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形势的急剧发展出乎文贵宾意料之外，致使这个死硬的帝国主义分子惊恐万状，手足失措，发出阵阵哀鸣。一九四八年四月，他写信给巴黎圣婴会^[1]说：

“中国北方大部地区已被共产党占领了。他们真是魔鬼主使的人……。我教区所属传教士的二十六个据点，十六个已被红军控制，郊区的五个也处于被占领的危机中。……连续内战和通货膨胀给市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修女们为了维持她们的孤儿院，所需要的费用是巨大的。我相信，用贵会给予我的款项资助两座孤儿院是正确的。……”

对此，巴黎圣婴会于同年五月十一日和七月十九日连续给文贵宾写了两封回信。第一封信写道：

“您的信刚刚接到，我们的最高参议会能在适当的时机给您六千零五十美元的特殊援助，我很高兴。

“中国传教区经常遭受教难的威胁，对此，我们感到忧虑，并愿予以有效的援助。主教，盼望圣母保护您勇敢和镇静，也恩准您的好教区免除共产主义浪潮的威胁。

“我感谢您给我寄来许多动人的资料和有关这些资料的照片。……”

第二封信写道：(www.daowen.com)

“我很荣幸地通知您，最高参议会决定拨给天津教区补助费五千四百五十美元……。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要求您给我们寄来一些有关传教士的资料和照片，为出版年鉴……。”

又是美元津贴，又是精神安慰，文贵宾恐惧之余，似乎又有所寄托了。巴黎圣婴会的两封信都提到了文贵宾向法国提供了“动人的资料”，还有“照片”，究竟都是些什么内容，在教会档案中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但属于国外所迫切需要的情报，看来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一再给文贵宾以“特殊援助”。文贵宾对此也是感激涕零的，对上级的意图也能心领神会，在一九四八年九月三十日给巴黎的通信表现得非常露骨。他十分懂得只有坚决反共才能讨得主子的欢心和赏赐，所以他不惜采取卑鄙的造谣手段，发泄对中国共产党的仇恨。信中写道：

“四月底，我接到了最高参议会给我的一笔六千零五十美元的特殊援助，又从您七月给我的信里得知还有一项五千四百五十元的补助金，主教大人，我是多么感激您和您的高等参议会呀！……

“虽然法国同中国的距离很远，但您对华北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劣也略有所闻。共产党控制了北平、天津之间和它们四邻周围二十公里以外的广大地区。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作的坏事是罄竹难书的。在这些地区内，他们断绝了广大人民的交通，破坏了铁路，分了土地、财物，抓捕劳工，灌输唯物主义思想等。大约有十万农民逃亡到北平和天津，这两大城市贫困已极。在这些勇敢的难民中，有人在北平、天津有父母、亲朋，也就有了投靠，但许多人没有安身之处，因此，夜宿街头，沦为乞丐。”

文贵宾的信，没有任何宗教语言，完全是赤裸裸的反共喧嚣，而且是极尽造谣之能事，但却把文贵宾在革命风暴面前的恐惧和悲哀神态活生生地勾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