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天津外国传教士的窥探与破坏

天津外国传教士的窥探与破坏

时间:2023-09-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面临天津解放,外国传教士不甘心失败,决心作孤注一掷。首先是狄克逊负责联络并转送在中国的所有美国传教士撤退。狄克逊送走从天津路过的传教士,还不是他最重要的任务,他留在天津还有更大的目的和更重要的使命,主要是窥测方向,伺机破坏,以求一逞。狄克逊在青年工作方面,搞的活动更加猖狂。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帝发动侵朝战争,狄克逊欣喜欲狂,认为美蒋卷土重来的时机已到,变本加厉地进行破坏活动。

天津外国传教士的窥探与破坏

面临天津解放,外国传教士不甘心失败,决心作孤注一掷。仍以狄克逊作为典型例子。快要解放时,狄克逊精神非常紧张,穿上了中式长棉袍和棉靴头,声言要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人关进集中营那样,准备再进共产党的集中营。解放后,他更加恐慌,疑神疑鬼,感到好象千百万人民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但他仍坚持不走。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中美关系顿形紧张,他老婆吓得仓皇逃跑了。但狄仍赖着不走。他老婆曾对中国牧师说,狄“有重要使命,不能走。”究竟什么是狄克逊的重要使命呢?

首先是狄克逊负责联络并转送在中国的所有美国传教士撤退。当时天津的港口对外开放,所有传教士都必须经由天津离开我国。狄克逊当时分别联系了北京、上海青岛等地的美国传教士,安排这些人的撤退事宜,做好一切准备,把这些人一一护送出境。只剩下天津的普仁德(M.M.Prentice)、谭路瑞(L.Battin)和他最后撤走。

一九五〇年十月,卫理公会中央议会会督团主席黄安素(R.A.Ward)这个全国卫理公会的总头目撤离路过天津时,狄克逊为他召集了一系列会议和安排多次个人谈话,搞撤退前的应变部署。当时华北年议会的主要负责人,包括年议会会计郝德安、北京神学院院长李步青、北京汇文中学校长高凤山、年议会宗教教育部代理总干事陈际云、昌黎汇文中学校长徐维廉等,都齐集天津和黄安素见面。在一次华北年议会主要负责人和天津教区全体教牧人员的送别会上,黄安素发表反共演说,他说:“共产党是采取吃掉果子砍掉树的办法,来对付教会和教会学校医院。”他散布变天思想,说:“你们现在正处在风暴中,隔岸才有光明,希望你们不久便可透过风暴,看到光明。”最后利用圣经鼓动与会者同共产党死拼,说:“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当时正是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逐渐展开之际,全国各地包括天津正在征集教徒在《革新宣言》上签名。黄安素对此非常恼火,他威胁说:“你们既然在《革新宣言》上签了名,我们美国来的钱,你们还要不要?!”还威胁说:“如果你们不能起应起的作用,我们就不把钱给你们了,而要用到更有用的地方去。”最后,他又狡诈地说,“如果按美国的心愿办事,差会就将继续来钱。”卫理公会中央议会的会计乐安伦(Lovejoy)在撤退路过天津时也说:“美国差会还要给中国教会三年钱。”于是华北年议会会计郝德安提出了一个“桥梁不断,细水长流”的依附帝国主义的经济帮助的方针,想要靠外国人给卫理公会留下的几亿元(旧币)和国外寄来的秘密津贴,来维持教会,替帝国主义看守老摊。

狄克逊送走从天津路过的传教士,还不是他最重要的任务,他留在天津还有更大的目的和更重要的使命,主要是窥测方向,伺机破坏,以求一逞。狄克逊看到从国外寄来了秘密津贴,中国教牧人员偷偷接受,特别是天津圣经神学院,从一九四九年到五〇年,接受内地会瑞典传教士安德生转来的秘密津贴七次,接受资本家郝渭泉转来的一次,共计美金八百多元。神学院负责人为表示对美国传教士的感激并获取更多的津贴,于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通过狄克逊和安德生,分别把神学院一九四九年毕业生的照片和一九五〇年全体师生合影寄到国外,并报告神学院的招生情况和毕业人数。狄克逊对这些感到心满意足,认为他没有白费心机,仍能把一些中国教牧人员笼络在美国营垒里。他更注意的是中国教牧人员的政治动向,当他看到解放前后教会里弥漫着亲美反共的反动气氛,许多反动“游行布道”从全国各地窜到天津,和本市一些教牧人员互相唱和,大搞“培灵会”、“布道会”,攻击共产党,把解放说成是“教难”临头,利用圣经上最恶毒的字眼影射攻击共产党,诅咒社会主义是“世界末日”、“黑暗时代”,鼓动教徒同共产党死拼,狄克逊很高兴,称赞这些是“上帝忠心的仆人”、“传扬基督的福音”,认为帝国主义的反动宣传已经收到了效果。(www.daowen.com)

狄克逊看到有机可乘,就大大施展他搞颠复破坏活动的伎俩。他幻想美帝卷土重来,狂妄叫嚣“要看到共产党的破产”。他大肆进行反动宣传,利用反动书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和希特勒开始的时候完全一样”,叫喊“任何极权主义和基督教都是根本不相容的”。他影射攻击中国是“黑暗”,是“地狱”,制造恐怖气氛,散布反共仇共情绪,挑拨教徒与共产党对立。他大搞“教会合一”,鼓吹公会派和属灵派的联合,妄图建立“反共神圣同盟”,对抗共产党。

狄克逊在青年工作方面,搞的活动更加猖狂。他组织起一些主要教会投入青年归主大会,加紧毒害青年,支持提供维斯理堂作为青年归主大会的会场,又是霓虹灯,又是广播喇叭,极尽宣传鼓动之能事。狄克逊特别鼓吹号召青年“立志献身”,诱使青年“认罪悔改”,“献身归主”。按“献身”的英文字义就是“投降”,这显然是挖掉青年的爱国心,使他们投向帝国主义。狄在青年工作上也大搞“合一”,把S.C.M.和I.V.F.[5]两派拉到一起,共同对付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的夏令会上,他进行拉拢劝诱,使两派教徒学生组成天津基督徒学生团契联合会,后来演变成天津基督徒学生联合会,通称学生祷告会。狄克逊还从上海、北京请来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在天津大肆进行反共叫嚣。

一九五〇年六月,美帝发动侵朝战争,狄克逊欣喜欲狂,认为美蒋卷土重来的时机已到,变本加厉地进行破坏活动。他大肆宣扬美国原子弹的威力,散布恐美思想毒素;他还利用宗教,极力阻挠破坏青年参军参干,叫嚷“我们要爱仇敌,参军不符合上帝的旨意”,破坏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种种活动,不一而足。正当狄克逊作着美帝卷土重来的好梦时,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如同一声惊雷,打破了他的幻想。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