录了宋辽80余年间的外交秘史,给后人留下了丰富宝贵的资料。他的某些政见,也切中时弊,为王安石赞赏并加以采用。如对科举的态度,苏颂反对唐及五代以来以诗文取士,不务实学,专尚浮文的制度,极力主张学校博士“应分经课试诸生以行艺,为升俊之路”,“议贡举欲先行实,而后文艺。去弥封誊录之法,使有司参考其素行”。这就是说,学校应分系分科教育,考核学生,从中选举有实际本领的专门人材。选拔人材不能单看诗词文章,更要了解其实际本领与做人的品德如何。这种重视实践、品学兼顾的选举办法,深得王安石赏识,并付之实行。苏颂外放后,历任亳、杭、婺、扬、沧州及开封郡守,致力于整理赋税,兴修水利及屯田,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由于苏颂在政治上的守旧立场,故在王安石当政时,他很不得志,就把主要精力转入科学研究,于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主持复制先进的天文观察仪器“水运仪象台”,对祖国与世界的科技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www.daowen.com)
宋神宗和王安石死后,十多岁的哲宗继位,皇太后掌握实权,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官僚在太后支持下重新上台,尽废王安石新法,革新派与守旧派的权力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在这种背景下,1092年,苏颂以古稀之年被任为右宰相。两年后,哲宗长大亲政,为与后党争权,也想搞些新法以自立。苏颂的政见又与哲宗相左,加上年事已高,难有作为,只好辞相出任扬州知州,至1097年干脆告老退休。宋哲宗赐赠苏颂“太子少师”衔,并赐江苏丹阳良田四百亩养老。于是苏颂携家小从同安迁居丹阳,于1101年病逝,享年82岁。朝廷谥号“正简”,封赠“太师魏国公”,故民间称为“苏魏公”,有《苏魏公文集》七十二卷传世。明代同安官绅民众也建造了“苏魏公祠”与“宰相坊”来纪念他。
苏颂博学多才,为官清正,只因思想上因循守旧,在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很难有大作为。他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倒远远胜过了他的政绩。我们应当把苏颂作为一位有杰出贡献的古代大科学家来纪念。
苏颂精通医药学。在集贤院校理任上,他利用接触皇室藏书的方便,与同时代的药物学家掌禹锡、林亿等编辑补注了《嘉祐补注本草》一书,校正出版了《备急千金方》和《神农本草》,在此基础上,独力编著了《本草图经》二十一卷。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药物学巨著,是有宋一代最完善、最科学的医药书,书中继承了祖国一千多年来的古代医药学遗产,补充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发现,绘制了大量的药物图形,加以文字说明,准确地记载了各种药物的产地、形态、性质、用途、采集季节、制炼方法、鉴别方法与配伍、禁忌等,图文并茂,使用准确方便,开了明代集大成医药家李时珍《本草纲目》之先河,可惜封建统治阶级对科技发明不予重视,令此巨著在苏颂身后亡佚不传,其内容只能散见于后代诸家本草,其中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作了较多的保留和借鉴,但也未能窥其全貌。近据苏厝大队苏宜族、苏进水两同志报称:已发现《本草图经》32开本2套计72卷,分装10册。县文管会及政协文史组正派人调查、鉴定,若为真本,可谓是本县解放以来文物战线上最重大的发现,填补了医药史研究的重大空白。
苏颂一生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复制“水运仪象台”,在天文与机械制造方面攀登了11世纪的世界高峰。“水运浑仪”是东汉张衡所创制的天文仪器,可惜已失传。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梁令瓒复制,后又失传。1088年,苏颂应用自己丰富的天文、数学、机械学知识,组织科学家韩公廉、周日严等,着手进行复制。他吸收了劳动人民使用水车、筒车、桔槔、凸轮等生产机械的经验,通过精密的理论计算及模型研制,终于在短短的两年内,于1090年复制成功,把天文观察、天象演示、自动报时集于一机,把汉、唐“水运浑仪”的功能与制作水平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就这点上说,苏颂的“水运仪象台”,仅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复制,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苏颂的仪象台为正方形上狭下广的木楼式建筑,高三丈五尺,底宽二丈一尺。台分三层,上层置放“浑仪”观象,有“望筒”(窥管)以观察天体运行。中层为天象演示台,有“浑象”(天体仪),球面上画着天体星宿的形状位置,球外有经纬圈,设有“昼夜机”,可在楼内准确演示天象,与实际天象无异。这一层实际上是现代天文台室内天文演象馆的前身。底层为木阁,共分五层,每层置有数量不一的木人,分报时、刻、更等。第五层木人且能按节气变动而自动调整位置,报告日落日出。仪象台的顶部有九块活动屋面板覆盖,是现代天文台活动圆顶的“祖先”。其“浑象”一昼夜自动均匀旋转一圈,为现代转仪钟(天文台的跟踪机械)的“祖先”。其木人报时设施是在一组由水力推动的复杂的齿轮系统的带动下自动实现的。其中的“天关”(擒纵器)是近代钟表的关键部件,所以它又是钟表的“祖先”。钟表擒纵器一直被认为是欧洲人发明的。其实,发明权应归之苏颂及其研制班子。公元1094—1096年,苏颂写了《新仪象法要》三卷,详细介绍了“水运仪象台”的设计及使用方法,书中附星图63种,记录恒星1434颗。苏颂的“水运仪象台”构造精巧,应用方便,可惜靖康乱后,仪器为金兵所掠,日久失传。高宗南渡后想复制,苏颂之子苏携献上苏颂遗书,竟无人能通,苏携本人也不懂,故无法仿制。直到解放后,科学家王振铎根据有关资料,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才最终复原成功。苏颂的成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1956年3月,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的天文钟》论文中,对“水运仪象台”的制造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也多处分析、赞赏苏颂的科学成就,并把苏颂《新仪象法要》一书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苏颂不愧为11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同安文史资料》第2辑,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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