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勉之

我于一九一二年下半年从河南来到天津，进南开中学补习班学习，一九一三年夏转入正班学习时，认识了周恩来同志。一九一七年夏从南开毕业后，我去南方上金陵大学，后退学，于一九一八年秋去日本，在日本又见到了周恩来同志。我们曾一起在东亚日语补习学校补习日语。

周恩来同志为了投身于国内的爱国运动，于一九一九年四月从日本回国，大约在六月间回到天津，^[1]我随后于八月中也返回天津。当时南开学校开始设立大学班，周恩来同志和我进入了南开大学，他学的是文科，我学经济。周恩来同志虽然进入了大学，但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天津的学生运动，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在爱国运动的高潮中，爱国学生与各界人士又发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周恩来同志曾亲自到总商会与商界代表会谈，团结商界共同斗争。在十二月间，在南开广场隆重集会，当场焚烧因违法售卖而被没收的日货。这一行动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也吓坏了卖国求荣的北洋军阀政府，更进一步地疯狂迫害爱国学生。一九二〇年一月，我带领南开学校的一个小组，共五个人，到针市街一个大布店去检查日货。当我们正在检查时，奸商打电话给警察厅，把我们五个人全逮捕了。

在警察厅，厅长杨以德问：“你们搞这些事是胡闹，到商店检查干什么？他们做买卖，又不犯法，你们家里有什么人？把你们保出去！”我们说：“我们是爱国行动，我们无亲无友，没人保我们，既然被捕，随便你们处理吧！”杨以德暴跳如雷地说：“好！你们还嘴硬，非给你们点厉害看看不可！”于是叫狗腿子把我们送到看守所，一间十几平米的屋子关押了四十来人，其中有小偷、流氓、刑事犯，……什么人都有。晚上睡在地上，虽然是严寒的冬天，但里边臭虫、跳蚤、虱子咬得厉害，墙角还有一只尿桶，又臭又脏。反动军阀警厅根本不以人道对待学生。

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同反动政府斗争到底，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九日领导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示威运动。愤怒的群众高呼口号，包围了直隶省署衙门，省长曹锐看学生运动来势汹涌，又有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内心恐慌，命令卫兵紧闭大门，不敢露面。接着，曹锐、杨以德指使大批军警，对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并把代表周恩来、郭隆真、于兰渚等四人非法拘捕。

周恩来同志等人后来被扣押在警察厅，杨以德把我们五个人又转押到保安队的一间木棚子似的小屋里，我和一个姓师的同学住在一起，日夜有人看守，不能和其他的人见面。警察厅规定，早晨九点是上厕所的时间，那个厕所很大，一排有十几个格，木格的下面是通的，我们就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传递纸条，互通消息，研究对策。在狱中，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积极开展斗争，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同时还设法和保安队士兵搞好关系，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www.daowen.com)

一九二〇年春节时，杨以德召集我们在一起，说：“过年了！我请你们吃饺子！”我们谁也不吃。杨以德说：“现在外边已安定了，你们在里面好好过年，有什么事，咱们再商量。”当时周恩来同志站起来气愤地说：“你们这些无耻的军阀，我们不吃你们的饺子，我们要问我们犯了什么罪？我们是出于爱国行动，日本帝国主义如此侵略欺侮我们，国家要亡了！我们青年学生满腔热血要救国家，难道爱国有罪吗？”问得杨以德无言答对。接着，我们要求审讯，要求大家能见面，要求洗澡。经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在一起谈话、晒太阳和洗澡了。

三月初，外边学校已经开学，周恩来同志提出利用反动派强令复课的机会，向警察当局提出要求审判，要求读书。杨以德出来说：“念书可以，你们开个书单。”于是，我们每人都开了一个大书单子，杨以德一看就急了，气势汹汹地说：“你们是犯了罪的，你们还想在我这开图书馆吗？”

杨以德对外宣传我们被捕学生在警厅中备受优待，为了揭穿敌人的谎言和反动本质，我们接着又进行了斗争。春天了，我们还穿着入狱时的棉衣，三月中旬的一天，我们都把棉衣脱了，要求典当，好换单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撕破他们的假面具，让社会上知道我们的生活真相。杨以德哪敢答应，遂又将我们分别看押，不许见面，我们仍利用上厕所机会，传递消息。后来，周恩来同志决定如不答应立即公开审判的要求，就进行绝食。这一要求被杨以德拒绝后，绝食斗争就开始了。我们一口饭也不吃，一口水也不喝。他们一看，一天饿不死；第二天认为不要紧；到了第三天，嘴上都起了泡，在押的全倒下来了。他们一看不得了，害怕出事，忙对我们说：“你们吃饭吧！有问题可以解决。”周恩来说：“我们爱国无罪！我们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要有爱国权利！你们非法逮捕，我们要求审判，不应长期关押。同意以上要求，就停止绝食，不然一定绝食到底！”杨以德很害怕，这事如闹大了，国内外都有影响，被迫答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但是他狡猾地不肯签字，我们坚决要求签字，最后他派了一个小头头签了字。在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我们才停止绝食。

一九二〇年四月上旬，释放了几个人（我就是这次出来的），然后将周恩来、马千里、郭隆真等都转送地方检察厅，又押了一个多月，直到七月，才被释放。后来周恩来同志等人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我则到南开大学继续求学。

【注释】

[1]据周同宇同志最近提供的材料：“周恩来同志到津日期，我记得是在‘五四’运动开始以后，但回国日期可能在四月。因为他是先去东北沈阳见伯父以后才到天津的。”——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