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与天津教会关系中断。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又重返天津，重整旗鼓，准备大发展。他们把太平洋战争时期被迫转让给中国人的教会阵地，重新拿回到自己手中，并且尽力扩大宗教影响。其中卫理公会的美国传教士狄克逊（E.E.Dixon）是一个典型例子。

狄克逊青年时当过兵，一九二〇年后作了传教士，来天津汇文中学担任教员并负责宗教工作，除一度担任卫理公会遵化教区布道使外，大部分时间在天津，后来任天津教区布道使。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被关进山东潍县集中营。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他回到美国。一九四六年春季，他就跟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后面，重新来到天津，控制了卫理公会。当时他踌躇满志，很想大干一番。他除了控制市内卫理公会天津教区和四个教堂的经常活动以外，还在一九四七年华北年议会上，由他和教区长王锡之以及维斯理堂执事长、大来木行经理阮渭泾组成卫理公会“百年纪念堂筹建委办”，在塘沽这个华北水陆交通重地置买了一块土地，打算在那里建立一个“卫理公会百年纪念堂”，纪念卫理公会传入中国一百周年，以表彰美国传教士的“功绩”；并计划为大来木行修建一个码头，为年议会创建一个农场，标榜教会关心国计民生，为社会谋“福利”。他还在一九四七年卫理公会华北年议会上，策动阮渭泾宣布天津教区实现“自立自养”，从形式上给人以摆脱帝国主义关系的印象。

狄克逊除了控制卫理公会以外，还把黑手伸到四面八方。他挤进了“天津基督教联合会”，充当顾问，插手研究所谓“特殊事工”^[1]；曾策划选派联合会主席和维斯理堂牧师去南京出席“奋进运动领袖研讨会”^[2]这个全国性的基督教应变部署会议，并根据会议部署，大力推动全市性的“奋进”活动；他策划并组织监狱布道，和在押的大汉奸温世珍拉拢勾结，企图在监狱内建造教堂。他通过教会大搞所谓“慈善”事业，散发美国救济物资。此外，他还操纵控制了合一教会^[3]和青年归主大会^[4]。(www.daowen.com)

狄克逊特别重视青年工作，他曾向一个中国传道人说：“青年是将来教会的根基，”“一个教会有没有生气，要看它是不是有青年人。”他不仅于一九四七年在卫理公会亲自着手恢复了“秋令会”，而且创立了“培灵周”，在华北年议会组织了“培灵团”，由狄自任团长。这两个活动都是以“培灵”为名，向青年灌输帝国主义毒素，它所起的反动作用，在解放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他还利用在抗战时期曾一度担任过青年会副总干事之便，积极插手青年会到全市各大专学校组织“学生团契”的活动，并且策划组织了全市性的“基督教青年工作委员会”，打算由教会和男、女青年会通力协作，大搞基督教青年和学生工作，把宗教势力伸向大专院校。该委员会于一九四七年成立，选出狄克逊为主委，公理会的美国传教士司徒大卫（David Stowe）为副主委，委员中的外国传教士还有卫理公会的邱文明（A.B.Coole，美籍），循道公会的罗立德（L.Robinson，英籍），中华基督教会的汤普森（Thompson，英籍）等人。在开会时，狄拿出一张天津市大地图，用各种记号标志出教会、男女青年会和大、中学校的所在地，提出了要求各教会就近负责开展临近的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基督教学生工作。接着狄克逊就乘青年会在大专院校开展学生工作之机，以基督教青年工作委员会主委的名义，打入了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省立女师学院、省立工学院，成立“基督教学生团契”，在南开中学恢复了学校青年会，并在一九四七和四八年暑假，伙同青年会举办全市性的青年“夏令会”。此外，狄还特地到东北临时中学向所谓“流亡”天津的东北学生大搞布道活动。从各方面看，俨然摆开了“基督教占领天津”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