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为北京大学第一班毕业（1913）之校友。当宣统年间，学生中即分成进步与保守两派，有一次为拥、拒严复长校事双方意见牴牾，在饭厅中以至动武，保守者被打越窗而逃，余即在其中。彼时，北大学生中已孕育有革命思潮，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部分进步学生渐已触及马列主义学说，酝酿反封反帝及反对旧礼教。

民国八年（1919）五月，巴黎和会胶东问题失败消息传来，以北大为首联合北京各高等院校学生，于五月四日以反段祺瑞卖国及日本侵略为目标，齐赴府院请愿及游行示威，酿出焚烧赵家楼及殴伤章宗祥事件，军警拘捕学生三十余人。教育总长傅增湘驰报于徐世昌，徐曰：“学生伤人纵火，大干例禁，然青年血气方刚，误入歧途，察原其情，宜哀矜而毋惩，论之使知非可矣！”国务院开会时，段系阁员主张严惩，且有人提出关闭北京大学，傅增湘力争谓不可；又有人提议罢免蔡元培校长，傅亦予以拒绝。徐闻而谓其左右曰：“沅叔（傅号）毕竟是一读书人！”

学运发展如火如荼，由偶发活动转入建立组织，成立学生联合会之总分机构，每日四出讲演宣传，并发起抵制日货及救国储金活动。后又爆发工人参加之“六三”运动。段系党羽京畿卫戍总司令段芝贵、步兵统领王怀庆、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等发动大批军警出动弹压逮捕街头讲演学生，两日间拘学生近千人。消息传出，各大城市纷纷罢课、罢市、罢工。最后徐以准辞形式罢免曹汝霖之交通总长、章宗祥之驻日公使及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之职，学潮暂告平息。(www.daowen.com)

此时，各省奉北京政府关于约束上课、查禁学联之明令，对当地学运多严厉镇压，尤其段系督军如山东之张树元、马良，福建之李厚基，湖南之张敬尧，连同直隶之曹锐、杨以德，皆助日为虐，逮捕学生，甚且酿成流血事件。各地学潮迭起，北京学生又复停课声援。段系人物力主严峻制裁，于是北京军警学生冲突时起，多次发生殴打、拘捕、羁押爱国学生等情事。徐畏于段祺瑞及日本人之压力，于次年（1920）二月颁布严厉取缔学潮及镇压爱国运动之命令，并公布执行治安警察法。从此，学生与军警之对抗更为尖锐，直至直皖战终，段系失败，学运始告一结束。

徐世昌一向主张学生职在求知，不得过问外事，更不应干予政治，对学生运动实深恶痛绝。徐在京办有中学两所：一为民国八年（1919）创立之四存学会附设之四存中学，在府右街，以齐树楷任校长；一为民国九年（1920）命教育部接办徐树铮之政治中学，改名成达，在西郊，以傅岳棻兼校长。两校皆严明校规，精研国故，督饬学生专心读书，厉禁予闻外事，徐盖欲以所办之学校实现其教育理想。徐于清末民初时，曾同意“中体西用”之说，任子弟入校就学，其介弟世章即系留比学生；及至革命思潮渗入，徐视革命为“过激”思想，即禁止儿孙入校，其两孙即在家延师课读，其痛恨革命以至于此！徐昧于时宜，胶执旧说，自始至终固执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