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溥（Marcel Leopold），原系法国籍犹太人。在第一次欧战时，他应征入伍，后从军中潜逃，化钱买到一纸瑞士护照，辗转流荡，来到中国。一九二五年从海参威流浪到天津，当时，瑞士在天津没有设立领事馆，领事事务由瑞商利丰洋行代办，对李亚溥的来历也未深究，从此便成为瑞士籍的侨民。

李亚溥来津时，年方二十多岁，精明干练，善于钻营，不久就在法商利喊洋行谋到一个专门兜售珠宝翠钻的跑外职业。干这行生意，经常出入于租界里的大公馆，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社会上的上层人物，如军阀、政客、遗老、买办、名绅、富商等人及其眷属。对这些有钱有势的人物，李亚溥极尽谄媚阿谀之能事，很博得一些贵妇人们的欢心，因此李亚溥除了招揽生意之外，也经常涉足于这些上层人物的社交活动。当时，正是军阀混战时期，李亚溥结交了一些军阀，又兼做起军火生意，由小量到大宗，发了点战争财。后来，他为了替东北军于学忠等人的军队购买军火，还曾亲往比利时等国去接洽。总之，生意作得颇为顺手。李亚溥初来天津时，光棍一人，两手空空；但不出一二年，他衣履阔绰，手有积蓄，并且与一个白俄舞女姘居，成为一个有家有业的小洋商了。

李亚溥一心要往上爬，利喊洋行跑街的身份太低微了。他离开了利喊洋行，另寻门路。李亚溥在业务交往中，认识了一个名叫孙秀岩的资本家，他是太平洋德记钟表行（在日租界）和德秀斋钟表店（在东南城角）的东家兼经理。李就找孙商议，吹嘘他对瑞士钟表业如何熟悉，作钟表进口生意如何能赚大钱，孙被他说动了心，表示尽力从经济上帮助他。就这样，李亚溥开设了利华洋行，地点就在现在解放北路148号的一间小门面的楼上。小本经营，专作钟表与珠钻生意。利华洋行雇了个姓刘的工友，在办理洋行注册登记时，李亚溥不出自己的名字，用的是工友刘某之子刘华堂的名字，以备一旦亏累破产，可以来个金蝉脱壳，逃之夭夭。

利华洋行于一九二七年开业，生意作得一帆风顺。这时，李亚溥又拢络了一个名叫鲁东侯的资本家，鲁在天津开设聚丰号等五个当铺，还有鲁丰珠宝店和锦记货栈。李、鲁两家合作，相得益彰，利华洋行从经营珠钻钟表生意又扩大到作押当生意，以珠钻抵押借款，更能谋取高额利润。李亚溥仍然经常奔走于各大公馆，除了兜售珠宝翠钻而外，为了讨取有钱阶级的欢心，凡是国外的高级奢侈品，他都可以经手承办，代为进口，从中谋取高额佣金。如此经过了两、三年，李亚溥就获利数万元。摇身一变，跻于富商之列。(www.daowen.com)

贪婪无止境。李亚溥绞尽了脑汁设法攫取更多的财富。一九二六年英商汇丰银行天津分行在英租界中街（现解放北路84号）建成一座富丽堂皇的汇丰大楼，本行使用第一、二两层营业，另有旁门通往三楼，有极考究的大公事房十几间，对外出租。在英国经济掠夺活动中，汇丰银行是个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数十年来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信用可靠的银行。李亚溥诡计多端，想把他的利华洋行迁至汇丰大楼之内，借着汇丰的信誉来壮大利华的声势。汇丰大楼公事房的出租条件很苛，租金昂贵，每月高达上千两银子。李亚溥想尽各种办法，又是托情，又是送礼，终于把汇丰大楼的房子租到了手。然后，他对外就故意混淆利华洋行与汇丰银行的关系，如含混其词地自称是汇丰银行的一个单独部分，在广告中故意把利华洋行的营业地点写作“汇丰银行楼上”，又在汇丰银行保险库租用一个库号，经常出入汇丰银行存取珠钻货物。这样一来，在社会上自然而然地造成一种印象：利华洋行是有汇丰银行作后盾的。因此，利华洋行的业务日趋繁荣活跃，特别是那些满脑崇洋媚外思想的顾主，任凭李亚溥施诡计进行蒙混诈骗，也认定了他是“信用可靠”的。

如此经营十年，利华洋行由一个经营钟表珠钻的小商号，又转向押当及人寿保险业务，接着又开办了利华放款银行，不久盖起了利华大楼，成立了利华房地产公司；然后又接办了回力球场、太平金矿，开设新城农场，盗买了日本海军仓库物资；此外，还投资于直隶印字馆、华北制冰厂等企业。一个小小的利华洋行，孳衍出这么一群企业，李亚溥也一跃而为腰缠累累的洋商巨头。其财富所以膨胀如此之速，说穿了，就是由于他有一套坑蒙诈骗之术，狡黠残暴，费尽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