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广州人第一次被汉族以外的人统治。元代对官员的选任，有一套等级制度，第一等是蒙古人，次等是色目人（即西域人、西夏人），三等是汉人，四等是南人（即江南人）。《元史》说：“自世祖以后，省台之职，南人斥不用。”不过，广州人被人歧视，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以前北方汉人也歧视广州人，现在北方汉人被更北方的人歧视了。

有人说元代的开始，意味着中国文明历史的中断。其实，文明有没有中断，主要看文化有没有中断。广州人的生活，没有受到改朝换代的太多影响，语言、礼乐、衣冠、饮食、居住、风俗，基本上保持着既有的传统。他们还是照样讲粤语，照样拜观音，拜北帝，照样读四书五经，做买卖照样使用银子、铜钱和纸币。

饮食也没有太大改变，广州人还是一如既往地喜欢吃。许多市井的俗语，都是教人怎么吃的，比如“鹅头鸭颈鸡翼尖”（最好吃的部位）；“朝鱼晚肉，唔似饭初熟”；“猛火炙肉，慢火煎鱼”；“滚粥三碗，周身都暖”；“厨师有五秘，色香味形器”，等等。在广州住上一年半载，人人都成厨师了。

吕诚是元末诗人，曾被贬到广州，写了六首《南海口号》，其中四首都是与吃有关的。他在诗里写道：“船来争市龙鱼鲊，客至先需荔子盘”；“留客不将茶当酒，铜盘蒌叶进槟榔。”广州人不管蒙古人是否喜爱槟榔，反正他们嚼槟榔的热情，几百年也不衰退。

广州人对生果的执念，堪称天下无匹，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品种，还要从外地引进新的品种，比如西瓜，在广州首次种植成功了，成为夏季解暑最受欢迎的生果。还有波罗蜜、桃子、柿子、石榴、香蕉、柑子、冬桃、橙子和杨梅等。广州出产的宜母子，是专供朝廷的贡品。宜母子也叫黎檬，果实可以制作蜜饯，榨汁可调味、入药，据说有安胎功效，所以叫宜母子。广州在城东的莲塘和城西的荔枝湾，都辟有御果园，种了八百多株宜母子，果实年年送上“汗八里”，直到大德七年（1303）才停止进贡。

这时的广州人，已习惯一日三餐了，黄汤淡水，乐在其中。蒙古人的到来，并没有让人们爱上羊肉，尽管居住的城市被称作“羊城”，但他们还是对鸡、鸭、鹅、鱼、猪痴心不改。蒙古人不太喜欢猪肉，宰杀牛与马，又受到严格的限制，所以水产和“三鸟”（鸡鸭鹅）便成了餐桌的主角。

对于滨水城市来说，鱼是最常见的食物。元人李存的诗描写广州“海鱼如屋酒如河”，并不是完全的夸张。在南海神庙对开海面，就经常有一种“暨鱼”出没，大的身体两丈多长；另一种“寻龙鱼”，也有一丈多长。鲟鱼肉质鲜美，其卵也是非常珍贵的食品。西江盛产的卷口鱼，脂肪丰厚，煎时不用放油，油膏溶解，香气四溢，最可觞客。广州人喜欢肥大的鱼，一条鱼可以有几十种吃法，他们也喜欢螺、蚬、蚝、虾这类在水中生活的小动物，蒸煮炒焗，各有风味。

鄂多立克在他的游记里写道，在广州“你用不着花上一个银币就能买到三百磅的鲜姜！鹅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都要大、要好、要贱。其一只大如我们的两只”，尤其令人垂涎的是，“这些鹅要多肥就有多肥，而花不到一个银币你就能在那里买到一只宰好和烹调好的。和鹅的情况相同，鸡鸭也一样。它们是那样大，你会认为它们极不可思议”。

鄂多立克进一步强调，鹅还不算肥大，鸡才大得惊人，他第一次看见时以为是鸵鸟，“连鸡蛋也比我国的鹅蛋大”。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说在广州有一次买到一只鸡，大到一只锅装不下，要分两锅来烹调。但广州人嘴刁，“鸡要有鸡味”，不是越大越好，所以鹅取代不了鸡。北方人怎么也搞不清，“鸡味”是一种什么味。

另一项令鄂多立克印象深刻的美食是蛇。从北方人第一次踏入岭南开始，就觉得广东人吃蛇，非常可怕，难以接受。晋代陶潜的《搜神后记》杜撰了一个故事，说广州有三人共入山中伐木，忽见石窠中有二卵大如升，取来烹煮。汤才开始热，便听到林中如风雨声。有一蛇大十围，长四五丈，窜到锅前，从汤中衔卵去，不久，三个贪吃的广州人都死了。但广州人不信邪，继续把蛇视为上等佳肴。鄂多立克说：“这里也有比世上任何其他地方更大的蛇，很多蛇被捉来当作美味食用。这些蛇（很有香味并且）作为如此时髦的盘肴，以致如请人赴宴而桌上无蛇，那客人会认为一无所得。”最后，这位意大利食客像见到礼物的孩子那样夸张地嚷起来：“总之，此城有大量尽可能多的种种食物！”

在广州人生活中，“吃”永远是至关重要的事项。他们孜孜不倦地开发新的食材，琢磨新的烹饪方式。炒、煎、滚、氽、焗、炆、炸、煲、炖、扣、煸、溜，花样百出，几乎穷尽了人们的想象力。广州人喜爱的“打边炉”，据说战国时就有了，但比较确实的记载，是在南宋时代。吕诚有一首诗写道：

炎方物色异东吴，桂蠹椰浆代酪奴。

十月煖寒开小阁，张灯团坐打边炉。

“打边炉”是典型的广州叫法，北方叫火锅。有人说因为一桌人围在炉边吃，所以叫打边炉，其实正确的写法应该是“打甂炉”。广州人喜欢用鱼骨、虾头熬汤底，增加汤味的鲜美。汤沸后，取肉类与蔬菜生料涮熟，蘸味汁而食。数九寒冬之时，新醅泛绿，炉火正红，大家围在火炉前，欢声笑语，每张脸庞被水蒸汽、炭火气和烧酒弄得红通通；双双筷子，透过升腾的雾气，伸向汤锅，各自寻找“猎物”。打边炉似乎比普通的吃饭，更能营造融洽、欢快的气氛。

美食当前，餐具也不能马虎。广州人钟情于象牙筷子，但象牙筷子不能打边炉，因为一入沸汤，就容易爆裂变形。象牙筷子很矜贵，每次使用之前，都要先用清水浸泡，再以布小心拭干，这样用很久也不会发黄。这是经验之谈。如果筷子是干燥的，一遇肴馔油汤，就会渗入变色。筷子经过浸泡后，油汤就渗不进去了。象牙筷子不可日晒，不可用热水洗，不可靠近炉灶热暖处，这都会造成弯裂。如果已经出现弯曲，可以用净水浸两三天，将弯的筷子插在直的筷子中间，上下扎紧，就可以重新变直。每个家庭主妇都有一些小秘诀，闲时互相交流。比如，篾丝银镶酒杯用过后，要马上用洁净湿布拭净阴干，不可放过夜，不可日晒，也不可水浸。

广州人的性格是腊肉放碗底，财不露眼。如果在街边的小酒铺里，看见一个布衣韦带的汉子，一壶玉冰烧，一碟炒豆子，脱了鞋子蹲在凳子上，唾沫横飞，和卖猪肉的贩子聊天，千万不要小觑他，说不定他是一位万贯家财的富商，家里有个你一辈子没见过的满满的钱窖。坊间流传着一本《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的书，教人们怎么收藏家里的财宝：“收藏金宝密室，须屋上铺板以防天洞，地下地板以防地洞，壁内装板或装木栅，以防壁洞；门用铁裹，以防斧劈、火烧；窗用石枋，凿孔、安铁条、加栅，以防斧劈、火烧；天井中用横木密架、两头活转，以防贼下天井；墙头、天井地下走路各处，多铺铁菱角，使贼难走。”如果嫌这太复杂的话，还有一个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床旁放一面大铜锣，“一闻贼人入室，即连声敲击，一则邻人惊闻，俱起共逐：一则贼人心虚，惊走远遁。此极妙良法。若房多人多之家，可多备大锣，各各应接，更妙。”

其实，广州富人并不都是抱着钱罂睡觉的守财奴，在拔图塔的游记里，记载了在广州城中央有一座“九门大庙”，专门安置疲癃残疾、茕独鳏寡人士。每个大门里都有桌椅板凳，给居住者休憩。还有很多“供盲人、残废者居住”的房间，大庙不仅为他们提供生活费和衣服，而且还有医生和厨师为他们服务。人们告诉拔图塔，“凡无力谋生的老人皆可向庙里申请生活费和衣物，一无所有的孤儿寡妇亦可申请”。但在中国的史籍中，当时广州城中央并没有这样一座寺庙，因此它更可能是一家专业的慈善机构。广州城里还有惠民药局，也是为穷人提供医疗药物的。

表面上看，住在广州的蕃客，没有唐、宋时那么奢华、张扬了，他们过着较为低调的生活。当穆斯林来到广州时，往往会选择住在穆斯林家里。他需要把所有随身财物交给这位屋主，代为保管，生活由屋主安排。如果他选择住旅馆，也要把财物交给店主保管，走时才取回，如有丢失，店主负责赔偿。这样，来客就算很有钱，也没办法随意挥霍了。本地的穆斯林说：“我们不希望别处的穆斯林以为我们很奢侈。”

官吏每天晚上到旅店查看，登记住客名字，登记完毕后，旅店就要关门谢客；直到翌日天亮以后，官吏再来核对住客，登记谁要离开，下一站到哪里。然后把名单送到下一站的旅店，让他们准备接待。这是为了保护旅客的安全。

然而，在一些蕃长、长老和富豪家，大门以内的生活，还是那么铺张奢侈。拔图塔在广州一位穆斯林富商家里住了半个月，亲眼所见，蕃坊的法官和其他穆斯林络绎不绝地送来珍奇礼品，每天举行宴会，请来歌手助兴。财富似乎一直在神秘的增长着。

吕诚写《南海口号》时，大元已日薄西山了，但广州人对外部世界的动乱，似乎不太在意。只要火没烧到眉毛，他们就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广州人有一种心理：我从来没去招惹别人，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呢？顺德诗人孙蕡写了一首《广州歌》赞美大元末年，还未被战火燃及的广州：“广州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长城百雉白云里，城下一带春江水。”他以陶醉的笔触写道：

朱楼十里映杨柳，帘栊上下开户牖。(www.daowen.com)

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

阿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

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

良辰吉日天气好，翡翠明珠照烟岛。

乱鸣鼍鼓竞龙舟，争赌金钗斗百草。

游冶留连望所归，千门灯火烂相辉。

游人过处锦成阵，公子醉时花满堤。

扶留叶青蚬灰白，盘饤槟榔邀上客。

丹荔枇杷火齐山，素馨茉莉天香国。

孙蕡的生平，跨越了元、明两朝，有人认为，这首诗是写明代的广州景况。但诗的最后两句是“别来风物不堪论，寥落秋花对酒樽。回首旧游歌舞地，西风斜日淡黄昏。”显然是说经历了元末明初的动乱后，广州的繁华一落千丈，令人不堪回首。

动乱已经在蔓延了。蒙古人统治广州才几十年，天下又重陷纷扰。至正十二年（1352），朱元璋在北方参加反抗元廷的红巾军，纵横于淮河流域。广东很快受到了感染。至正二十一年（1361）二月，广东道原廉访使八撒剌不花抗拒朝廷命令，杀了新任廉访使完者笃等，占据广州城。这一起蒙古人杀蒙古人的事件，对人心造成极大的冲击，火终于烧到眉毛了。正如《新元史》所说，从此“广东大乱”。

历史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到了要乱的时候，五岭山脉也挡不住。至正二十二年（1362）十月，南海人邵宗愚聚众起兵，打着讨伐八撒剌不花的旗号，攻陷广州城，诛杀八撒剌不花。本来广州人是支持他起义的，但没料到他占领广州后，忽然翻脸，进行疯狂的纵火杀掠，许多人被满门砍杀，富商的家被挖地三尺，钱窑抢掠一空。民众猝不及防，想逃也来不及，人命与财产损失，极其惨重。

这时，东莞人何真又打起了讨伐邵宗愚的旗号，杀奔广州。《明史》说何真“少英伟，好书剑。元至正初，为河源县务副使，转淡水场管勾，弃官归”。他的辞官，是因为天下大乱，豪强纷起，盗贼横行，做个芝麻绿豆官，对桑梓没用处。大丈夫处乱世，不能平天下，亦当保家乡。

至正二十三年（1363），何真赶走了邵宗愚，收复广州城。他严令部属，不得屠掠，因此颇得广州人的拥戴。元廷合并江西、福建为一省，委任何真为资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书省左丞，敕赐南台银印，以广州为省治。邵宗愚纠合人马，再次包围广州。何真守城一个多月，他的部将马丑寒暗中通敌，在博罗反水，切断了何真的粮道。何真被迫弃城突围，广州第二度被邵宗愚占领。

至正二十七年（1367），何真统率部众反攻，把邵宗愚赶走，再次夺回广州。民众夹道欢迎这位东莞人。有人劝何真，不如效法赵佗，自立为王。何真勃然大怒，喝令把劝进的人推出斩首。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称赞他：“独东莞何真，灼知天命有归，不敢妄为一州之主以祸生民，诚为识时俊杰也者。”

城头的大王旗，日夕变幻。时中原战乱，岭表隔绝，何真坐镇广州，练兵开署，广求贤士。文士孙蕡、王佐、赵介、李德、黄哲等，纷纷投奔何真麾下。这五人在南园抗风轩结成文社，人称“南园五先生”。“一时名流，如蔡养晦、黄希贞、希文、黄楚金、蒲忆文、黄原善、赵安中、赵澄、赵讷，皆预焉。”近人罗香林在《广州名迹记》中写道，在改朝换代的重大关头，这班狷介之士，相聚于清水濠畔，“诗酒酬唱，逸兴横飞，粤中风雅，泱泱与江表颉颃矣”。南园抗风轩在今文德路与文明路交会处。

至正二十八年（1368）八月，朱元璋大军攻入元大都，元朝灭亡。朱元璋建立大明，改元洪武，派廖永忠为征南将军，朱亮祖副之，由海道直取广东。何真命孙蕡起草降表，率众向明军输诚，并协助平定两广各路豪强，明廷誉其为“开国元勋”，一度派他出任四川布政使。后来因为岭南地方不靖，何真奉旨回乡收编民军，路过粤北张九龄祠时，留下了“一天云气千山雨，万壑松声十里风。谒罢相祠复回首，蓬莱宫阙五云中。”的诗句。当时何真已年届半百，犹有一股壮士豪情，澎湃激荡。

明代洪武二十年（1387），太祖朱元璋敕封年迈的何真为“东莞伯”，封禄一千五百石，赐第京师，并授予金书铁券：“兹与尔誓：若谋逆不宥，其余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推诚之心。”何真死后，“子免一死”的誓词，竟然用上了。就在何真死后第五年，即洪武二十六年（1393），开国功臣、凉国公蓝玉案发，株连一万五千多人被杀。

孙蕡曾为蓝玉题画，亦被朝廷处死，临刑时仰天长叹：“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已斜。黄泉无客店，今夜宿谁家？”何真长子何荣被卷入案中，处以死刑。噩耗传来，何真的弟弟何迪悲愤欲狂，当下聚合乡勇，杀出围村造反，与官军相抗十个月，才被镇压下去。

昨日功臣，今日罪徒，何真的八个儿子，只有一人逃脱，大约就是因为有“子免一死”的铁券，朝廷对他网开一面。其余七子皆受戮身之刑，一门老少，抄斩净尽，东莞伯的何公祠也被夷为平地。逃脱的这一房人，从此潜伏山野，隐姓埋名，直至朱元璋驾崩，惠宗朱允炆登基，大赦天下，他们才返回家园。后来，何真的四世孙在修葺围村时，额“元勋旧址”四字于寨门。在经历了这样一场浩劫之后，何氏族人仍然以先祖助朱元璋打天下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