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中国有文字记录以来，出身最卑微的皇帝。一个乞丐和头陀，暴得大位，却无法消除浓厚的自卑心理。大凡皇帝有自卑心，必然会打压学术文化。在高压之下，许多读书人把做学问视作射猎功名的工具，士风大坏，道德败沮。理学发展到明朝，心学大盛，恰恰反映出部分士人对现实感到无力，唯有转向对内心的探索，希望通过静坐澄心，恢复人们的道德良知。终明一代，主流学术都是走内省路子的，走到极致之处，便与释家合流。

陈献章于宣德三年（1428年）诞于广东新会白沙里，字公甫，别号石斋，世称白沙先生。正统十二年（1447），陈献章乡试中试，正统十三年（1448）会试礼部，中副榜，进入国子监读书，景泰二年（1451），会试落第。这时陈献章对科考的兴趣，已渐渐淡化。其后到江西临川，拜理学大儒吴与弼为师。吴与弼对陈献章督导甚严，陈献章每天黎明即起读书，古圣贤垂训之书，无所不读。没课上的时候，陈献章帮老师种菜编篱；老师写字，他在旁磨墨；老师会客，他煮茶、奉茶，如是者半年而归，思想上没有太大的突破。成化五年（1469）继续参加会试，又再落第。他这才完全死心，转而推崇心性之学，主张藏而后发，虚明静一，把“自得”放在第一位。

他在《龙岗书院记》中，追忆自己的心路历程：“予少无师友，学不得其方，汩没于声利，支离于粃糠者，盖久之。年几三十，始尽弃举子业，从吴聘君游。然后益叹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取向所汩没而支离者，洗之以长风，荡之以大波，惴惴焉，唯恐其苗之复长也。”从临川回家后，陈献章筑春阳台，闭门读书与静思，完全与城市的繁华隔绝，整整十年，“穷尽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释老稗官小说”。

从春阳台出来那一天，仿佛有一丝温暖而眩晕的光芒，带着氤氲在天空流动。陈献章的一生，仿佛都是为了等待这一刻的到来。他决定设坛授业，在新会开了一间“小庐山书室”做教馆，四方士子纷纷前来拜师。著名的白鹿书院也想聘他为山长，但他拒绝了，继续留在江门讲学。

陈献章认为，天理无处不在，人欲亦无时不在，唯去其人欲，而充盈其天理，“学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才可真正进入虚灵明觉之境，无论富贵、功利、得失、生死，都不足以动其心。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成为圣人，“其可望以至圣人者，亦在乎修之而已。苟能修之，无远不至。”今天修，明天修，年年修，把背离圣人之道的东西，一点点去掉；把接近圣人之道的东西，一点点留下。终有一天，“见夫子之门，廓然洞开”。他为弟子作了一首有如佛偈的《随笔》诗：

断除嗜欲想，永撤天机障。

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

有悟性的人听了，恍如桶箍脱落，水一泻而下，从肺腑发出赞叹：“吾师乃真儒复出”，把他称为“活孟子”“陈道统”；但也有人牛皮灯笼点不亮，整天嗡嗡争论，何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何为“静坐中养出端倪”。陈献章当头棒喝：“舞雩三三两两，正在勿忘勿助之间，曾点些儿活计，被孟子打并出来，便都是鸢飞鱼跃。”但这些人听不懂，更加不满，喋喋不休地批评陈献章，把儒学变成佛学，把读经变成参禅。在他们看来，学问应该像《昔时贤文》一样简单明了才好。

陈献章十分景仰南宋先贤崔与之和李昴英，他们遇见冥顽不灵的人，会怎么做呢？有一晚陈献章做了一个怪梦，梦见崔与之坐在床上，李昴英坐在床下，两人都身穿破旧的村野平民服装，与他一起谈论崔与之那首为文坛传唱的《水调歌头》，词中有“人苦百年涂炭，鬼泣三边锋镝，天道久应还”句，又有“烽火平安夜，归梦到家山”句。一觉醒来后，陈献章追思梦境，不由得大起感慨，赋诗道：“清献堂堂四百春，梦中眉宇识天人。”他尤其赞赏崔与之“万里归心长短赋，九天辞表十三陈”的洒脱意趣；又盛赞李昴英：“宋史记中堪列传，菊坡门下岂无人？弹文惊世频登阁，散发从师懒著巾。”陈献章与古圣先贤们，在精神上，有着云龙风虎的感应。

成化十五年（1479），广东的官员向皇上推荐陈献章，宪宗朱见深下诏请陈献章入京。成化十九年（1483）陈献章上京途经广州时，官府按照古礼制，请他乘坐“公车”，从城北往城南巡行，接受百姓瞻仰。尽管时值隆冬，但就像云开雾散的天空，一轮暖日冉冉升起，全城为之疯狂，民众扶老携幼，夹道相迎，上百名画师冒着寒风，追随车后，为他绘像。这种场面，只有当年迎接高僧大德时才会出现。

如果不是官府给予这么高的礼遇，一般蚁民哪里知道世上有个陈献章？他们之所以如此狂热，并非崇拜陈献章的学问，而是因为他是受皇上眷待的人。连皇上都想见的人，模样一定异于常人，应该是丰姿清秀，相貌稀奇，有飘然出世之表。陈献章的弟子张诩就吹嘘，尊师脸上有七颗北斗状的黑痣，这是朱熹投胎再世的记号。这番言论，引起了争议，一位弟子认真地质问：“‘右脸有七黑子如北斗’。这是朱子相也，如果说尊师也有，怎么我们没见过？”张诩把头一扬，不屑回答。

那天想见陈献章的人太多了，挤满街道两边，后面的人想往前挤一寸都难。陈献章凝神定气，端坐车上，一晃就过去了。很多人没看清楚他的眉毛鼻子，更无法确认他脸上有没有七颗北斗状的黑痣。热闹过后，人们各散东西，回家舂米劈柴，烧火做饭，喂鸡喂鸭，一切恢复原状，和陈献章来此之前，没有任何区别。唯一的变化是，茶余饭后，人们多了个话题，就是互相夸耀，我见过皇上也要见的人。

陈献章赴京后，朝廷要他参加吏部考试，他称病拒考。朝廷授予他翰林院检讨，他坚辞不就，飘然返回广东。当他再次经过广州时，没了欢呼瞻仰的人潮，却别有悠然自得的感受。陈献章恢复了学者的身份，曾卜居拱北门内，至今留下一个“白沙居” 的地名。他还在扶胥镇南海神庙附近的西台精舍讲过学。

陈献章发明了茅龙笔。这是一种天下独一无二的笔，用茅草制作而成。对一位名震天下的大儒来说，毛笔并不是什么珍稀物品，为什么要别出心裁，用茅草做笔呢？有人说，陈献章在圭峰山筑茅舍讲学，一位客人慕名请他写字，他身边没有大毛笔，便就地取材，束茅为笔，蘸墨挥洒，竟有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另一个版本是：有一天陈献章在圭峰山玉台寺前看书，信手折断一株白茅，只见茅心露出一束柔软而富有弹力的白毛，与毛笔相似，心中大喜，立即采拔了一把白茅回家，制作茅笔。还有一种说法是：陈献章在煲中药后，发现药渣中的茅根纤维柔顺，于是用茅草制笔。其实，陈献章用茅龙笔写字，同样蕴含了一种“浑然天成，鸢飞鱼跃”的哲学思想，既然道可以在屎溺，茅为什么不能成笔呢？但没有一个人往这方面体悟他的用心。

此后，朝廷多次想起用陈献章，都被他婉拒，在家乡江门讲学，终其一生。陈献章是唯一可以在孔庙配享从祀的广东人，这种崇高待遇，让一向被人讥为只知“斗争射利，未尝知学”的“南蛮”们，觉得与有荣焉。

陈献章有许多杰出的门生，其中声望最高的是湛若水。他是广州增城人，字元明，号甘泉。据说他出生时相貌奇异，两耳旁有黑痣，左边七颗像北斗，右边六颗像南斗，这和陈献章的传说差不多——人们总是喜欢把杰出人物神化。湛若水晚年讲学时，学生们形容他的相貌：“身长九尺六寸，体貌丰硕。隆头、广颡、高准，龙形、虎颈、鹤肩、龟咽、骝齿；秀眉圆目，方面重颊；美须髯微连于颊间”，双眼能直视太阳，探视深渊，“坐如虎踞，行如龙腾，立如凤峙，望之如神，就之如威，接之如喜”。

其实童年的湛若水，木讷寡言，甚至有点寿头寿脑的样子。他是家中独子，11岁那年父亲去世，随母亲住在外祖父家，过着农家子的生活，14岁才入学启蒙，和那些七八岁的小孩一起读“人之初”。母亲因家族中有不少人在广州读书，也下决心送湛若水到广州。成化十七年（1481）春天，湛若水由母亲带到了广州，入读五仙观中的学塾。这时的湛若水，好像忽然开了窍，读书得间，进步神速，成化二十三年（1487），入读广州府学。

弘治六年（1493），湛若水参加会试落第。第二年，他听说白沙先生在江门讲学，油然生出神往之心，乃投到陈献章门下，行四拜大礼，袪衣受业。为了表示恭敬诚心，斋戒三天，才开口向师尊求教。两人交谈投契，倾露肺腑，娓娓不倦。说起落第的事，陈献章对他说：“此学非全放下，终难凑泊。”湛若水马上把会试部檄当场焚毁，以示决心。

湛若水从学三年，思想豁然开朗。弘治十年（1497），他首次提出“随时体认天理”的为学宗旨，认为“千圣千贤大头脑处，尧舜以来至于孔孟，说‘中’、说‘极’、说‘仁义礼智’，千言万语，都已该括在内。”随心、随意、随家、随国、随天下，无处不可以认知天理。陈献章对他的感悟，非常高兴，勉励他说：“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处。”陈献章在逝世前一年，把自己治学、讲学的“江门钓台”，作为衣钵，传给了湛若水。

虽然烧掉了部檄，但湛若水并未放下科考之心。弘治十八年（1505），湛若水终于春闱步蟾，高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在几十年的官场生涯中，官至南京礼、吏、兵三部尚书。他在京师时已广收门生，讲授心学。姚江学派的创始人王阳明在吏部任职，也设坛讲学，对湛若水的文章学问，深为叹服，兴奋地表示：“予求友于天下，三十年来，未见此人。”两人磨砻隽切，同倡“圣人之学”。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出任两广总督，驻节广州，公务之余，在濂溪书院讲学。

晚年的湛若水，决心退隐，专心教育。他年年上疏乞归，年年被朝廷驳回。嘉靖十九年（1540）湛若水以74岁高龄，终于获准致仕，收拾笏袍，告老还乡。他在广州城东购下几十亩菜地、菰塘，建了一座“湛家园”。御史洪垣是湛若水在京师讲学时的弟子，这时适到广东巡按，热心为他张罗办书院的事情，在湛家园南面，找了一块地兴建天关精舍，恭请湛若水主持讲学。

湛若水活了95岁，最难得的是直到最后一年，还保持着龙马精神，四处走动。他的养老秘诀，就是办书院和讲学。为了兴学养贤，他把俸余之资，全部用来买下数十处馆田，以赡四方学者。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都是奔走在各个书院之间，不是在这个书院讲课，就是在那个书院讲课，再不然就是跋山涉水，踏破铁鞋，为创办新书院寻找合适的地方。

嘉靖十年（1531），湛若水委托巡按御使吴允祥利用广州崇报寺废址（今中山六路），开办白沙书院。湛若水为白沙书院撰写题记，对创办这所书院的宗旨、选址、规模，以及经费来源，都有清楚的交代。院舍包括五间祠堂，东轩三间，西轩三间，拜亭三间，在祠亭之间左右有号房十四间，左右两个莲池。高大的牌坊立于前，外有三道大门，门左右有号房十三间，在号房南面还有东西厅各三间，地方宽敞，规模宏大，又拨废寺膏腴之田一顷四十四亩以供祠事。湛若水在《白沙书院记》中，盛赞吴允祥创办这所书院，“有祠有室以妥灵，有堂以敷教，有庑以处学子。学子之来，可以居业，可以游，可以息，可以优游涵泳以究学问”，“一举而辟异端，扶正学，以化训乎乡里，以风动乎天下，而垂诸来世，亦观风者之首务也”。

有一年，湛若水为创办白云书院，不顾年迈，亲自登上白云山勘察，在九龙泉旁的白云寺旧址，找到了一块理想之地，不禁掀髯赞叹：“高矣！美哉！”并亲撰《祭奠告白云书院土地》文：“弘开书院，朗耀人文。昔邪今正，重造乾坤。神与有光，五岳同尊。维神终佑，昭此昏昏。”

白云书院有道门、尊师祠、观泉堂、观生堂和修讲堂五间、坐堂五间，修讲堂上立碑，立孔圣四配像，以供诸生瞻仰。按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所说，白云书院建在山林间，“因地势所限，廊阶曲叠，堂舍较普通书院为多。而且擅林泉之胜，环境清幽，极宜于澄心治学。”湛若水在广州还开办了上禺、上塘、蒲涧等馆谷，大门永远朝读书人敞开。

这一年，湛若水虽八十有五，但依然精神奕奕，精力充沛得像个年轻人。由他主办和捐助的书院，遍布江南，多达四十多间，门生弟子三千九百多人。在天关精舍的学生中，不仅有年轻人，有官员，还有不少耄耋之年的长者。77岁的吴藤川就是学生之一，湛若水尊称他为“藤川丈人”，送给他一支南岳四方竹拐杖，上面刻有铭文：“不知日之将暮，步高一步，久矣高蹈。” 后来，又有两位老人前来拜师，一位是82岁的黎养真，一位是81岁的黄慎斋，人称“天关三皓”。湛若水写了一首《三皓》诗称赞他们：“养真慎斋与藤川，三皓同时及我门。八十头颅事事真，老来赤子心还存。”

但这还不是最年长的学生，后来精舍还来了一位102岁的简姓老翁。每次来听课，湛若水都毕恭毕敬请他上忠爱堂，南面而坐，自己东向坐以示尊敬。湛若水把《三皓》改成《四皓歌》：“简延老翁超百岁，忠爱堂上貌凝然；养真慎斋与藤川，四皓同时及我门。”湛若水自己也是八十多岁，凑成“天关五皓”，年龄加起来有四百多岁！嘉靖三十二年（1553）吴藤川去世；嘉靖三十三年（1554）黎养真去世，湛若水都亲自为他们撰写祭文。(www.daowen.com)

天关精舍的实际主持人，是湛若水的入室弟子庞嵩。庞嵩，字振卿，南海张槎弼唐村人，曾任应天通判和云南曲靖知府，以克己奉公、敬天爱民著称。有一年，地方闹饥荒，他亲自开仓赈灾，直到官仓空匮，又向巨室富家买米，接济灾民，救活了六万七千多人。灾后采取免除欠税、缓征徭役的政策，招徕流民回归，复业者十万余人。平时庞嵩到各县办公，都是自带干粮，从不扰民，百姓都把他叫作“庞青天”，应天、曲靖都建有祠堂祭祀。庞嵩早年是王阳明的弟子，后转投到湛若水门下，成为湛若水最得意的门生，湛若水对庞嵩说：“吾尝谓公为岭南第一流人，不虚矣！”最后湛若水把蒲葵笠传授给庞嵩，确认庞嵩为甘泉学派的衣钵传人。

湛若水在90岁那年，主持重修禺山书院。这所由梁百揆手创于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的书院，历三百余年风推雨薄，屡修屡圮，已鞠为茂草。湛若水不忍让这一悠久的文脉中断，开工之日，以三牲果酒之仪，亲自昭告禺山土地神：“峨峨禺山，番山维邻。维番降灵，以作多贤。独此禺山，汩于人寰。未有受气，几千百年。天作地藏，以遗其人。神启我衷，独识其真。负阴抱阳，粤应嶙嶙。拜兹神贶，感激何言。”两个月后，书院上梁，湛若水又亲撰《禺山书院上梁告神文》，禀告神灵：“禺山之下，祠宇亭亭。既拜神贶，载相我成。阴阳维和，栋宇聿兴。天道常清，地道常宁。日东月西，往来常明。庇我后人，赫赫斯声。佑启无疆，维平之祯。”禺山书院规模宏备，有景云堂、晓春轩、魁星楼、书斋、莲池、花园等。广州从此又多了一个青青子衿鼓箧而游、朝夕诵读的地方。

湛若水曾七上衡山讲学，九十高龄还出游南京，91岁那年在衡山修筑甘泉书院。嘉靖三十七年（1558），湛若水93岁，虽然已不能远足，但仍坚持在天关精舍讲学。嘉靖三十九年（1560）三月，95岁的湛若水不顾弟子劝告，坚持到增城龙门的龙潭书院讲学。四月，他回到广州，在禺山书院继续给弟子讲颜子克己复礼章，申《四勿总箴》之义。四月六日，他再次来到书院，和弟子们一起澄心默坐，久而退之。四月二十二日，湛若水在禺山书院沐浴更衣，就息不语。弟子们环侍床前。湛若水用手指在怀中画“正”字，然后闭上眼睛，安然而去。《湛甘泉先生墓志铭》写道：“是夕一鼓，有大星陨于西北，其光亘地，顷，长逝矣。”

巨星虽陨，但天关精舍却是儒林一座不灭的灯塔。庞嵩主持天关精舍二十余年，湛若水去世后，他每天都在湛若水的牌位前，瞻敬行礼，至死也不改变。人们说，王阳明把陈献章经始开山、湛若水日臻完善的心学，集大成为“阳明心学”，在思想文化界，有“再造乾坤”之誉；而庞嵩则把王阳明、湛若水的学术，融为一家，成就“弼唐之学”。直到清代道光年间，张维屏、黄培芳、谭莹、陈澧等一批声名显赫的大儒，依然定期在天关精舍聚会，他们都把在湛若水的鳣座前交流学问，视作一种精神的洗礼。

然而，吴宫花草，晋代衣冠，终有云飞泥沉之日。清代咸丰七年（1857），湛家园毁于鸦片战争，天关精舍也荡为寒烟。湛家园即后来的法政路的湛家大街，包括湛家一巷、二巷、法政右巷一带，马庄巷是湛家园的马厩。20世纪，在东风中路仍有天官里地名，便是天关精舍的遗址所在，具体位置大约在正骨医院附近。后因开辟马路，天官里并入东风路，乃至完全湮没。

陈献章的另一位高足张诩，字廷实，号东所，广东南海人，人称“岭南孤凤”。他进士出身，授户部主事，但他和业师一样，性情淡逸，对做官了无兴趣，以乞养母病为由返回广州，购下护国仁王禅寺废址的西圃，建造园林，手植千竹，名为“竹坞”，并立了一块“咏竹诗碑”。他在竹林里筑“看竹亭”，朝夕啸吟其中，其地在今诗书路与大德路相交处。

有人考证，“诗书”原作“狮子”，因该地有很多斯里兰卡商人，斯里兰卡古称狮子国，其后衍变为“诗书”。但更多的说法是，张诩每天在看竹亭吟诵诗书，路人经过，常闻吟诵之声，诗书街因此得名。清人樊封《南海百咏续篇》称：“西门内诗书街……因诩得名。”

陈献章生前著述不多，死后弟子们争相对师说作不同的诠释注疏，都想证明自己才是正宗嫡传。因此，竟出现了张诩、湛若水、李承箕、林光四位陈门高弟各自撰写陈献章墓志铭的情形。张诩自称，陈献章临终时，曾握着他的手说：“出宇宙者，子也。”又对其他弟子说：“吾道吾付吾某矣。”某就是指张诩。言下之意，他才是陈献章衣钵的真正继承者。

陈献章称赞张诩“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但其他弟子却不以为然，湛若水便认为张诩“往来白沙之门二三十年，未尝问学”。张诩也不满湛若水不能如陈献章般洒脱，混迹官场几十年，他作诗说：“约向沧溟共濯缨，当时决意谢浮名。功名自会寻温峤，婚嫁何曾累向平。”还语带嘲讽地说：“邯郸我了人间梦，声誉君归使者旌。”

虽然两人的关系，有点或明或暗的龃龉，不过表面上还是很敬重对方的。湛若水与张诩，对陈献章的处世哲学，其实各承一脉。湛若水继承了热衷办学的入世一面，以振衰善俗为职志，传道授业，不避与官僚缙绅周旋酬酢；而张诩继承了不屑做官的出世一面，潜辉养性，恬静清修，以作世范之风。

成化年间至正德年间，不断有人在皇上面前称赞和举荐张诩，说他“学优良、行高慎”，又说他“践履纯笃，可大用”，朝廷屡屡要起用他，都被他一一婉拒。张诩的看竹亭，离“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的濠畔街，不过一箭之地。朝歌夜弦，清晰可闻，酒色财气，触手可及，要做到清心寡欲，也不是容易的事，尤其像张诩这样喜欢美食与美酒的人。他对岭南佳果，尤其独情。只要把荔枝、龙眼、香蕉、蜜瓜等果蓏，往他面前一摆时，他就忍不住和苏轼一样，馋涎欲垂，诗兴大发。他写过不少关于岭南生果的诗作。

在讲述吃波罗蜜时的感觉时张诩写道：“金刀剖之索蜜渍，一片入口沉痾离。”他把荔枝形容为：“色如十八学士醉后颜，味比细柳将军烈不酸。”美人用纤纤素手，剥开粉团般的荔枝，就像从蚌胎中取出一颗圆润的珍珠，又如“水晶落金盘”，其珍羞至味，令人有“卢橘杨梅三舍避，妖桃郁李翻见弃”之叹。他的《龙眼》诗，描写吃龙眼的妙处和采摘龙眼的情景：“益颜无限补，止渴有余甜。女伴携篮摘，儿童斩竹拈。三朝留火焙，四海作珍瞻。”当满城的素馨花、茉莉花、榴花、菊花盛开，果树上硕果累累，千竿新篁舞动清风之际，张诩这位羲皇上人，也忍不住高声吟哦：“爱杀岭南风土好，满城蕉荔绿阴浓。”

他就在鲜果与美食之间，领悟着“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的道理。

陈献章去世十年以后，何维柏在三水南岸堡出生了。他从小在三水崑都山结庐读书，在一间仅可容膝的小茅屋里，终日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学问。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成为“江门学派”的重要传人之一。嘉靖十年（1531），何维柏乡试中举；嘉靖十四年（1535）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明朝共传十六帝，虽然其间出过一两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但总体而言，从朱元璋开始形成的自卑、猜忌、刻薄的病态心理，贯穿始终。一方面高度集权，一方面却昏头搭脑，宦官弄权乱政，以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特务治国，靠制造恐惧维持统治。近代学者冼玉清在《何维柏与天山草堂》中形容明朝：“法纪废弛，工作繁兴，民力既耗，国力日竭，奸佞日亲，铮臣日远，小人乘之，阴伺喜怒，以排除异己。”嘉靖年间（1522—1566年），大学士严嵩怂恿世宗朱厚熜，在河北大修行宫，兴建金山功德寺，何维柏劝谏无效，上表辞禄，倒冠落佩而去。

几年后，何维柏被朝廷重新起用，巡按福建。当时福州、兴州、漳州、泉州发生洪灾，广袤百里，汪肆浩渺，数十万人断炊，遍地饿殍，惨不忍言。何维柏条陈救荒十余策，并开仓赈灾，协助农民救灾复产。当年晚造，受灾四州均获丰收，民众得以死里逃生。这件事令他在福建获得极高的民望。

嘉靖二十四年（1545）秋，何维柏在福建上本参奏严嵩，力斥严嵩推荐方士为皇上炼丹是“邪路邀宠”。当时严嵩权势熏天，跺跺脚，金銮殿上的瓦都会哗哗响。坊间相传，何维柏起草劾章时，有一群乌鸦聚集在他房子外，“哇哇”叫个不停，有两只竟然飞入室内，一只啄他的墨砚，一只啄他的座位，何维柏拍案怒喝：“吾志已定，且告神明，安敢有负！纵啄吾目，当亦不止！”群鸦知他心志已决，这才散去。

何维柏疏入，结果可知，朝廷下令把他押上京治罪。福州士民遮道痛哭，当地传唱着一首歌谣：“三水凤，参天柏！穷谷深山被恩泽，官谷重重赈灾，奸弊时时痛革。今日去，民心恻！报答无由怨句天，但愿天心眷忠良。”传说何维柏上路时，有大群绿色小蝇，群集于囚车，如泣如诉，不肯离去，后来又飞集于押解差人的衣裳上，赶也赶不走。直至何维柏离城十余里之后，蝇群始散。

何维柏被递解至京后，先受一百廷杖，再入诏狱。这时蝇群又飞集于押解差人衣裳上，驱之不散。人们都说这是天人感应的现象。大明的诏狱，比地狱还黑，何维柏自以为必死无疑。好在他于锦衣卫中，遇见一位同乡，暗中保护，才幸免于难，削籍居家。

何维柏比湛若水小44岁，湛若水在京时，何维柏已是他的学生，结下了忘年交。嘉靖二十六年（1547），没想到“孤臣尚有生还日”的何维柏，披着一身风尘回到岭南，行装甫卸，便上西樵山拜访湛若水。他有一首《游西樵山》诗写道：“回看世界真如幻，每到林泉似有缘。”这是他经历了宦海生死风波后的一种感悟。湛、何师生二人，在山上互诉衷肠，交谈甚欢。何维柏下山后，湛若水还题诗送别：“犹疑颜色在，晓月照松关。浩叹草黄落，王孙游未还。”

何维柏参奏严嵩的事情，震动天下士林，人们对他非常景仰。他在光孝寺举行大聚会，宣讲白沙之学，四乡八镇的学子，坐船的坐船，步行的步行，披星戴月，兼程而来，只为一睹他的风采。是日诃林之下，人满为患，何维柏说得酣畅淋漓，而听者如堵，仰视他如凝望天空的一轮朗月，他说了什么倒在其次。

何维柏寄迹河南云桂村，结庐名“天山草堂”，不时与广州的士绅大夫，借法性寺的禅房聚会，谈道义悟天理，坛坫壶觞，济济师师；有时得到朋友馈赠美食，更是兴致勃发，邀请乡间最德高望重的九位耆老绅士分享。客人年纪最大的92岁，最小的也有71岁。何维柏见到他们，必定俯首弯腰，双手圆拱而下，从口一直过膝，恭恭敬敬行肃揖礼。他赋诗纪其事：“五仙旧在三城里，九老会同一里间。春日蔬盆真率会，风流长得似香山”，自比唐代白居易的“香山九老”。

久而久之，天山草堂周围，形成了一个学术的圈子，人们自发地聚拢在这里，希望听何维柏讲心学。于是，何维柏在小港创办天山书院，收了六十多位生徒，正式执鞭讲学，阐发陈献章绪论。冼玉清考天山草堂故址：“从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西行，经云桂桥，度蜿蜒数十丈之水松基，约五里抵小港乡，明直臣何维柏天山草堂遗址在焉。”

何维柏为天山书院手订教学宗旨：“学子之于学也，犹农夫之于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有事而匪懈，优游以俟成。”为了方便生徒出入，何维柏出资把云桂涌上的小木桥改建为石桥，名为“云桂桥”，但广州人都把它叫作“尚书桥”。在何维柏的门生中，有三十多人中举人，十多人第进士，乡人感到无尚荣耀，在桥头立了一座“云桂发祥”牌坊，以资纪念。

后来，何维柏再次被朝廷起用，但不久因得罪了当朝宰辅张居正，又被外放陪都南京礼部尚书闲职，他坚决请辞。在前往南京的途中，忽然掉转船头，鼓帆向南，重返云桂村。当时他66岁，虽然未到悬车之年，但毅然断绝仕途，一心一意在乡授业，直到去世。

清代康熙年间，天山草堂改建为是岸寺，人们在寺旁建尚书祠，纪念这位心学名儒。现存的云桂桥是清宣统三年（1911）重建的，桥长二十余米，用花岗岩砌成，桥墩用条石垒砌而成，桥侧面刻有“云桂”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