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世纶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激于爱国义愤，汇聚天安门前举行集会，提出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随即列队示威游行，火烧曹汝霖住宅，忿殴章宗祥。北洋军阀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镇压学生运动，并抓去了学生三十多人。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就是这样爆发的。当晚，这个消息便传到天津，天津中等以上各学校学生，群情忿慨，立即奋起响应。只经过一天联络，五月六日，各校学生即组成天津临时学生联合会，作出统一部署；五月七日，各校学生乘“五七”国耻纪念日机会，走上街头，为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举行集会、请愿及示威游行。又经过几天酝酿，五月十四日，各校学生正式组成天津学生联合会；五月二十五日，各校女学生接着组成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会并肩战斗，从此“五四”运动在天津也和全国各地一样，风起云湧，蓬勃展开，并以两会为核心，各界人士包括知识分子、工人、爱国工商业者、店员及宗教界，也都组织起来了，六月十八日，成立了天津各界联合会。从此，“五四”运动在天津，更加轰轰烈烈，声势越来越大，力量越来越强，斗争越来越激烈。

正当这个时候，周恩来同志从日本弃学归国，回到天津。他于一九一七年在天津南开学校中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这次为赴国难回到天津，立刻投入爱国斗争。自此以后，他以出众的组织能力和卓越的领导才干，在天津的这次爱国斗争中，一直起着关键的作用，作出非凡的贡献。

周恩来回到天津不几天，天津学生联合会为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加强各校学生的联系，进一步唤起民众，继续揭露反动政府的卖国阴谋，决议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作为自己的喉舌，以便通过自己的报纸，说出自己的话。

天津学生联合会既决议创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首先接受邀请承担主编的任务。一九一七年我同周恩来在南开学校中学毕业分手后，即去南京入金陵大学；当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我也从南京赶来天津。见面之后，便被他邀为助手，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此外，他还找了几个同学，有赵光宸、胡维宪及薛撼岳担任采访等工作。

七月十二日，周恩来亲撰了一篇《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行旨趣书》，在各大报纸刊出，立刻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其中主要提出：

“……日本的‘米骚动’风潮，朝鲜的独立运动，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我们学生感受这种潮流，……实在不能不有个觉悟……。

“可是社会团体受这环境的影响同束缚，不能直接将意志表出，所以我们学生惟有不顾利害，先动起来……。我们学生联合会在求社会同情的时候，不能不有两个利器：一个是演讲，一个是报纸。演讲、报纸全是表我们学生思潮的结晶。现在演讲已经实行两个多月，报纸还没有组织。求社会同情的利器终久不算完全。所以联合会本着自动的精神……预备定期发行日刊。

“我们学生思想学识的程度实在不敢说办报，不过拿我们的意见贡献于社会同大家讨论。至于一切的研究还是须求社会的帮助指导，我们以便共同得着大家新生命的所在。一、联合会日刊，是学生联合会的舆论机关，所以必须同联合会一致始终；二、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三、联合会日刊完全是学生自动的组织；四、本民主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五、学术研究的发表，不分派别，但以稿件合于社会的进步作标准；……八、新闻的记载有关于社会生活人类进步为范围，并且力求敏捷；九、对于社会生活同各种学术，用哲学的眼光，科学的分析，下公允正确的批评；……十一、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十二、文艺的登载，以切合人生为范围；……十四、联络各新闻报纸同各通讯社交换新闻消息；……十七、代表全津学生的舆论；……。”

这篇旨趣书的发出，标志着《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即将出版，各校男女学生，无不奔走相告，兴高采烈，表示拥护；各界人士，也都热情支持，纷纷向天津学生联合会询问什么时候出版，要求订阅。

周恩来和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受到这番鼓励，更加奋勉，投入紧张的筹备工作。为了尽快出版，三个先决问题相继得到着落：第一个是立案问题；第二个是经费问题；第三个是印刷问题。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出版，首先要取得警察厅的立案，始准发行，而警察厅为维护反动政府的立场，当然不会轻易答应。因此，当提出申请时，警察厅主管人员便摆着官架，哼着官腔说：“我们研究研究，回去等着罢！”显然这是一种推托之词，我们则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不怕对方刁难，据理力争，不断催促，不达目的不止。办报为当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许可，警察厅没有理由公然拒绝立案，尤其是当时学生爱国运动方兴未艾，慑于群众的威力和舆论的谴责，虽仍不肯明文准许，却不能不予以默认。因此，立案问题便被搁置一边了。

接着就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经费，还没有着落。这个问题是从两方面下手解决的：一方面由南开学校新剧团举行义务公演，全市人民激于爱国热情和对学生们壮举的同情，争先恐后踊跃购票，每场戏票几小时内便销售一空；一方面通过社会关系招揽广告，爱国厂商多愿付出高价刊登广告，借以资助。依靠这两项收入，已初步可抵开支。

最后便是印刷问题了。因为没有自置印刷设备的条件，只有找承印的地方。当时南开学校老师伉乃如的哥哥在南市荣业大街开设协成印刷局，经过伉乃如从中奔走，协成印刷局愿接受承印的业务，并给以便利，特别是协成印刷局工人听到接受承印爱国报纸，无不振奋，表示全力支持，保证要多少印多少，决不延误。(www.daowen.com)

三个先决问题既都有了着落，立即转入着手发刊的工作。先在各大报上刊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出版预告：“本日刊的发行旨趣书已经发出，想大家当已看过。现在本日刊外面的接洽同内面的组织均将办好，所以现在择定于阳历七月二十一日实行出版。日刊的内容约分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八大栏，每日出一大张……。”

出版预告登出后，来自各处的订报函件，就象潮水一般湧进天津学生联合会，截至出版前一日，订户即近两万。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其中不仅有学生、教员，还有工人、店员、职员以及家庭妇女等。不仅有天津的订户，还有外地甚至南方的订户。有一封订报的函件特别声明，他原来订阅别的报，现在决定退订，改订《学生联合会报》，最后并恳切要求：“务请寄来，勿负热望……”。

七月二十一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终于以崭新的、战斗的姿态与世人见面。周恩来亲撰社论《革新、革心》作为发刊词，提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响亮口号，对当时“五四”爱国运动的坚持和发展，对提高广大学生的认识和觉悟，都是一个很有力的推动。

各校学生争先恐后承担《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卖报的义务。首先得到电车工人的大力支持，凡是卖报学生乘车概不要票，并都愿让学生在自己车上卖报。电车公司是比国经营的企业，比国经理知道后，大发雷霆，竟下令：“凡售票员不让卖报学生买票者，一律科以罚金。罚金数额按原票价的两倍……。”电车工人群起抗议，并为此举行怠工，全市电车一律停驶，迫使比国经理只好让步，“收回成命”。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出版后，受到各校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普遍欢迎，争相抢购，不少学生都走上街头卖报，拿去一百份立刻售光，经常供不应求，买报的人不胜遗憾地说：“怎么不多印呢？”因此，有很多人自动捐款要求多印，有的捐款人甚至不愿说出自己的姓名，实在令人感奋。

编辑部就设在南市协成印刷局的一间小屋里。从汇集新闻到组织文章，从排版到校对，都由周恩来主持，重要报导和言论都亲自执笔，我则担任些辅助工作，其余三人主要从事外勤采访工作。每日下午四、五点钟，有时三、四点钟，周恩来和我就到编辑部开始工作，直至深夜一、两点钟以后，才能完成编排，进行校对；有时还要讨论问题，同工人研究标题、拼版及使用标点符号，帮助工人搬运报纸，裁叠报纸，以及参加操作印刷机等，经常通宵达旦。在这些日日夜夜里，周恩来和我在同学旧谊的基础上又结下战斗的新谊。我还记得当时周恩来家住河北元纬路元吉里四号，从南市回家要走很长一段路，每天工作完毕，已天将破晓，听到街头上喊出“看《学联会报》”的卖报声，始能迎着晨曦步行回家休息。睡不了多久，他便又出来继续从事学生联合会的爱国活动。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首要特点，就是密切配合了当时的爱国斗争。一九一九年，从七月一日起，山东学生因反对日本人在山东挑衅，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全省人民都起来支援，声势浩大，北京政府为了镇压爱国运动，竟于七月二十五日宣布山东戒严，派济南镇守使皖系军阀马良为戒严司令，大捕学生。八月五日，马良又屠杀了回教救国后援会领袖三人，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立即派出外勤，遄赴济南深入现场采访，及时地报道了上述血案真相，激起爱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八月八日，并以《速逐残害回教徒的马良，速要求北京政府取消山东戒严令》为题，揭露马良镇压民众媚日卖国、充当安福派爪牙和日帝国主义鹰犬的狰狞面目，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行动起来，对马良举行“国民公判”，形成强大的舆论威力，在天津进一步掀起学生和各界人士的爱国高潮。八月二十三日，天津以学生为中心结成的各界代表，偕同山东代表前往北京，会同北京代表齐集北京总统府门前示威请愿，要求取消山东戒严令，惩办刽子手马良。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代表们坚持斗争达三天三夜之久，八月二十五口终于全部被捕，押进北京警察厅，《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随行外勤也遭逮捕。当晚，《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出号外，万人争购，街头喊声一片：“看学联会报号外，政府决心与民为敌，请愿代表全部逮捕！”像战斗号角，召唤人们起来继续斗争，跟着天津人民积极组织力量，投入战斗，二十六日，派出第二批代表，二十七日派出第三批代表，二十八日，派出第四批代表，相继赶至北京，向反动政府展开猛烈进攻。这期间，周恩来除在天津与各界领导人共同商讨行动计划，指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紧密配合斗争外，还亲自赶到北京，做了大量工作，北京反动政府在声势浩大的群众压力下被迫于八月三十日后分批释放被捕代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又及时地发出号外，详尽报道，使这一胜利的喜讯传遍大街小巷，有力地推动着“五四”爱国运动在天津继续发展。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另一特点，就是始终坚持抨击反动政府。当时反动政府由安福派当权，安福派后来习称安福系，是由以安福俱乐部为中心一群投靠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组成。安福俱乐部设在北京，初在安福胡同，后迁太平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针对北京反动政府出卖国家权益、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向安福派开火。如八月六日，发表了《黑暗势力》一文，大声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愈来愈多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依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等等。怎样推倒安福派呢？八月九日，接着发表了《讨安福派的办法》一文，集中指出：“天天打电话，发宣言书，上请愿书，骂‘安福派’是推不倒安福派的”、“‘捉贼同贼窝里人讲话’，一定不能达到目的”、“安福派依然稳固在北京太平湖，安福派的人依然‘到处横行’”。究竟应该用什么办法去讨呢？“我们所恃的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发动力，第一是学生应当鼓动各种分子快快成立各种组织，各种工会、同业公会，尤其要紧；第二是男女学生天天出外演讲内政外交的黑暗，国人当求根本的改造；第三是公民大会，应当看着时机聚会，好让国人对于国事知道真相。”并且要“罢工！罢市！不纳税！罢课！”同时还要全国紧密团结，互相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推倒安福派及其所依仗的首领、请来的外力——帝国主义势力。

正因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号召学生和各界同胞采取罢课、罢工、罢市、示威游行等各种有效方式，积极参加爱国斗争，无情揭露敌人阴谋，反动当局自然视为洪水猛兽，万分恐惧。当时，北京政府便如此咨请直隶省长曹锐：“兹查阅八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载有让各省速派各界公民代表来京请愿及做群众运动的事，罢工、罢市、不纳税、不当兵；又载有联合会致各处电文，望全国一致，互做声援等语。核其文字语意，实于公共秩序安宁显有妨害，应请查照本部通咨转饬警察厅，依法处理。”九月二十一日，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据此便以武力威胁协成印刷局不准继续承印，并以尚未经正式核准立案为理由，强制停刊。

当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被迫发出号外，宣布暂时休刊，立刻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援。经过不屈不挠的奋斗，十月七日终于复刊，并登出《本报继续出版的布告》，宣称：“在本报休刊的号外上，已经说过，本报是天天在奋斗里讨生活的，又岂能因为杨以德干涉印刷局，因为杨以德不予立案，我们就不去同他奋斗。我们办事是秉着良心去做，光明正大，没有一点退缩的。现在学生的奋斗是一天急似一天，我们靠着传布消息的会报，是断断不能再噤若寒蝉的歇着不去尽他的责任。”同时毫不畏惧地表示：“杨以德看我们做‘眼中钉’，看见我们的形影又在社会上飞走，不知又有什么鬼计，来阻止我们，总之我们必定拿我们的全力，去同他奋斗。他不能禁止我们人民存在，我们必定想法尽我们的责任。”复刊后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由日出一大张改三日出一张半，然而战斗性却更强了，它明确提出：“集世界大事，作为系统的记载，引着国人注重世界大局的潮流，打破狭义的国家范围。”因而在组织稿件上，重视选择“有关世界新潮流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

当年，《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共出一百几十号，第一百号还出版了一个专号——“奋斗号”，每日行销多到两万份以上，不仅在天津畅销，而且在外地，如北京、上海、南京的销路也不小，经常供不应求。北京《晨报》曾给以极高评价，寄以热情期待，并大力支持供应稿件。南京出版的《少年世界》还发表过专论说：“《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办得很有价值”，在天津“有这种新曙光，令人十分快乐。记者敢希望把这种光照遍了全中国各处，群起效法。……”上海出版的《新人》也发表过长文说，《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办得“很有精神”，“更为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色。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之冠。”

今年是“五四”运动的六十周年纪念。六十年前，《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人民爱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发挥的力量，无一不和周恩来的名字联系一起。我是当年协助他工作的助手，身历目触，感受尤深，如今周总理逝世三年了，抚今追昔，越发使我对他兴起无限钦敬和怀念。

（一九七九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