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贵宾“昂首”的又一招，就是组织起臭名昭著的反动组织“圣母军”，把阴谋破坏活动逐步渗入到教徒群众中去。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六月底，文贵宾以天津教区主教的名义，打着“敬礼圣母”的旗号，在全市大张旗鼓地发动了一次所谓“圣母访问学校、家庭”的活动。他利用教友崇敬圣母的宗教感情，抬着圣母像四出“巡幸”，闹得满城风雨。这次活动，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他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写给美国传信会的信中说得明白：

“为了得到圣母的保护来反对共产主义，天津神职人员组织了一个新的敬礼，一尊经过祝圣的圣母像访问全市的公教学校、公教进行会及部分教友家庭，达八十日之久。”

文贵宾在这里说的够多么清楚：抬出“圣母”来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

在这次活动的基础上，一九四八年八月，文贵宾在天津教区开始筹划成立反动组织“圣母军”。这年春天，黎培里和美帝分子华理柱（W.A.Mcgrath，天主教中央局——亦名天主教教务协进委员会的秘书长）已经策划从爱尔兰（世界“圣母军”组织的发源地）请来莫克勤负责组织中国“圣母军”，总部设在上海天主教中央局。文贵宾认为“圣母军”正好适应天津教区反共应变的需要，特派柏恩（Gerard Beunen，荷籍）去武汉，把正在那里进行活动的莫克勤请来天津，指导天津教区“圣母军”的组织工作。当时中国神甫由于同“荷兰帮”之间的矛盾，对成立“圣母军”表现不大热心。文贵宾对此极为恼火，利用主教的权力，三令五申地胁迫中国神甫参加“圣母军”。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圣母军”天津分会正式宣告成立，总部设在建设路六十号（解放前美国战略情报处所在地），由荷兰神甫柏恩担任指导司锋。这时天津教区一半以上的堂口都有了“圣母军”的组织。到天津解放时，“圣母军”天津分会已发展到六个区会，下辖五十八个支会。“圣母军”的势力不仅发展到各个堂口，而且也打进了各个教会学校和医院，形成了一支在文贵宾“主教权杖”指挥下的庞大的反共别动队。

文贵宾于一九五〇年十月写信给巴黎圣婴会，汇报天津“圣母军”的情况：

“今年大约您的组织以为我们的各项事业已被封闭，所以没有给我们任何援助。我相信，在您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后，还会尽力协助我们的。……说实话，这两年来市内的教友很活跃，我们的圣母军约有七十个支会，会员作出了惊人的成绩。啊！我们若能去农村下会（按：从天津派神甫到农村去搞宗教活动），在那里一定要组织圣母军，但是，人家禁止我们离开城市，连中国神甫下会都很困难。起码我们保住在市内居住的二万五千教友。”

文贵宾妄想到农村发展“圣母军”的野心是不可能实现的，难怪他要望洋兴叹了。(www.daowen.com)

“圣母军”这个反动组织，以“敬礼圣母”为招牌，借口“共产党不信神”，鼓动“教友担起传教的责任”，要他们“打进各个角落”，“选择具有价值的对象”，并“千变万化地工作”，要作到“根本上隐而不现”。主要目的是和共产党政权“作殊死的斗争”，“推翻它的基础，在它的残碑断碣上树立起基督神国的旗帜”。“圣母军”的内部有极严厉的“禁戒”和“军纪”，“团员”必须“绝对服从”，并须“迅速地、高兴地接受任何所不愿意的位置与命令”，以求“名副其实，真正成为一个军队。”^[2]

文贵宾完完全全按照“圣母军”的组织原则和行动纲领办事，他对“选择具有价值的对象”心领神会，在天津“圣母军”内吸收了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包括有国民党党棍、三青团骨干、特务、伪军官等，都成了“圣母军”的首脑和骨干分子。此外，还吸收一贯道徒和逃亡地主，先入天主教，后入“圣母军”。

在文贵宾的策动下，“圣母军”的势力还自天津向华北、东北各地伸展。

文贵宾利用“圣母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动活动，经常制造谣言，破坏各项政治运动和党的政策法令。一九四九年秋，文贵宾从上海请来“圣母军”全国总部的头子沈士贤主持在西开教堂召开的全市“圣母军”“团员”的宣誓大会。在会上，沈士贤公然利用讲道诅咒新中国的政权“不会很长”，并号召“团员”为颠覆新中国的政权而勇敢战斗，其反动气焰之嚣张可谓达于极点。

老奸巨猾的文贵宾因为怕“圣母军”的这个“军”字容易引起政府注意，不利于“圣母军”的活动，于是在解放后不久，就改名为“圣母御侍团”。过了不久，他又怕这个名字也会露出马脚，于是在一九五〇年，再次改名为“圣母慈爱祈祷会”，并妄图取得“合法团体”的地位。尽管文贵宾耍尽花招，他的阴谋也未能得逞。

一九五一年七月，政府明令取缔“圣母军”，逮捕了首要罪犯。受骗参加“圣母军”的教徒，纷纷登记，声明退出。至此，文贵宾借“圣母军”破坏革命政权的罪恶阴谋又一次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