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蕃坊式微后，蕃客陆续星散，他们的房子，被明朝的新贵们占用了。在今天的解放中路以西，人民中路以东这片地区，出现了不少新住户，出入纡青佩紫，乘轺建节，十分气派。但在新建的高墙大宅周围，依旧住着许多身份卑微的人家。他们除了上街市买肉打酒时，和店东吹上一两句“隔篱屋的尚书老爷昨天又请客了”，“街尾的状元公明天嫁女了”之外，生活也没太多的变化。

广州同知陶鲁是最早入住城西的官员之一，比伦文叙早了三十多年。陶鲁字自强，广西郁林人。父亲陶成，永乐十二年（1414）广西乡试，以第四名中举，在交阯凤山担任一个不入品阶的小官，后来得到举荐，命署谅江府教授。任期满后，迁山东按察司检校，再得到举荐擢大理评事，总算有了七品官秩。正统年间（1436—1449），复以举荐超擢浙江佥事，官至四品。

但陶成最后是以打仗成名的，他曾率众击退倭寇从海上的入侵。后来处州、武义发生农民暴动，陶成领兵平乱，在武义先胜一局，斩首数百，生擒百余人，又劝降三千余人，声威大震。后来对方伪装成避乱乡民，混进城内，四处放火，内外夹攻，以致全城大乱，军民溃散，陶成死于乱军之中。朝廷追赠陶成为左参政，录其子陶鲁为八品官，授广东新会县丞，后任知县、广州府同知等职。

陶鲁以荫官授新会县丞时，年仅弱冠，知县王重劝他年纪轻轻，不要荒废学业。陶鲁便拜王重为师，执弟子礼，每天早晨，听王重讲授经史后才处理公事。后来王重卒于任上，陶鲁服丧如父丧之礼，且资助王重两个儿子。其时两广地区盗贼，多如牛毛，各占山寨，打家劫舍。天顺七年（1463），陶鲁升任新会知县，尽兴新会、阳江、阳春、泷水、新兴各县官兵，大张旗鼓，扫荡两广各路绿林，大者会剿，小者专征，每战皆捷，所向披靡，乃以战功升广州同知，仍兼知县事务。

成化二年成化元年（1465），陶鲁跟从总督韩雍征讨大藤峡。韩雍治军以严厉持重称，但只服陶鲁一人，每次用陶鲁的计策，都能克敌制胜。陶鲁所统领的三百精兵，有“陶家军”之称，绿林提起“陶家军”的大名，又恨又怕，不敢与之接战，竟跑到陶鲁的郁林老家，大肆蹂躏，把他的族人，不论大小尽行诛杀，焚烧所得诰命，又掘陶家祖坟以泄愤。这次宗族的浩劫，令陶鲁悲痛欲绝，从此移居广州，远离家乡的伤心地。宪宗朱见深下诏改陶鲁籍为广东，补发诰敕，加以慰劳。

陶鲁为官四十五年，身经大小百余战，杀敌两万有余，最后得到了一个教训：“治寇贼，化之为先，不得已始杀之耳。”征战与杀戮，尤其是家族夷残，令陶鲁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感悟。从此他每到一地，便兴办学校，推广教化，对老师宿儒，敬如上宾。陶鲁殁后，湛若水为他撰墓志铭，称赞他：“故公平后山贼，即请置从化县并学；平阳江贼，即修阳江县学；平恩平贼，即请置恩平县学；他如电白、新宁、白水建学皆如之。”

陶鲁曾上书韩雍，请求为战死的将士建祠，以供祭祀纪念。经奏准朝廷，在广州城西兴建勇敢祠，纪念死于战事的六十五名将士。弘治四年（1491），陶鲁授湖广布政使兼广东按察副使，并治广西兵备，人称“三广公”。陈献章评论他：“公之治民如其治兵，因应随机，初无定体；其治兵也，如文士作文，奇生笔端，无事蹈袭，故能使人畏之，而率以取胜。此皆公精神心术之奥之运。”

陶鲁是文人出身的武夫，文章写得很漂亮，也工于绘画。陈献章曾为他的“范蠡图”题诗：“诗中之画画中诗，晴雪孤舟荡晚晖。同在五湖烟水内，是鸱夷不是鸱夷。”当时儒林中人认为陈献章的学问近乎禅学，颇有微词，但陶鲁却经常到江门向陈献章请教。霍韬的《三广公传》说：“陈献章世訾焉曰禅也，鲁独时造其庐，咨政理。”陈献章对他也敬重有加。很多人请陈献章撰写序文碑铭之类，他并不是随便答应，但对陶鲁却几乎有求必应。陈献章自己承认：“一二十年来，仆与人为记序等文，多不过十数碑而已，为陶公者半之。”

弘治十一年（1498），陶鲁去世，封世袭副千户。陈献章亲自撰写祭文称：“公在岭表，长城是依。”评价非常之高。嘉靖初年，朝廷下令在广州和新会两地建祠专祀陶鲁。广州在陶鲁故居处建忠勋祠，其地在今陶街，祠陶成、陶鲁父子。陶氏后人也在此居住。

忠勋祠旁边还有一座祀毛吉的忠襄祠。毛吉是浙江余姚县人，景泰五年（1454）登甲戌科进士，授刑部广东司主事。因故下锦衣卫狱，惨遭杖刑，打至“肉溃见骨”；后来升为广东佥事，分巡惠、潮二府。成化元年（1465），毛吉率陶鲁左右，清剿绿林，在云岫山战死，谥忠襄。到了清代，忠勋祠被官府占据，忠襄祠成了尼姑庵，逐渐湮灭，但陶街与忠襄里的地名，却一直保存至今。

陶鲁去世两年后，陈献章去世；陈献章去世十五年后，张诩去世；张诩去世七年后，广州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魏校。这位曾任兵部郎中的昆山人，没有真正带兵打过仗，但他的到来，却有如带来十万大军，掀起了一股飓风，令广州走石飞沙，播土扬尘。

魏校，字子才，号庄渠，弘治十八年（1505）中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改兵部郎中。史书上说他“私淑胡居仁主敬之学”，所谓“敬”，乃指一种贯彻始终，内外如一，庄严畏谨的存养省察工夫。胡居仁的思想，仰承陈献章的老师吴与弼，但把吴氏学说中的“敬”字，推到了极致，主张“笃敬是孔门第一等工夫”。魏校秉承“主敬”的思想，不仅自己做事常持整齐严肃的态度，而且希望整个世界都是湛然纯一的状态，对儒、释、道合一，断然不能接受：儒就是儒，释就是释，正如鲳鱼就是鲳鱼，鲈鱼就是鲈鱼，岂可混淆？因此，他与陈献章虽然同出吴门，但对白沙之学与禅学太近，极不以为然。

嘉靖元年（1522）魏校任广东提学副使，来到广州。他对广州的认识，仍然停留在秦、汉时代，认为这是民杂华夷，教化未及的地方，“闾阎有便安之习，教化无切实之功，相染为风，遂成弊俗”，广州人邪奸好讼，浇风薄俗。因此，他坚信自己负有向这片蛮夷之地推广圣教的责任，进行移风易俗的大改造。

朱厚熜崇道贬佛，自封为“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圆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广州的民间信仰，从来就是“满天神佛”的，五花八门的神祠、神庙，遍布城厢每个角落，观音娘娘、金花娘娘、天后娘娘、急脚先锋、田公元帅、司命帝君、三界之神，各有地盘，享受三牲五鼎的祭祀。

这些杂七杂八的民间信仰，都不是正宗的佛教或道教，魏校对此深恶痛绝，断定这是广州人“淫移耗财，放纵败家”的重要原因。下车伊始，他即张贴布告，严禁“师巫邪术”，把火居道士、师公师婆、无牒僧道，统统归入邪丑之列，痛斥他们：“大开坛场，假画地狱，私造科书，伪传佛曲，摇惑四民，交通妇女，或焚香而施茶，或降神而跳鬼，修斋则动费银钱，设醮必喧腾闾巷。暗损民财，明违国法。甚至妖言怪术，蛊毒采生，兴鬼道，以乱皇风，夺民心以妨正教。”魏校一看见人们在金花庙上香，在华光庙磕头，就火冒三丈，恨不能挥动大扫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魏校下令，凡是朝廷没有赏赐敕额的神祠、佛寺，都属“淫祠”，概行捣毁。民众必须按朝廷规定，以110户为单位建立里，实施乡约，里社统一供奉五土五谷神。于是，一场捣毁神像、荡涤旧俗的旋风，平地骤起，席卷城厢、四乡八镇，甚至连六祖惠能留下的“曹溪之钵”，也被砸个稀烂。被指为淫祠的，一律改为书院、社学、公署。官府的告令称：“广城淫祠所在布列，扇惑民俗，耗蠹民财，莫斯为盛。社学教化首务也，久废不修，无以培养人才，表正风俗。当职怵然于衷，拟合就行，仰广州府抄案委官，亲诣坊巷。凡神祠佛宇不载于祀典，不关风教、及原无敕额者尽数拆除，择其宽厂者改建东西南北中东南西南社学七区，复旧武社学一区。”

官府勒令所有火居道士、师公师婆、圣子、尼姑、无牒僧道各类“邪术人等”，各赴县府自首，各归原籍，另谋生路。民间只准奉祀祖宗神主，如有私自奉祀外神、隐藏邪术者，一经查出，严惩不贷。一时间，豕窜狼逋，那些平日以算命起课、扶鸾祷圣、书符咒水为业的江湖人士，漏夜收拾细软，仓皇四散躲避，就像立冬过后的蟾蜍，恨不得钻到水底泥潭深处过冬。百姓家家户户忙着把供奉的神像收藏起来，也有一些人公开把神像投入火中焚毁，以示响应官府的号召。

魏校作出斩钉截铁的规定：除贱民外，不论富贵贫穷，所有人家都必须把六七岁到二十岁的子弟，送到社学就读，学习如何“做好人，干好事，孝顺父母，尊敬上长，和睦乡里，守本分业，为太平民”。开学前一个月，提调官就要聘请老师，通知各里开学时间，登记学生的姓名、住址、年龄、父兄籍贯、读书经历等。魏校还亲自制定社学的教堂内容。

魏校把广州镇远街（明显巷）的定林寺改为中隅社学，番禺县衙门西（今豪贤路）的真武庙改为东隅社学，城西大市街（今惠福西路）的五显庙改为西隅社学，归德门外大新街（今大新路）的西来堂改为南隅社学，顺天门街（今朝天路）的大云寺和小府君庙改为北隅社学，小南门外直街（今德政南路）的观音堂改为东南隅社学，西城外蚬子步的小天妃宫改为西南隅社学，还在二牌楼（今小北路）兴建武社学。仅广州府就兴办了207所社学。

在办社学的同时，魏校还把一些寺观改为书院，比如越秀山观音阁改为濂溪书院，迎真观改为明道书院，悟性寺改为伊川书院，仁王寺改为晦翁书院。朝天街的崇正书院迁到越秀山迎真观旁边，奉祀周敦颐（濂溪先生）、程颐（伊川先生）、程颢（明道先生）、朱熹（晦庵先生）四先生。崇正书院在广州的文化史上，值得留下一笔，它首开刊刻版书的事业，以刻史书为主，旁及经学百家，唐代文献大典《通典》，便是崇正书院刊刻的。直到清代、民国，坊间仍有不少崇正书院的刻本流传。

魏校也尽力为广州的书院，物色优秀的教师人才，其中最突出的是张天赋和李士文。张天赋，字汝德，号爱梅道人，广东兴宁人，师从湛若水，对历代掌故、地方文献，烂熟于胸，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修志专家，参与过《兴宁县志》《广东通志》的编修，还为志书制订了一套完整的体例法则，对方志学深有影响。魏校邀请他担任崇正书院的山长。李士文，字在中，福建连江人，曾任高明教谕，被官府推崇为“岭南师范第一”，著有《易明心》《学庸正义》等书。魏校对他十分器重，聘他为濂溪书院讲学。李士文不收入学礼金、不收私人送礼，为人清正，授徒没有私心，体现了一种澹泊致远的境界。(www.daowen.com)

在戴璟编修的《广东通志初稿》里，对此赞美不置：“至副使魏校始毁淫祠，大行改建。其规制有堂，有寝，有书舍、门屏，轩豁弘敏。每岁各举有学行者为教读，与童生正句读，习礼节，端容仪，暇则教之射。其教法俱有条款刊行。童生能进修者，则进之学”，所以当时的小孩子，都懂得揖让之礼，闾巷之间，一派祥和斯文之风。

魏校移风易俗的内容，还包括禁止民间实行火葬，认为“火化乃炮烙之刑”，他的文章《禁火化以厚人伦》，以恐吓性语言诅咒道：火化父母遗体，就是以仇报德，“既煎熬其骨肉，必飘散其神魂，日后虽有思亲之时，祭之不享，哀之无益，禽兽同归，天人共怒，家道凶亡，子孙衰替，皆本于此”。由于佛教盛行，很多人选择死后火葬，相信灵魂可以上西天极乐世界，魏校大加怒斥：“以西天为极乐，火化为归仙。不知西天是夷鬼之地，父母何居！”他要求民众实行儒家所推崇的土葬，让逝者入土为安。

魏校当过刑部主事，也当过兵部郎中，在他身上，混合着武夫与刑曹的气质，具有权威人格，迷信制度暴力，迷信铁腕万能。他留在世上的绘像，长着一张国字脸，线条显得十分刚毅。他不仅在广州大规模洗削更革，而且要把这场台风，刮向全省，远至雷州、廉州、南雄等地，都接到了毁淫祠的指令。魏校甚至把矛头指向陈献章的江门学派，斥其为“西方之学”，背离儒学正统，要潮州地区把陈献章在乡贤祠的牌位移到城西郊外。但当地士人强烈反对，并拒绝执行。

这种靠官府威权支撑的革新，短期内，可以形成大轰大嗡、风向草偃的声势，但难以持久。魏校在广州待了一年，离开后不久，大部分社学便陆续关闭了。除溪濂书院维持时间较长外，其余明道、伊川、晦翁、崇正四所书院，由于没有名儒担任主讲，嘉靖四十年（1561）前后，全部关张。而传承了千百年的民间信仰活动，就像春雨后的野草，忽忽地又长了出来。金花娘娘、华光大帝、黄大仙、赤松子之流，纷纷重上神坛；天后宫、观音阁、龙王庙，又再弥漫着呛人的香烟，信众川流不息，叩拜如仪。凿龟数策的，扶乩问米的，批阴阳断五行的，测风水勘六合的，无不从冰冻的泥潭里，重新冒了出来。

魏校要人们以祀祖先取代拜邪魔外道，其本意是推广儒家伦理，但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各地兴起了一股建宗祠的热潮。方献夫、霍韬、黄佐这些本地名儒，成为这股宗祠热的有力推手。由于大礼议成，皇上允准天下大姓联宗建祠，祀其始祖。于是，各地一时出现了许多合族宗祠。《岭南冼氏宗谱》声称，明代“宗祠遍天下，其用意虽非出于至公，而所以收天下之族使之有所统摄，而不至散慢，而藉以济宗法之穷者，实隆古所未有”。城乡到处都是祠堂庙宇，凡聚族而居之处，必有祠堂。珠江三角洲有句俗话：“顺德祠堂南海庙”，可见魏校一年来除旧布新，移风易俗，结果神庙没有减少，反而多了遍地的宗祠。

祭祀陶鲁的忠勋祠西面，有一条南北向的小街，宋代叫纸行头。入明以后，有不少顺德、南海和番禺人到这里开造纸作坊，街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土纸行、色纸行，各地的商人汇聚在这里，从事纸头买卖，于是人们就叫这条街做“纸行街”。在城内生活的人，往往会被大街小巷的商业气息所吸引，甚至对此深深着迷，许多达官贵人的府邸，也不避市曹。曾任云南巡抚的黄衷，致仕后便在纸行街购地建宅。

黄衷，字子和，号矩洲，别号铁桥、铁桥病叟，广东南海人，出身于书香世家，其父黄琏以学行称誉乡里。黄衷从小聪颖过人，三岁读《孝经》时，向父亲提出一个问题：孝是人的天性，平民的孝与天子、诸侯的孝有什么不同？父亲被他问得张口结舌。弘治九年（1496），黄衷中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旋奉派检查江北诸仓历年侵吞的盈余，查出公粟十余万石。又到扬州督催缴税赋，不久因丁内艰离任，在这短短的四十天中，催缴银两九千三百余两，相当于此前一年扬州上缴税收的八成。正德初年（1506），服满复职到户部，晋员外郎。后来历任南京兵部员外郎、礼部郎中、湖州知府、福建都转运使。

黄衷颇获福建巡抚胡世宁青睐，向朝廷推荐，委任其为广西参政督粮。到任以后，他严厉打击贪官污吏、奸商猾贾，整顿粮食市场。广西向来匪患严重，威胁粮路。黄衷率师出征古田（今广西永福县），在洛容县（今广西鹿寨县）围剿绿林草寇，斩首二千余级，晋俸一阶，兼赐银币；正德十六年（1521）晋云南右布政使，以征讨芒市有功受举荐；嘉靖二年（1523）擢右副御史，巡抚云南，在任上荐贤黜贪，安民御盗，清理里役，节省财力。

不久，黄衷移镇湖广，兼理军务。到任之后，雷厉风行，首先弹劾分巡、守备两人，贪官奸吏望风解印；接着，兴修水利，修固沔阳州（治今湖北沔阳县）的龙渊、沧浪等堤，士民为他立碑以纪功德。移镇湖广数月，积粟八十余万石，银四万余两。户部向皇帝上疏，朱厚熜降敕嘉奖，赏以金帛。

从来树大招风，黄衷风头太劲，朝中称呼人少，得罪人多。嘉靖五年（1526），当朝廷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时，他知道该急流勇退了，于是以脚疾乞休，赖在广州不上京，四次上疏推辞。朝中忽然有流言传播，说黄衷潜至京师，甚至有鼻子有眼地描述，他如何乘轿子上山。大臣没有奉旨而潜入京师，当为大罪。虽然查实乘轿子上山的是另有其人，但三夫成市虎，朱厚熜也动了疑心，派校尉南下密查，证实黄衷的确在广州。有朋友劝他上疏自辩，黄衷淡然说：“事久当白，何必辩也。”

他在广州有三处住所，一在纸行街，一在西关，一在白云山月溪寺。纸行街有一座“参卿坊”牌坊，又称为“贰部参卿坊”，是黄衷题写坊额的。人们一看就知道这里居住着一位朝廷重臣。黄宅后有一株数百年树龄的巨榕，树荫广达一亩，每到春季，街坊一看榕树冒出新叶，便知道天气真正回暖，不会再有寒潮了，回家便把冬衣收入笼。

樊封在《南海百咏续编》中称：“（黄衷）卜宅纸行街，颇饶隐趣，有谭天馆、绿荫坪诸构。著述甚多，今惟《海语》行世。”《海语》是黄衷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他唯一传世之作。这本书的写成，与广州西关有很大的关系。

黄衷致仕后，在西关晚景园办矩洲书院。晚景园原是荷溪边的一条小村，黄衷在带河基内筑园，作为讲学和写作之所，命名为“晚景园”。黄佐也是书院的常客，他在《矩洲书院记》一文中，描写书院的环境：“入高闳由丹荔载道，平畴弥望，云萝烟水，远混天苍，是为矩洲书院，吾宗铁桥公之所以栖迟也。” 园中有石虹湖，湖水与荷溪相通，水道上建石桥。周迴碧波，列苍柏、翠篁于湖岸，在绿树掩映之间，有浩然堂、天全所、青泛轩、素华轩、鸥席堂等建筑。黄衷与弟弟在这里讲学，与酒朋诗侣聚会，作十日之饮。黄衷有诗纪这段生活：“为战酣春止酒难，云林悬愧竹皮冠。鸠缘报雨动相聒，风欲开花澹不寒。”

不过，他在西关有一项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明朝在西关设怀远驿，招待海外贡商，与矩洲书院相距不远。黄衷讲学之余，喜欢与行商坐贾、市井之徒厮混，结识了一大批海客、番僧、舟师舵卒，从他们口中，打听海外的山川风物，凭着零零星星的口述故事，想象着那些他一辈子也不会踏足的地方，有着怎样的绮丽景物和奇风异俗。

嘉靖十五年（1536），他把收集到的资料，汇编成《海语》一书。该书共三卷，按风俗、物产、畏途、物怪分为四类。卷一记述暹罗（今泰国）和满刺加（今马六甲）两地风情，举凡刑政、婚姻、农工、商贾，无不涉及，其中详述暹罗人信佛重僧，及火葬、鸟葬等习俗；卷二介绍东南亚的苏木、胡椒、象牙、犀角、伽南香等物产；卷三记述旅途的险山恶水和物怪。这本书为中国了解海外世界，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参考资料。

黄衷在白云山的月溪寺，亦辟有一室，作为避尘之所。其时而厕迹于市廛尘气之地，时而高蹈于山野林泉，入世出世，来去自如。湛若水之所以在白云寺建白云书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看中黄衷在月溪寺居住。他在《新创白云书院记》中写道：“因知右景泰，泰泉黄公（黄佐）得之，左月溪，铁桥黄公（黄衷）得之，皆毁寺之初也。于时为易，而此寺独若鬼隐神秘，而无有取之者。夫三寺者，白云之山之三胜也。左右既先主于二黄公，而此地独留之二十八年以待予，岂人谋所能及哉？”

黄衷去世后，西关逐渐成为嚣华之地，晚景园周围，开辟了晚景大街、晚景东街、晚景西街、晚景新街等街道。荷溪在晚景大街南端，当年溪上有一条著名的小桥叫“顺母桥”，连接着晚景园与长寿里，约在今康王中路与长寿西路交会处。广东巡按御史沈正隆万历三十四年（1606）在广州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没命，士民为他日诵《观音救苦经》，病愈后他在荷溪边建了一座慈度阁，答谢神恩。后来慈度阁改建为长寿寺。

相传有一个家庭，父亲在一次洪水中被冲走，母亲带着儿子迁居到带河基晚景园附近。儿子稍长，听到巷闾间有些很难听的飞短流长，说他母亲与长寿寺和尚私通。他暗中打探，得知长寿寺的净因和尚正是自己的父亲，当年落水获救后，以为母子已丧生，便削发出家。父母相认后，相约每天都在长寿寺见一面。母亲便天天蹚过荷溪到寺里，寒冬腊月也不例外。儿子十分感动，请人修了一座跨越河涌到长寿寺的小桥，方便母亲去探望父亲。后来，人们就把这座桥称为“顺母桥”。

广州人把顺母桥的故事，编成《广州顺母桥》《西关顺母桥》《雷劈顺母桥》等戏曲和电影，在舞台上演出了几十年。但黄衷的故事，却已被人逐渐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