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贵宾这个来中国五十年之久的凶恶而又顽固的帝国主义分子，是绝对不会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千方百计，使尽浑身解数，妄图长期赖在天津不走。

在反帝爱国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形势下，文贵宾这头老狐狸逐渐现出了原形。一九五一年四月成立革新促进会以后，爱国神甫和广大教友对文贵宾的斗争日趋尖锐，针对文所说的：“参加革新有罪，要受惩罚”，纷纷向文提出质问：“爱国有什么罪？”文来不及招架，语无伦次地说：“你们可以爱国，但不要爱教（按：意思是不要搞革新）。”作为一个“主教”，竟然说“不要爱教”，岂不滑稽！在神甫和教友的愤怒斥责下，文无法自园其说，弄得面红耳赤，狼狈不堪。

与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的还有经济斗争。过去文贵宾把天津教区的经济大权交给了“荷兰帮”，先由杨仁祉掌握，一九四七年杨被赶走后由梅荣久（Mess）接替。解放初期，梅把教区的物资变卖或转移，并把教区的房地契全部拍了照片，于一九五〇年携带巨款和房地契照片以及一些重要文件，逃离我国。此后，文贵宾又让郑化民掌管经济，教区的账目从不向中国神甫公开，文还让郑化民私下交给赵振亚三千五百万元（旧币），作为反动活动的经费。一九五一年初，郑又盗去一批现款，逃往国外，行前还大肆散布变天言论，妄图卷土重来。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天津教区的经济问题也引起了注意。一九五一年五月四日，中国神甫向文贵宾查询天津教区的经济情况，并责令他交出账目和资金，文自知无法抵赖，只好说出实话，这时整个教区只剩了一本流水账和二千来万元（旧币）的现款。追问他钱和账目都到那里去了，他才说出：“卜相贤曾借去两亿元（旧币），账目被郑化民和梅荣久烧了，现金已被他们携出国外。”中国神甫一听都气坏了，根据教会法典向他进行了两小时的质问，文贵宾耷拉着脑袋，无言答对。又经十一日、十八日两次三百余名教友的追询大会，文理屈词穷，只得承认他在经济问题上完全违背了“法典”，这样一来就打掉了他的“主教”威风。

一九五〇年十月文贵宾还曾写信给巴黎圣婴会说：“我们不晓得我们今后的命运，但我们要尽可能地坚持。”

可是，经过几次交锋，这时文贵宾看来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败局已定了。这个曾经扬言“昂首以待即将来临的风暴”的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坚持”到最后的十字军“勇士”，他的“首”再也“昂”不起来了，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被声势浩大的斗争吓破了胆。当公安局对他传讯时，在确凿的罪证面前，只有低下头来，乖乖地承认他几十年来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种种罪行。下面就是他的亲笔供词：

我承认下列错误：

一、徐树强财产问题，我曾隐匿汉奸徐树强财产未向政府报告，我承认错误。

二、刘益民神甫在国民党时期组织反动的武装，有害中国人民。我没有摘他的神权及在教内给以任何处罚。

三、圣母御待团是我在天津组织的。

四、法籍神甫司仪芳曾作美国间谍，我没有在教内给他惩罚。

五、比籍神甫雷震远在天津成立特务组织民众建国协进会，我没有阻止教友们参加。(www.daowen.com)

六、我曾反对革新运动，亲笔起草《天主教中国全体主教声明》，送给南京黎培里印发。

七、我曾散发《天主教怎样对付共产党》、《恐怖的共产主义》、《学习参考》、《圣而公教会》等反对中国人民、反对革新运动的小册子。

文贵宾（签字）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根据文贵宾所犯的严重罪行，公安局接受广大人民和爱国教徒的要求，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廿八日将文贵宾驱逐出境。至此，这个恶贯满盈的帝国主义分子只好垂头丧气地滚出中国。

（谢纪恩整理）

【注释】

[1]圣婴会是在梵蒂冈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所谓“救济”组织，专门搜集世界各地“传教区”有关青年和儿童的情报。总会设在法国首都巴黎。

[2]本段文中带引号的部分均摘自《圣母军手册》。

[3]《现代问题解答》是上海天主教中央局出版的反动书刊，内容涉及到政治、宗教、社会、家庭、哲学等各个方面。先是分题出版，一题一册，后来合订成书，改名《人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