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烟公司不仅垄断了中国的烟叶原料收购市场，在生产卷烟方面，也居于同样显著的垄断地位。自一九〇二年在上海浦东建立第一个小型烟厂开始，英美烟公司以资本输入的手段，加紧掠夺原料，装置新式机器，利用中国政权腐败，战乱频仍，农村破产，大量雇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不断扩大生产规模，陆续在上海、天津、汉口、青岛等地建立了十一个新式卷烟工厂。在抗日战争前夕，这些烟厂共拥有卷烟机六百多台，其生产能力远非华商烟厂所能望其项背。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英美烟公司的卷烟总产量经常占我国卷烟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左右，居于不可超越的垄断地位。

天津英美烟公司是垄断华北卷烟业的主要基地。抗日战争以前，居于绝对的垄断地位，固不待言。即在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天津英美烟公司开工的机器仍有近百台左右，而天津其它所有的卷烟厂，包括国民党政府接收日伪的东亚烟厂在内，全部机器只有五十七台^[11]，尚不能全部开工，仅及英美烟公司的一半，其产量也成相应比例。

英美烟公司勾结历届反动政府，在捐税上享有优惠特权，生产成本大大低于民族卷烟工业，也是能够居于绝对垄断地位的重要原因。

英美烟公司自侵入中国初期，即与清政府订有《醇亲王合约》，由清政府“出示晓谕”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上给予特殊的保护。到一九二一年，又与北洋政府签订关于抽收香烟捐税办法的《声明书》，其中明确规定，英美烟公司在中国制造的卷烟，缴纳极低的捐税后，所有其它捐税“均准免纳”^[12]，而华商却无此权利。例如一九二四年时的税率，仅是按照售价征收百分之二点五，当时英美烟公司在华销售最广的“大婴孩”牌香烟，每箱（五万枝装）售价一百六十五元，才缴税四元一角二分五；“地图牌”香烟每箱售价九十元，才缴税二元二角五分。作为奢侈品的香烟，税率如此之低，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英美烟公司缴纳了这样低的税款，即可在全国各地运销无阻，这是华商绝对无法企及的优惠特权。(www.daowen.com)

及至国民党统治时期，反动政府与英美烟公司紧密勾结，出卖主权的勾当就更为变本加厉。从一九二八年一月开始，国民党政府对卷烟按其质量等级、售价高低，分七级征税。其后为了满足英美烟公司的利益需要，一再调整税制和税率。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连续将卷烟税从七级制改为三级制，最后竟改为二级制。英美烟公司主要生产高级烟和中级烟。民族资本卷烟厂主要生产低级烟。征税的级别愈简化，愈有利于高、中级烟，愈不利于低级烟。由七级制改为二级制的过程中，低级烟的税率不断提高，由百分之十四点六七提高到百分之五十六点九八；而高级烟的税率却相应地不断降低，从百分之二十六减为百分之十六，税率最低时还不到百分之十。一九三一年，英美烟公司天津部写给上海驻华总部的调查报告中，就情不自禁非常高兴地说：“华商认为新税制将损害他们的业务……。对本公司来说，新税制将证明是十分有利的。”

除公开逢迎帝国主义以外，国民党反动政府还以秘密协定的方式，出卖更多的主权。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在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连遭失败以后，死不甘心，妄图继续进行第五次“围剿”，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为此通过议案，决定对内进行疯狂搜刮，对外不惜出卖主权举借外债，以筹措“豫、鄂、皖、赣四省剿赤军费治标一百八十万元，治本一千五百万元”。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国民党反动政府向英美烟公司乞求一千万银元或七十五万英镑的借款。提出的条件是：第一，由财政部以相当于借款金额的卷烟税印花票，交付英美烟公司作为抵押品；第二，保证在借款期间，两级制烟税及其税率都不变更。英美烟公司的伦敦总公司同意以英镑借款，但提出更苛刻的条件，除强调两级税制和税率不得变更外，还规定：（1）在国民党政府无力偿还借款时，英美烟公司有权将所保管的烟税印花票抵充借款本息，不再另缴烟税；（2）抵押品烟税印花票的总额应包括利息（按年息八厘计算），即由财政部交付英美烟公司作为抵押品的印花税票，不是相当于本金七十五万英镑，而是相当于包括本息在内的八十一万五千英镑。这是公开的讹诈和掠夺。即使是这样屈辱的条件，国民党政府也接受了。

此外，由于国民党各地税局经费拮据，英美烟公司还经常以代垫各地税局经费，或是其它名义，有意提前缴纳税款，预购印花税票；凡是预购印花税票，都经国民党政府默许，可以取得八折优待。英美烟公司所产高中级烟的税率本来就低，再按八折缴款，成本更显著降低了。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不惜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奴颜婢膝地向帝国主义乞求施舍。英美烟公司在投资、原料、机器等方面既拥有那样的优势条件，在捐税方面又取得这样优惠的待遇，自然更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削中国的工人、农民，轻而易举地摧毁中国的民族卷烟工业，放手掠夺中国的巨额财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