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面临全国解放前夕，南京总主教于斌匆匆飞往梵蒂冈，向教皇庇护十二世汇报中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天主教的情况，请示对策。庇护十二世指示中国各教区的大、小修道院一律撤退，神职人员中“少数有特殊危险者”也应撤退。

教皇的指示传到天津时，文贵宾正面对即将到来的解放，陷入生平最大的苦恼之中，忧心如焚，苦思对策。这位“主教大人”坐在他的宝座上，回想几十年作威作福的主教权势，眼看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天津教区的庞大势力，转瞬间即将成为过眼云烟。他不甘心失败，他害怕失掉这一切。教皇的指示是文贵宾所不取的，他认为如果照办就等于承认失败并放弃一切既得利益。所以他宁可不听教皇为“安全”而撤退的命令，也要冒险留下来与共产党拚到底。当时，全国各教区的大修道生都按照梵蒂冈的指示纷纷逃往国外，在北京修道的天津的大修道生向文贵宾请示时，文暴跳如雷地喊叫：“一点勇敢也没有，共产党还没来就都吓跑了，逃跑就把大修道院搞散了！宁可致命，谁也不能走！”在天津的传教士当中，文迫于法国领事的命令，只让罪恶昭彰的国际间谍司仪芳南逃，其余都留在天津，窥测方向，伺机蠢动。

文贵宾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写给波士顿传信会的信中，表达了他想要赖在天津不走的决心：

“一个人若仅仅顾个人的安全，匆匆离去肯定会有足>够的时间，……但是，个人的安全不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许多外国传教士留下来，因为他们留在这里有许多好处。……”

文贵宾之所以不走，是因为留下来有重要的事情等待他去干。尽管文贵宾的立场是如此的顽固而又反动，但他的本质却是极其虚弱的，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写给传信会的另一封信中表现出色厉内荏的心理状态，他怀着恐怖的心情写道：

“目前有上百的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逃亡的传教士还是世俗人，正逃往中国南方或菲律宾。有的人已把他们的财物运走了，正准备逃走。这一切是因为恐怖在敲我们的门：害怕共产党即将到来的危险，……害怕人们对我们的虐待并把我们交于肆无忌惮的共产党及匪徒手中，害怕遭受迫害、监禁及充军到西伯利亚去开矿。但我们不顾这一切，要留在这里，昂首以待即将来临的风暴。您在美国并不了解一个长期受恐怖折磨的心灵上的痛苦。”

文贵宾的心情是那样的惶悚不安，可是他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英雄”，留下来“昂首以待即将来临的风暴”。他就象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还要孤注一掷。(www.daowen.com)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了。他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写给美国传信会的信中说：

“这里的形势至今不算太坏，我们等待更恶劣的形势。目前新政府没有过分地干涉我们的工作，然而我们仍是稍加谨慎而不太活跃。……

“我们尽可能地留在这里作一些可能作的好事！

“很奇怪，正是现在有了许多新的归化者。我们确信，若是新的政权垮台，我们的教会将有一个真正的发展。”

文贵宾到底按照他所谓的“昂首以待”留在天津了，用他的话说，目的是为了“作一些可能作的好事”，也就是从事捣乱的活动，破坏中国革命。他幻想变天，诅咒“新政权垮台”。但这只不过是他的痴心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