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就职时，面临财政十分困难：日本债款之余额已停止拨付；财政、交通两部收入掌握在安福系之手，以为党费挹注；各省任意截留中央税款，但仍向政府催索军饷；历来外债先后到期，债权国促偿急如星火，而国库空空，无法应付。士兵闹饷哗变，教师欠资停课，公职人员欠薪怠工，一片闹穷之声，于民国十年（1921）达到高峰。财政部筹款之术惟有向外交团商拨关盐二税余款，然亦到手即尽。其次是举办短期内债，如民国八年（1919）发行七厘公债五千六百万元，民国九年（1920年）发行整理金融短期公债六千万元，民国十年（19 21）为北方五省大旱募集赈灾公债（总数不详），民国十一年（1922）发行特种盐余库券一千四百万元，等等。此外，尚有商借零星外债，记得有民国八年（1919）向比利时公司签借二千万佛郎，同年向美国签借烟酒借款三千万元，此外是否还有，不得而知。凡在内外债到期无力偿付时，辄用借新还旧之法，如民国十一年（1922）发行八厘债券九千六百万元，用以偿还日债三千九百余万元及内债五千余万元。如此东拆西补，临时补苴，在徐任总统期内，中央财政殆无日不在惶恐之中。

徐对财政有其个人计划，与其英美外交路线以及南北统一问题相互联系。徐原拟与桂系携手促成南北和平统一后，即向四国（英、美、法、日）新银行团借款，由南北商定分配，以裁减军队。又拟俟南北统一后，施行全国财政统一，克服中央预算赤字。讵料南北议和决裂，上述措施自无从实现。(www.daowen.com)

附此一言公府经费问题。当时公府经费包括总统个人收入，并未受到财政拮据之影响，反而独自丰腴。缘自清朝时，崇文门税款即归于内帑，民国后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亦循例据为府有。徐任职后，派其亲信刘鹤庆任崇文门税务监督，自可予取予求，名曰月奉四万元，实际不止此数。民国九年（1920），全国烟酒事务署脱离财政部而独立，徐又派其亲信张寿龄任督办，亦可藉资沾润，名曰月奉六万元。此外，公府另有预算经费，由财政、交通两部筹拨，是以公府经费源源不辍。至于总统个人，收入更为可观：莅任初，财政部例奉一百五十万元为寿，按月于原薪之外，尚有交际及秘密活动费甚丰，其家用开支一切亦取之于公府经费中，遇有举办内外债时自当染指其间，据闻三海之鱼、薪、植、果之收入亦兼纳并蓄之。徐任总统后，聚财累累，在河南辉县田连阡陌，在天津房盈街衢，其企业股票及银行存款更难详其数，至此昔日之穷措大，一变而为百万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