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庆历年间（1041—1048），儒林发生了一件大事：朝廷诏州县立学，选部属官或布衣宿学之士为教授，并立听讲日限，规定士须在学校习业三百日，方许应举。广州郡守奉诏，在蕃市附近，将一座孔庙改建为州官学，是州一级的最高学府，亦称“广州学宫”。

宋代的地方行政区分为路、州、县三级，广南东路辖广州，广州辖南海、番禺、清远、东莞诸县。地方的官办学校只有州县两级，路无学校，只负责督促州、县置学。《宋会要辑稿》说，宋代“州县不置学者鲜矣”。县学生优秀者，可升入州学；州学生优秀者，可升入中央一级的太学；太学毕业，就可以一步踏入官场了。

很多人有一种近乎固化的偏见，认为广州远离中原，庠黌不兴，声教不及，虽然是财富汇聚之地，但因为这个地方赚钱太容易了，人们热衷于“斗争射利，未尝知学”。宋人郑獬在《知广州制》中写道：“交广之地，距京师几万里，其民俗与山獠杂居，固未尝见天子旗旄之美，东舆之音，则其声教之所偃薄，德泽之所渐渍，由上国而施四方，盖亦有近者详而远者略矣。”这完全是基于中原文化一元中心的立场而言，认为岭南交通不便，客观上加大了接受全国性主流文化的难度。其实，恰恰相反，由于历朝历代大量移民的涌入，广州长期处在文化交流的漩涡中心，广州与中原文化、湘楚文化、闽浙文化、海外文化交流的广泛程度与活跃程度，远远大于中国其他地方。

广州的文教，起步并不算晚。早在南越国时代，广州已开始兴办学校，黄佐在《广东通志》里说，广东“入汉以后，学校渐弘”；三国时虞翻在广州聚徒讲学，门徒有数百人；唐代韩愈被贬到广东，亦尝致力于创办学校；南汉国更是开贡举，设铨选，庠序大振。熙宁九年（1076）黄畿复任广州教授，据黄庭坚的《黄畿复墓志铭》说，当他给广州士人逐字逐句讲授儒家经典时，听课的人竟觉得“闻所未闻”。这只是一种近乎无知的狂妄，士人听不懂这位老师讲儒学，只有两个可能：一是老师讲外地方言，把大家听懵了；二是他收的学生都是猪倌牛侩。

广州学宫开办后，经过几次搬迁，绍圣三年（1096），章楶任广州知府，把州学迁到番山之下，即今天的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处。学宫大门对着城墙，一些人认为风水不好，因为城墙属土，“土星高大厚而端，牛背屏风总一般”，气脉壅窒，不利科进。于是，绍兴二十七年（1157），经略苏简在城墙上开了一个门，名为步云门，后来改名为冲霄门，清代改为文明门，含有“平步青云”与“文教昌明”之意。尽管城门也方便了盐商出入，但毕竟与教育和科举，有更大的关系。

州学之后，县学踵兴。嘉定二年（1209），城西崇报寺侧，创办南海县学；淳祐元年（1241），创办番禺县学，最初附设在州学内，后来官府与乡绅同共集资，在城东兴建学宫，前列棂星、戟门，后则云章之阁，厚栋大梁，重轩三阶，庄严壮丽。春秋礼乐，冬夏诗书，四术四教，士气蒸蒸然。无论是州学，还是县学，都有大成殿，供奉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子像，象征着儒学的正统地位，至高无上。

理学是宋代的学术主流，源起周敦颐、邵雍、张载诸人，传至程颢、程颐，境界愈加深邃开阔，复经南宋朱熹发扬光大，再有陆九渊之异军突起，陶镕鼓铸，乃成一庞大的思想体系，主导中国思想界几百年，把传统儒家学说，从道德信条上升到哲学高度。周敦颐曾两度在广东任职，第一次是广东南路转运判官，第二次是提点广南东路刑狱。他在广州的学术界，留下巨大的影响。与全国各地一样，理学成为广州官学最重要的内容。

宋代文教的最大特色，是大批私立书院，蓬勃兴起。自古以来，教育都是“立学官，取仕家子弟”，但书院的出现，打破了官家对教育的垄断。广州第一所留下了名字的书院——禺山书院，诞生于嘉定十七年（1224）。

禺山书院创办者梁百揆，字宗盛，广东番禺人，出身书香世家，父亲梁仲钦有“纯儒”清誉。梁百揆嘉泰四年（1204）乡试第一，13年后中进士，历任从事郎、太学录、符玺郎、奉议大夫，在朝中以直谏敢言著称。嘉定十七年（1224），宁宗赵扩驾崩，丞相史弥远发动宫廷政变，矫诏废皇储，立赵昀为帝。梁百揆熟知历朝掌故，废立之争，从来是乱政的祸胎，他不愿立危墙之下，遂向朝廷称疾乞休，返回广州，在禺山创办书院，聚徒讲学，教人舍采豆俎之礼，执经问难之事。明代名臣海瑞称赞梁百揆：“当南渡时，不因官爵而变学守，唯以道德而范乡邦，世皆以‘先生’称之。”

在梁百揆创办禺山书院前后，一批赫赫有名的大儒，到了广州。名气最大的是崔与之，他是广东增城人，童年在萝岗读书，绍熙四年（1193），殿试考中进士，成为岭南由太学取士的第一人。崔与之在很多地方做过官，几乎每到一处，都留下良好的口碑。他主政两淮及四川多年，告老还乡后，川民还在成都仙游阁立像纪念。

朝天路的崔府街，因崔与之故居得名。他在嘉定十七年（1224）辞去吏部尚书，回到广州，不为纷华所动，选择在蕃坊内兴建“晚节堂”。读书人或会感到奇怪，崔与之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位学养深厚，操履端谨的大儒，怎么会混迹于市井，与贾贩为邻？

其实，崔与之到广州时，宋代的海上丝路，已开始走入低谷。嘉定十二年（1219）地方官府的报告，承认“泉广舶司日来蕃商寖少”。崔与之南返前两年的嘉定十五年（1222），由于商船越来越少，税收锐减，官府甚至不得不强迫商人出海。官府报告说：“拘于岁课，每冬津遣富商，请验以往。其有不愿者，照籍点发。”可以想象，崔与之卜居此地时，蕃坊已不复昔日的繁华。

崔与之的晚节堂，是一个别致的小庭园。园深八十多米，宽二十多米，三进大厅，东、西偏房各三间，还有两个大天井。西偏房有“菊坡”题匾，门柱上镌有“老圃秋容淡，黄花晚节香”的楹联，雕梁画栋，建构宏丽。有个富商重金聘请建崔府的匠人，照样建了一座。房子盖好后，请崔与之去参观。崔与之看过后，对那个富人说：“你盖这房子固然很漂亮，但少了两根梁。”富人诧异地说：“我是完全按照相府规模建造的呀，怎么会少了梁？”崔与之说：“一根‘没思量’，一根是‘没酌量’。”坊间一时传为趣谈。

端平二年（1235），广东发生惠州摧锋军暴动。摧锋军是朝廷的正规军，由殿前司遥为节制，其中一支以广东人为主的摧锋军，驻守南京，本已到了换防时间，要调回广东，但因为江西发生匪患，途中被调去参加剿匪。任务完成后，这支摧锋军不仅没有得到奖赏，还被要求长期驻守江西，于是引起归家心切的官兵不满，最终激成叛乱，杀回惠州，继而攻打广州。

广州城外，又见阵马风樯。78岁高龄的崔与之临危受命，出任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领导平乱。当时有谣言说，广州城内的摧锋军，蠢蠢欲动，意图与叛军里应外合。崔与之先派人严守北门，防止城内外的摧锋军互通消息，同时迅速处理了城内几个不稳的将领，安抚好一般将士。崔与之亲自乘坐肩舆登城，劝导叛军投诚。李昴英、杨汪中是他的门生，奉命缒城而下，深入虎穴，与叛军首领谈判，晓以大义，说服了部分军士释甲降服，残部遁去，解了广州之围。

叛乱平息后，崔与之自行辞去官职，回到崔府街，继续过他的平静生活。这让广州人对他产生由衷的敬爱，在白云山为他立了一座生祠，俗称“菊坡祠”。虽然朝廷升任崔与之为参知政事、右丞相，但他连续13次上疏力辞不就。皇帝知他志不可回，只好同意他在家条上时政，“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自领乡郡，不受廪禄之入”。

崔与之酷爱菊花，处世也是人澹如菊，一生不养妓，不增置私产，不受馈赠，以“无以财货杀子孙，无以政事杀民，无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作为座右铭。他的词章被认为是“开岭南宋词之始”，后人把唐相张九龄奉为“粤诗之祖”，崔与之为“粤词之祖”，他所开创以“雅健”为宗旨的岭南词风，对岭南词坛影响很大，清人梁善长辑《广东诗粹》称崔与之的诗词，“高华壮亮，犹有唐人遗音”。

崔与之的门生李昴英，字俊明，号文溪，番禺人。童年曾居住于广州的龙头市（今惠福西路五仙观附近），在海珠石慈度寺读书。嘉定十五年（1222），李昴英乡试中举。宝庆二年（1226）参加临安（杭州）春试，中第三名，成为广东历史上第一个探花。端平三年（1236）后，曾任太学博士、直秘阁知赣州等职。在平定摧锋军叛乱一役中，李昴英展现了非凡的勇气，用绳子把自己吊下城，与叛军谈判。广州人从此记住了他。

李昴英居住在文溪边，后来长塘街有一条李家巷，就是因他而名。他对文溪一往情深，自号文溪，写的书也取名为《文溪存稿》。他为人端凝庄重，凛不可犯。后人以敬畏的语气描述他：“严气正性，其人与文皆峭岸，令人有不可干之意。”(www.daowen.com)

淳祐元年（1241），李昴英出任吏部郎官，碰上轰动一时的“三贤暴卒”案，死了三位有清誉的朝臣，舆论普遍认为是权臣史嵩之指使谋杀，李昴英三次上奏，请求严惩史嵩之。其后他又上疏弹劾京兆尹贪残，理宗赵昀听得心烦，拂袖而走。李昴英竟跑上去拉扯着皇帝的衣袍，继续滔滔陈说。赵昀甩开他走了，他还要把疏封留在皇帝的御座上，被斥为“大失人臣之礼”，受解职外放处分。李昴英以父亲年老为由，返回广东。赵昀虽然受不了李昴英的固执性格，但也承认，“昴英，南人无党，中外颇畏惮之。”有人更赋诗称赞他：“庾岭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

广东经略安抚使方大琮与李昴英差不多同时到广州。方大琮，字德润，号壶山，福建莆田人，开禧元年（1205）进士第三名，他和李昴英曾同朝为官五个月，但惺惺相惜，一见如故。方大琮盛赞李昴英是“有美羊城一钜儒，菊坡气脉最关渠”；李昴英则形容他们的友谊是“十年缔交兮，相照肝胆”。

方大琮利用州学的部分建筑，改建为番山书院，把州学御书阁的图书迁至书院，旁边建文、行、忠、信四斋，具备了讲学、藏书和祭孔的功能。他又在书院侧建一莲花池，取周敦颐《爱莲说》之意，陶冶士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情操。

周敦颐在广州期间，曾住在药洲，其办公衙门在清风桥北（今起义路附近）。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在清风桥北建了一座景濂堂，又在越秀山修建周元公祠。方大琮把景濂堂改建为濂溪书院，并请李昴英推荐一位本地的硕学通儒，出任首席教座。李昴英推荐了八旬布衣田知白。他在荐书中写道：“是邦老成人，无如田知白者。闻其壮即厌科举，专志理学，使领袖书生为宜。”“厌科举”成为推荐理由之一，可见当时在广州读书人中，科举并非唯一鹄的，学理的研究同样重要。方大琮对田知白恭而有礼，顾庐诚邀，但田知白一听，却谨辞不敏，自称“贫而好酒”，只是一“醉乡遗老”，不足以设教育人。当方大琮二顾茅庐时，此老已鸿飞冥冥，不知去向了。

民间书院对推广文教的作用，甚至大过官办的州学、县学。宋末元初人马端临在回顾宋代书院教育时，感慨地追述：“盖州县之学，有司奉诏旨所建也，故或作与否，不免具文。乡党之学，贤士大夫留意斯文所建也，故前规后随，皆务兴起，后来所至，书院尤多，而其田土之赐，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 后人刘伯骥在《广东书院制度》一书中，认为广州除禺山、番山书院外，其他书院“或为私人读书讲学之所，或为先贤纪念祠，或为课士官舍，规制未备，极难考据”，显然是偏颇的。方大琮创办濂溪书院，既聘请首席讲座，说明有聚徒学讲，不仅仅是纪念先贤，或私人交流学问之所。既然文献阙如，“极难考据”，“规制未备”的结论，则无由得出。

淳祐六年（1246），李昴英被朝廷重新起用，任太宗正卿兼国史馆编修，后升任龙图阁侍制、吏部左侍郎，并封以番禺开国男爵位。方大琮为他送行，依依惜别，留下了感人至深的诗句：“握手不堪离思满，愿公自爱庙堂身。”

就在这一年，梁百揆去世。广州遽失两位大儒，方大琮不胜欷歔惋惜。“四时常花，三冬不雪”的广州，居然在这年冬天飘起了鹅毛大雪，一连下了三天，积雪深达尺余。很多人一辈子没见过下雪，惊叹不已。小孩子们最兴奋了，在街上跑来跑去。方大琮踏着厚厚的积雪，到各地慰问贫民，派发救济金，心里却总是记挂着远在帝阙的李昴英。

李昴英的耿直性格，丝毫没有改变，因此他在京师又闯祸了。有一名御史因为弹劾佞臣而遭解职时，李昴英上奏声援那个御史，皇帝不理会，他便毅然挂冠，登上客船回广州。岭南儒林，俨然奉他为师儒之首，他亦不避辛劳，奔走于广州、东莞、顺德等地讲学，传播老师崔与之“菊坡学派”的学说，壇坫之盛，一时称最。在他的门人中，后来名显儒林的，就有陈大震、张镇孙、李春叟、何文季诸人。

方大琮为恢复古代尊贤敬老的风俗，在广州举办乡饮酒礼。《礼记》说：“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这是一种古老的礼仪，整个过程非常复杂，耗时八个小时。《乡饮酒义》记载：“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

乡饮礼上的菜肴十分丰富，上等桌有猪肉八斤、羊肉八斤、牛肉八斤、大鹅一只、鲜鱼一条、糖饼三盘、糖果两盘、荔枝一盘、龙眼一盘、栗子一盘、核桃一盘、大冬枣一盘、上等老黄酒一坛。中等桌有猪肉五斤、羊肉五斤、牛肉五斤、烧鸡一只、鲜鱼一条、糖饼三盘、糖果两盘、荔枝一小盘、龙眼一小盘、栗子一小盘、核桃一小盘、大冬枣一小盘、中等老黄酒一坛。下等桌也有猪肉三斤、羊肉三斤、牛肉三斤、烤鸭一只、腌鱼一条、糖饼两盘、糖果一盘、荔枝一小盘、龙眼一小盘、栗子一小盘、核桃一小盘、大冬枣一小盘、普通黄酒一坛。按照规定，菜肴最多的上等桌，只坐一人，以表示尊重。

参加乡饮的人，分为主人、大宾、僎宾、介宾、众宾等不同的级别。李昴英辞官回乡后，方大琮聘他为“遵”，也就是在乡人中仕至大夫，行为端正，值得大家效法的人，出席乡饮酒礼。主人与宾客遵循古制行礼，一丝不苟。

方大琮在广州建了一座“二献祠”，祀岭南大儒张九龄和崔与之；又建“四先生祠”，以祀贤士古成之、温若春、郭阊并生祀李昴英，让广州人永远记住这些对岭南文化有过贡献的贤哲；为番禺县学兴建了“浴沂亭”，让士子有憇息之所；捐钱给南海县修葺县学；又捐钱给天庆观修葺众妙堂。他还主持重修了《南海志》，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又把自己任内的公事批文，汇编成册，为后任者提供了大量广府教育、兵防、财政、习俗方面的参考资料。

淳祐七年（1247）冬天，方大琮在广州去世，李昴英伤心欲绝，撰《祭广帅右使方铁庵大琮公文》，泣祭老友：“厥今人望，若晨星稀，公老远播，天复夺之，岂复广人之悲，海内善类，盖莫不欷歔也。”为了纪念方大琮，广州人在天庆观对面，建了一座方公祠。

不久，朝廷打算起用李昴英为端明殿大学士、佥枢密院事，但他却跑到白云山上，筑了一所“文溪小隐轩”和“玉虹饮涧亭”，愿山栖谷隐，不愿复出为官。宝祐五年（1257），李昴英在广州病逝。这时距崔与之去世已经18年，距方大琮去世也已10年。广州人把他在海珠石读书处称为“探花台”，又在慈度寺旁建文溪祠，岁时奉祀不绝。

李昴英童年时，曾与几位同学结成“龙头会”，互相勉励，以期大魁天下之日，登科记上并龙头。广州坊间常有孩子传唱：“河南人见面，广州状元见。”官府为此在江边筑了一座“见面亭”，以待状元出现。

相传，有同学做梦，梦见弯长弓射大江，江水为之干涸。李昴英说：“这梦应在一个姓张的人身上。”

李昴英辞官后，在广州日与诸生讲学。弟子中，有一位年幼的学童，名叫张镇孙，番禺人，出生官宦世家，祖父是朝奉郎，父亲是朝散大夫，自小聪悟好学，有“神童”之誉。他知道李昴英的解梦后，对同窗学友笑言：“安知不是鄙人！”咸淳七年（1271），张镇孙果然擢第状元，成为广州第一位状元。据说当年珠江水真的涸竭见底，人能步行过江，往来相见。张镇孙中状元后，他住过的通泰里亦改名为状元坊。在南宋最后的日子里，张镇孙上演了一幕可歌可泣可哀可叹的悲剧。

宋代以降，广东文风大开，在岭南自然与人文熏陶之下，诞生了不少殿堂级的人物，以文采风流与刚正清廉著称。大部分人到最后，或选择脱离官场，归隐故里；或选择砥节守公，亡身殉义。在文化史上，他们展示着岭南文人胸襟高旷、学养纯厚和意趣洒脱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