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革命的迅猛发展惊破了帝国主义分子的美梦，帝国主义传教士高兴得没有多久，到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发生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华北面临全面解放，帝国主义传教士感到“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有些传教士在天津解放前夕，就吓得仑皇逃跑了，也有些传教士还想留下来观察动静。解放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广大人民群众是拥护共产党的，少数留下来的传教士也感到呆不住了，在抗美援朝运动以后陆续撤退。极少数负有一些使命的传教士到最后才撤离天津。从国籍上看，美国传教士先撤完，其次是英国传教士，再后是瑞典、西德等国的传教士。

正当天津面临解放、帝国主义分子惶恐不安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美国传教士从美国匆匆来津，搜集情报和进行打气活动。天津青年会和女青年会早在一九三四年就没有外国干事了，可是临近解放，在一九四八年，由美国通过全国协会分别派来美国传教士华展谟（James Hall）和来其英（Jean Lyon）来津活动。

华展谟一来到天津，就伙同狄克逊到东北临时中学大搞传教和救济活动。他在天津租楼房，买汽车，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一九四八年十月，号称“世界游行布道家”的美国传教士艾迪（Sherwood Eddy）来津，在狄克逊操纵下，由青年会出面，华展谟负责招待，在维斯理堂请艾迪进行连续三天的“奋兴布道”，散布帝国主义毒素，为反动势力打气，天天人满，坐无虚席。开幕时，由国民党市长杜建时用英语致欢迎词，照狄克逊的老婆狄梅锡辉（E.M.Dixon）为杜代拟的讲稿宣读。会后还由天津基督教知名人士雍剑秋设宴招待。艾迪曾到南开大学向学生布道，他还特意跑到监狱去见在押的大汉奸温世珍。艾迪每次外出活动，都由华展谟驾驶汽车接送。华于解放前夕逃回美国。

来其英是由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应变委员会指派，来到新设的华北办事处作为咨询人，利用此身份了解北方动态。来其英出生在中国，她自称“中国人”。她曾在美国替宋美龄安排访美和宣传活动日程。她还以记者的名义，担任国民党中宣部长董显光驻美办事处代表夏普麟的秘书。一九四六年，美国女青年会国外部未经中国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同意，突然派她来到上海，然后深入各地女青年会，拍了二百多张照片，连同搜集的情况，寄回美国国务院和国民党中宣部驻美办事处。她还曾企图到解放区去，也未能得逞。这次她在京津一带了解不少情况。解放后，她乘船逃回美国，路经上海时，把协会负责人找到船上谈话，了解情况，并带走了上海解放以来的全部《解放日报》。

天津各教会外国传教士临撤退前，都对教会的组织人事方面进行了应变部署，妄图继续对教会进行遥控，设法保住阵地，幻想有朝一日卷土重来。

首先是在人事上安插亲信，守住老摊。外国传教士撤退时，在各教会的主要职位上，安插了他们长期培养并认为可靠的人。如对各大公会教区一级的负责人，都作了精心的安置。卫理公会天津教区的教区长安插了一个所谓“元老派”的牧师；中华基督教会天津区会由外地调来了一个他们信得过的传道人，于一九四八年来津，后来封立牧师，安排作区会主席；循道公会华北教区安排了刚从英国深造回来的牧师作教区主席；对于天津各主要堂口，也安排了他们认为可靠的人。

对于教会设立的学校医院，外国传教士也作了精心安排。如卫理公会的汇文中学和中西女中，分别由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多年培养出来的两个人作校长，中华基督教会的新学中学，公理会的究真中学和仰山女中也是这样安排了校长。对于妇婴医院院长的职位，狄克逊煞费苦心，亲自出马分别请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和天津结核病防治院的教徒大夫到妇婴医院担任院长，都没有成功，最后从唐山找来一个私人开业的教徒大夫作院长。

外国传教士对通圣会的组织人事安排更为突出。通圣会属于美国差会系统，一九一〇年传入中国，在鲁西一带活动，一九三〇年迁来天津，在天津设立教会及圣经神学院，但没有教区组织。解放前夕，美国传教士新成立了通圣会天津教区，和神学院分开，并分别安排了负责人。神学院院长是由一个抗日战争时期替美帝保存教产有功的人负责。因此神学院在思想上仍受帝国主义的控制，使该院师生在解放后长期和反帝爱国运动对立。(www.daowen.com)

帝国主义传教士在天津，除了利用宗教从政治上攻击共产党“逼迫宗教”制造反动舆论以外，还从组织上大搞“基督化家庭运动”，准备在解放后化整为零，转入地下，进行秘密分散活动。他们把家庭看作是“教会和学校最好的根据地”，是“最后防线的基地”，说什么“苏联的教会得有今天，完全由老祖母维持，每个家庭都有祭坛。”在狄克逊等人的策动指挥下，天津维斯理堂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大搞“基督化家庭运动周”，推动“全家归主运动”。

在经济房产方面，帝国主义传教士也作了周密安排，继续遥控，藕断丝连。

有些外国传教士在撤走前，授意如果中国教会按照帝国主义意图办事，他们可以继续进行资助。如天津圣经神学院院长文恒德（K.P.Weche）于一九四八年撤走前，向继任的中国院长许诺说：“我们回国后，在经济上仍尽可能继续帮助神学院。”他还把神学院同国外的联系，转到狄克逊那里，狄撤走时又把关系转到内地会瑞典传教士安德生（Anderson）处。

各教会的外国传教士在撤离天津时，都幻想过两年卷土重来，散布了“二年归来论”的变天思想。通圣会文恒德撤退前，把个人自行车和衣物等留给中国传道人，嘱咐说：“妥为保存，过二年还要回来。”这是帝国主义分子的梦想。

差会系统各教会的房产，帝国主义传教士一向认为属于他们所有，死死抓住产权不放。在原始契纸上，都是用的外国传教士的名字，而且写着“大美国”、“大英国”的字样。在解放以前，他们把原始契纸拍了照片留下，把契纸送出国外，以此确保产权。在这些传教士撤走前，他们把教产委托中国人保管。解放后办理登记时，由中国传道人作为外国财产的代理人进行登记，有些教会还成立了“房产保管委员会”，负责替外国保管、使用或出租。

天津市各差会系统教会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帝国主义差会。但为了应付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有些教会搞了有名无实的“自立自养”。面临解放的急剧变化，帝国主义传教士采取了各种方式来维持教会经济，守住教会老摊。不少教会这时搞起了生产，以加强自立自养。其中突出的是公理会，于一九四八年召开了天津公理会冬令会全体代表会，所有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牧人员都出席了这次应变部署会议。会议由美国传教士司徒大卫主持，他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共产党打进来以后，教会工作如何进行？”代表们人心惶惶，纷纷议论，最后一致认为，只要经济能维持，教会工作就能继续下去，因此教会现行制度必须有所变动。于是决定在冈纬路教会设立“妇女缝纫传习班”，在西沽教会设立“木工传习班”，并且打算推广到教区所属各县的三十余处教会。两个传习班分别招收教区所属各县教会支会教徒家庭的年满十八岁的男女青年参加，规定三年学徒期满，出师后回到各县支会，设立并领导缝纫班和木工班，并且规定每星期日在车间分别召集男女青年举行礼拜，利用车间进行传教活动。这样既可赚钱维持教会，又可借劳动生产应付共产党。但是这种如意算盘迁到了重重困难，到“三反”、“五反”运动期间，两个班都宣告结束了。其他教会搞的生产，也多半因与解放后的革命形势发展格格不入，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