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浩劫来临了。

就在李昴英去世那年一月，北方大雪纷飞，忽然雷声大作，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怪事，皇上甚至为此下诏，以雷发非时，减徒流以下罪。七月流火，太白昼见，二日相触，引起坊间许多不祥的传言。但最令人不安的是，大蒙古国突然以雷霆万钧之势，向长江沿线推进，南宋的半壁江山，岌岌可危，只是因为大汗蒙哥病逝，蒙古军暂时收兵，南宋才得以苟延残喘。但南宋的国势，已“如江河之决，日趋日下而不可挽”。

咸淳七年（1271），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再次发起南征。咸淳十年（1274），度宗赵禥驾崩，恭宗赵㬎继位，年仅四岁。德祐二年（1276），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获赵㬎。洪流般的逃难人潮，再次出现在梅关驿道上。当元军杀入江西后，广东经略安抚使徐直谅派人到隆兴（今江西南昌）向元军投降。蒙古铁骑浩浩荡荡，开赴广州，准备接收这座南中国最繁华的滨海城市。

这时，南宋残余力量在福州拥立赵昰即位，改元景炎。徐直谅接到消息后，马上反正，领兵在石门抵抗元军，可惜一战而败，被杀得七零八落，徐直谅弃城逃走。元军的旗帜第一次插上广州城头。

这年九月，南宋派江西制置使赵溍、副使方兴率兵进入广东，东莞人熊飞、新会县令曾逢龙也起兵配合，三路人马围攻广州，把元军逐走。十二月，赵昰在群臣百官的簇拥下，恓恓惶惶逃亡到广州，设立行宫。往年的“小年”是很热闹的日子，家家户户用鲜花果酒拜神，第二天要迎玉皇大帝降临，视察人间。但这年玉皇大帝没来，来了个小皇帝。赵昰在广州过了一个死气沉沉的新年，龙椅还没坐暖，元军已卷土重来。赵昰仓皇出逃，广州再次竖起了元军的旗帜。

在大庾岭上，难民潮日夜不息。李昴英的学生、广州状元张镇孙，在临安失陷前，任浙江婺州通判，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闲职，他也裹夹在逃难人流中，返回广东。喘息未定，便被人弹劾“闻兵逃遁”，遭到罢免。赵昰即位后，起用张镇孙为龙图阁待制、广东制置使兼经略按抚。张镇孙也积极招兵买马，为恢复南宋朝廷，竭尽绵薄。

景炎二年（1277），四月维夏，细雨霏霏。张镇孙率军一举收复广州，元军的旗帜被扔到城濠里，大宋的旗帜在城头高高飘扬。人们奔走相告，欢天喜地。但这种欢乐情绪并没有维持多久，大家都清楚，形势危如累卵，元军就像崩了大围的洪水，滔滔泛滥，已经把广州与外界联系的一切道路、桥梁都冲垮了，广州形同一幢被洪水围困、摇摇欲坠的老房子，随时会倒塌。在弥漫全城的不安气氛中，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十一月，元军在福建的战事结束，大军勒转马头，开始挺进广州，旬日之间，兵临城下。那个人人都埋在心里不愿提起的时刻，终于到了。

张镇孙登城四望，漫山遍野都是元军，剑戟森罗，旌旗掩映，好像海浪一般，一层压着一层，滚滚而来。孤军守城，粮尽援绝，没有任何胜算。张镇孙为免生灵涂炭，派人出城与元军谈判，在得到元军不屠城的保证后，开城投降。张镇孙被押往北方，途经大庾岭时，自裁殉难，遗下《见面亭集》等著述。这时如果还有人记起那个“河南人见面，广州状元见”的故事，难免觉得恍若隔世。他的遗体后来被人寻回，安葬于广州永泰里（今三元里）。

大局似乎已定，广州是囊中物，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但元军没想到，翌年三月，南宋都统凌震、转运判官王道夫竟再次举兵，趁元军主帅离城北上之际，间道出击，第三次夺回广州。元军被彻底激怒了。同年四月，赵昰在䃃洲岛病逝，八岁的广王赵昺继位，改元祥兴。十一月，蒙古大军水陆并进，杀气腾腾，直扑广州。凌震、王道夫等人自知不敌，丢下广州，率部退向新会崖山，与少帝会合。南宋祥兴二年（1279），南宋残余军队与元军在新会厓山海面展开最后决战，宋军大败，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尽，十万军民同日死。南宋至此彻底覆亡。

凌震、王道夫走后，狂怒的蒙古铁骑，瞬间把广州吞噬了。为了报复南宋军民三度夺回广州，元军统帅下令毁灭这座城市。城里的老百姓几经易帜，能逃的已四散逃去了，无处可逃的，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来自蒙古高原的大军，对他们辛勤经营了几辈子的家园，进行疯狂摧残。宋末元初人陈大震的《南海志》形容：“天兵南下，平夷城壁，楼橹雉堞，一切荡除。”

宋代修筑的东城与西城，城墙被完全捣烂，壕沟填平，只留下中城与东西雁翅城，大致完整，保护官署衙门。原经略安抚司衙门，除了州门、仪门、设厅、经略安抚厅，其他建筑全部夷平；提举常平司只剩下澄清楼、观风堂，提举市舶司只剩下胜已斋；市舶亭和海山楼全部倒塌，当年这里曾是笙歌鼎沸的地方，如今成了狐凭鼠伏之所，所谓“海山晓霁”的美景，从此消失。

最可悲的是煌煌广州学宫，被拆得只剩一间大成殿。元大德《南海志》说：“至元丙子，天兵下广，重屯于学，毁拆殆尽，所存唯一大成殿，学士寻亦解散。”贡院成了元军营房，南海学宫、番禺学宫都莽为丘墟。南海县学迁到高桂坊的菊坡祠，而番禺县学的处境更糟，连上课的地方也没有，只能借南海县学一半的院舍，临时栖身，院舍东属南海，西属番禺。广州的文教，经此破坏，元气久久难以恢复。

元军夷平东西两城，纯属一种泄愤行为，很快就开始后悔了，因为各地的骚乱，此起彼伏，不断威胁广州。《南海志》记述，至元十七年（1280），广州城拆了才两年，朝廷的招讨使马应麟竟被“广州海港贼”杀死，令朝廷震惊。拆城第三年，吕恕任广东道宣慰副使，来到广州，“下车之初，寇盗为梗，啸山腥海”，官府不得不急调兵力，四处弹压。至元十九年（1282），南海人李梓起兵，称宋年号，随后被镇压。至元二十年（1283），新会人林桂芳聚众万余，建罗平国，称“延康”年号，旋被官兵讨平。但硝烟未散，清远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欧南喜暴动，竖起大旗，竟有十万余人追随，直到第二年才被剿灭。

民变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因此，拆城工程还没全部完成，修复工程已提上议程。至元二十年（1283），拆城后第五年，开始启动重建。由于局势仍然动荡，进展十分缓慢，前后拖了十年光阴，以至于人们都搞不清，到底几时才算完工。宋末元初人陈大震甚至宣称，广州城根本没有修复过，他在《南海志》里直截了当说广州“不复修治”；而明人郭棐的《广东通志》说是至元“三十年修复”；明末清初人顾炎武《肇域志》则说是至元“二十年修复始完”。

显见这次修城是很不彻底的，远远达不到宋城的完善与坚固，但毕竟做了一些修补，至元二十八年（1291），广东道宣慰使阿里主持疏浚了南濠，对在拆城时被填埋的玉带濠，也进行了疏浚。宋亡元兴，把一座好端端的广州城，拆了又建，填了又挖，改朝换代的折腾，真个没完没了。元代的广州城，格局与宋城基本相同，中城北部为官衙区，南部为商业区，西城南濠一带是外贸码头区，东西两雁翅城是商业区。

在重修城池的同时，一些城里被拆掉的建筑，也在陆续复建。位于中城南部的原清海军楼（在今北京路与文明路相交处），元军攻入广州时毁掉了，现在又重新盖了一座高楼，悬挂“广东道”的大匾，名为“清海楼”。楼上有一件让广州人自豪了几百年的物件，那就是铜壶滴漏。

这组铜壶滴漏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计时器，造于延祐三年（1316）。难得的是，上面留有冼运行等制造工匠的名字。铜壶滴漏的工作原理，是让水由上面日天壶（日壶）依次滴至夜天壶（月壶）、平水壶（星壶）、受水壶，浮箭逐渐升起，指示铜尺上的时辰刻度。四壶依次安放于阶梯式座架之上，通高2.64米。

铜壶结构精巧无比，经过了上百年还分秒不差，全城官民计时都以它为准。明代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到了广州，他是一个制造精密仪器的高手，曾自己制作天体仪、地球仪和计时用的日晷等物品，送给中国人，他对这个漏壶兴趣盎然，很想仿造一个，但绞尽脑汁也无从入手。

清海楼在明代屡经修葺，改称为“拱北楼”。清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城，拱北楼失火，漏壶移置其他地方。咸丰十年（1860），两广总督劳崇光悬赏购得，其中月壶略有损坏，于是重铸月壶，暂置于抚署退思轩。清代同治三年（1864）重修拱北楼，把铜壶滴漏放回原处。1919年，广州拆城墙筑马路，拱北楼被夷平，漏壶移置于长堤海珠公园；后来因为市政府要炸海珠石填新地，公园建筑物全部拆除，所以在永汉公园建了一座四方仿古亭，以安置铜壶滴漏。1932年，市政府又拨款收购原拱北楼旁一座废弃的先锋庙，暂时安放铜壶滴漏；1935年将铜壶滴漏移置于越秀山上的广州市立博物院。20世纪50年代，铜壶滴漏被调往北京，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广州博物馆陈列其复制品。

另一座重建的宏伟建筑，是南濠边的共乐楼。这座号称“南洲冠冕”的高楼，在元初时已被毁，大德六年（1302）又重建，改名为远华楼。在南濠上再建了一座太平桥。广州人显露了他们惊人的再生能力——只要没有战乱，几年间，这里开始恢复繁华了。元人吕诚有《越楼观灯》诗，勾画此地的红尘景况：

午夜冰轮烂不收，又看春色满南州。

沉香火底鳌山柱，翠幕星前羯鼓楼。

小队天魔花作阵，初筵云醴玉为舟。

要知此景非人世，何必罗公作幻游。

但远华楼在元季又被毁了，究竟是因何而毁，史书语焉不详，其后再也没有重建了。(www.daowen.com)

在各种建筑工程中，学府与书院是备受关注的一项。元代的地方行政体系，采用行省制度，全国划分为中书省和十个行中书省。行省以下，与宋朝大致相同，分路、州、县三级，有的地方加了府一级。广州归江西行省和广东道宣慰司管辖，下辖录事司和南海、番禺、东莞、增城、香山、新会、清远七县。

根据这个体系，学校也分为路学、县学和书院三种。广州的路学即原来的州学。学宫被毁后，宣慰使完颜正叔到广州巡视时，认为“教养之地，不可不葺”，于是提由地方官鸠工庀材，修葺了明伦堂。至元二十八年（1291），朝廷觉得天下大定，应该恢复各级教育，令各路学及各县学内，都要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任教；各地都要兴办书院。至元三十一年（1294）在路学内修建了养贤堂、养蒙堂和仓廪、祭器库；元贞元年（1295）对路学再次大规模修葺；延佑五年（1318）改建了庙学和东西斋；泰定元年（1324）再建云章阁。经过多年的扩建与修葺，广州路学慢慢恢复了昔日的规模。

宋朝之亡，标志着长江文化由盛而衰，被迫再度南迁。珠江流域担起了承传中华文明薪火的重任。当时南宋抗元的残余势力，集中在岭南地区，泉州则因为波斯商人蒲寿庚与元军里应外合，献城归降，没有遭受战火摧残。朝廷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就是要绕开广州，另起炉灶，把泉州开辟为主要的通商口岸，取代广州。

元代曾先后五次禁商下海，千方百计把私商挤出市场，非官本船不能从事海外贸易，反映出统治者控制外贸的欲望，比宋朝还要强烈。所谓官本船，就是由官府造船，官府出资，选派商人出海贸易；贸易所得，官占七成，商占三成。商人的三成，不用再缴付税项；官方的七成，包括了本金、利息和进口税。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私自出海贸易。这样的体制，必然成为官商勾结的温床，造成个别权豪把持海上贸易的结果。

广州人天生就是做生意的，能抑制得了吗？泉州确实出了几个豪门巨族，以海外贸易起家，“父子致位宰相，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但朝局一变，都被冠以恶名，夷戮殆尽，家产全部抄没。与官府勾结太紧的，下场大抵如此。广州没有江浙、福建那样的权豪，活跃于市场的，大部分是单纯的民间商人。

元军入城时毁掉了宋朝的市舶亭，至元十九年（1282）又在朝宗门外重建起来了；至元二十三年（1286）前后，广州设立了广东转运市舶提举司，主管外贸事宜，其实就是一个官商勾结的机构。市舶司建了一座仓库，专门存放进口货物，还有一座来远楼，安顿蕃商，位置大约在今天的北京路。

由朝廷垄断海外贸易，是一条已被前朝证明走不通的路，现在再走，还是不通。尽管朝廷刻意降低广州港口的地位，但按《南海志》的记载，当时与广州有贸迁的国家和地区达141个，超过唐、宋时期，说明官府虽然管制了中国商人出海，但海外商人还是认广州，愿意到广州交易。因为大部分南洋国家和地区到广州的航线最短，他们可以在广州有更多的休息与保养船只的时间。广州港口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

不让私商参与的唯一结果，就是刺激走私大增。每艘到埗的商船，总有一些私藏的货物，卖给私商，赚取外快。市舶提举司的官员像饿狼一样守在码头上，鹰瞵虎视，紧盯着每一艘靠岸的商船。当船上喊起“抛锚喽——收帆喽——”，官员便大摇大摆上船。在他的亲自监督下，货物全部入库封存，然后仔细检查船舱每个角落，甚至搜查船员的身体，以免他们夹带私货，最后才对舶货进行抽分，舶货精者十抽其一，粗者十五抽一。后来加了一倍，精者十抽其二，粗者十五抽二，还要在已经抽解的货物中，再征三十分之一的税。

朝廷仍然觉得不够严密：万一商船在靠岸前就把货物转移走呢？万一他们以风水不便把船停到其他码头呢？万一他们让送食物的小船帮他们带私货呢？于是元贞元年（1295），官府修改了条例，派官员出海，在靠近港口的海面上，上船检查。

这种船不漏针的检查制度，看似连苍蝇都飞不进来，但破解的方法，却简单得很，就是塞钱给上船检查的官员，“有钱能使鬼推磨”。另一个容易作弊的就是葡萄牙人。他们专门从事买卖中介，在广州十分活跃，这些人门路极广，再多私货都有去处。后来官府也觉察到了，至元二十三年（1286），朝廷以葡萄牙人“刮削市利，侵渔不便”为由，下令“除大都羊牙及随路买卖人口、头匹、庄宅牙行依前存设，验价取要牙钱，每十两不过二钱，其余各色牙人，并行革去”。朝廷鼓励人们举报走私，最初规定，告发者的赏钱是罚没货物的三分之一，后来提高到二分之一。

入冬以后，北风日渐强盛，满载货物的商舶开始出海了。商人要事先向市舶司报告，领取总司衙门的公验和公凭。舶商招募的纲首、直库、杂事、部领、梢工、碇手等人，都要向市舶司申请文凭，每五个人结成一保，一人违禁，五人连坐。公验上要写明船上有多少人，船有多大，由谁担保，如有携带违禁品下海，保人要一体坐罪；还要填写出海货物名称、重量；公凭上要写明随船的柴水小船详细情况。公验、公凭，缺一不可。

一切手续办妥，海帆终于可以升起了。舶商可以从官府领取规定数量的兵器、铜锣，以防在途中遇到海盗。市舶司再派官员上船检查一遍，确认没有私带违禁品了，就可以解缆出航。回航后，再把兵器、铜锣和公验、公凭等物，交回给官府，以便下次出海时再用。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ūtah）在至正六年（1346）到中国游历，参观了广州、泉州、杭州、大都（今北京）等城市。他描述广州制造的巨大商船，一艘可乘载千人。船上有十张帆，分四层甲板，设有房舱、官舱和商舱。官舱里面有厕所，并有门锁，客人可以带妇女、婢女同船，关起门来，谁也不会打扰。同坐一船，官舱客人可能不知道隔壁是谁，直到下船时才会相见。官舱乘客不一定是官员，一般人有钱也可以坐。伊本就曾经租坐过官舱。水手可以携带家眷，并在船上种植蔬菜。船长简直像个朝廷命官，上岸时有黑奴执刀枪前导，并演奏鼓乐，排场十分之大。摩洛哥旅行家听说，“中国人中有拥有船只多艘者，则委派船总管分赴各国。”他不禁感叹：“世界上没有比中国人更富有的了。”

这时，中国人已经懂得用海洋来划分世界地理了，“东洋”“西洋”概念，就是在元代出现的，并被后人一直沿用。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以婆罗洲为界，东面称东洋，西面称西洋；亦有以苏门答腊为东西洋的分界。事实上，随着中华文明走向西方，人们的眼界日益开阔，东西概念所指的范围，也在不断变化。

元代的外贸制度与政策，大致上萧规曹随，照抄宋朝。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丝绵缎匹、销金绫罗、米粮军器，一概不准出海贩卖。自古以来，丝绸锦缎就是中国出口的重要商品，朝廷竟然禁了，但民间私自出口，却源源不绝，以致朝廷三申五令，甚至因为怪罪市舶司查禁不严，一度撤销了市舶司，但只要能赚大钱，“杀头的生意有人做”。

中国流向西方的物品，主要有青白花碗、瓷盘、水坛、大瓮壶、瓶、木箱、皮箱、漆器、雨伞、帘子、纸笔、乐器等。从海外输入的物品，主要有象牙、犀角、真珠、珊瑚、玳瑁、帆布、沉香、速香、檀香、龙脑香、胡椒、丁香、肉豆蔻、鲨鱼皮、黄蜡、风油子等。大元航海家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一书，忠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的青缎、红色烧珠、苏杭色缎、青白花器、瓷瓶等物，通过印度与欧洲人交易的情节。

无论是市舶司贸易，还是民间私下的贸易，瓷器始终是大宗商品。南宋以后，北方各名窑的瓷工为避战乱，仓皇南逃，在景德镇附近落脚，渐渐成了汇聚天下名匠的制瓷中心。元代天下虽然动荡不安，但景德镇的瓷器，却如苍头特起，绽放异彩。枢府瓷的精品，北上“汗八里”（北京），作为御品进贡朝廷；其他民窑产品，或流通于民间，或作为出口商品，通过泉州和广州，销往海外。

广州并不是制瓷的中心，但有庞大的瓷器市场，以致白图泰误以为这些瓷器都是在广州生产的。他说：“至于中国瓷器，则只在刺桐（泉州）和隋尼克兰城（广州）制造。”其实这两个只是出口的城市。他进一步描述，广州“是一大城市，街市美观，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由此运往中国各省和印度、也门”，甚至远赴欧洲。

伊斯坦布尔与欧洲隔着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亚、欧两大洲的分界线，相距不过两千多米，向远处眺望，便是水天一色的马尔马拉海。在中国与欧洲直接通商之前，这里是中国瓷器进入欧洲的重要桥头堡。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博物馆收藏了大量中国瓷器，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游览后，这样形容：“我们在这里到处浏览，陈列室里无处不是中国陶瓷，满满的橱窗里，使人应接不暇。墙壁上也挂得琳琅满目，几与屋顶相接。眼目所及，全是陶瓷，倒不免使人杞忧，假使这里发生地震，则挂在墙上的许多珍品，将会遭到如何的结果？”

这些诞生于几个世纪以前的瓷器，图案纹饰之丰富繁丽，即使今天看来，亦为之眼花缭乱。牡丹、荷莲、葡萄、松竹梅、竹石荷叶、如意云头、云龙、云凤、鱼藻、草虫、麒麟、孔雀、鸳鸯、海水、波浪、莲瓣、菱形纹、回纹、水草纹、卷草纹等二十余种纹饰，画工精细，纤毫毕现，在柔和的光线照射下，恍如罩上了一层晶莹透亮的奇彩，让人联想起马尔马拉海湛蓝的波涛。

到元代最后一个皇帝惠宗时期，朝廷在泉州全力推动的官本官船政策，已难以为继。泉州的倭患越来越严重，吓走了很多商人。元朝末年，福建群雄并起，各自占山为王，大者占州县，小者占乡里，色目人占据泉州，局势更加飘摇。这一时期，广州尚算安稳，于是商人都往这边转移。

陈大震对广州外贸的繁盛，有令人咋舌的描述：“山海为天地宝藏，珍货从出，有中国之所无。风化既通，梯航交集，以此之有易彼之无，古人贸通之良法也。广为蕃舶凑集之所，宝货丛聚，实为外府。”曾在礼部任职的学者吴莱，到广州一看，也不禁为之震撼：“海外大蛮夷岁时蕃舶金珠、犀象、香药、杂产之富，充溢耳目。抽赋帑藏，盖不下巨万计。”广州重返中国海贸第一大港的地位，乃成瓜熟蒂落之事。

至治二年（1322）到天历元年（1328）期间，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Friar Odoric）在中国旅游，他在《鄂多立克东游录》一书中，描述自己的亲眼所见：在广州这个比威尼斯大三倍的城市里，“有数量极其庞大的船舶，以致有人视为不足信。确实，整个意大利都没有这一个城的船只多”。在广州城外宽阔的珠江上，千舻汇聚，万帆相继，这是海上贸易欣欣向荣的标志。广州的海外贸易，主要是由民间商人支撑。尽管受到各种打压、限制，海路时断时续，但最终仍可达到宋时的外贸规模，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