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城池，自从南汉国覆亡后，一直没有重修。风吹雨打，日渐倾圮，几乎等于没有城池。但朝廷不觉得广州会有什么危险，熙宁三年（1070），南方各路禁军，以驻扎广东的最少，只有1200人，而湖北驻扎了1.2万人，湖南驻扎了8300人。广州城的守备，薄弱得难以置信，东城、西城各有城面厢军150人，造船场厢军75人。比厢军更低级的，就是乡兵了。厢军、乡兵都不是正规军，只接受过一些简单的旗鼓训练。甚至连号称正规军的1200名禁军，也是松松垮垮的，直到嘉祐（1056—1063）之前，都没有进行任何日常军事训练，谈不上什么战斗力。好在这段时间，风平浪静，没有什么动乱。

天禧三年（1019）九月，供备库使侍其旭奏称：“广州多蕃汉大商，无城郭。虽有海上巡检，又往复不常，或有剽劫，则全乏御备，请徙广、恩州海上都巡检一员，廨于广州市舶亭南，以便防御。”真宗皇上准奏。按侍其旭所说，广州已到了“无城郭”，遇到攻击“全乏御备”的程度，也只是派一名官员，常驻广州而已，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景佑四年（1037），知州任中师等人上书朝廷，称广州“城壁摧塌，乞差人夫添修”。

终于有人提出要修城了，但朝廷不许征调民夫，只准派当地厢军之类的驻兵，对城墙的重要部位，进行修补。这样又拖了几年，随着海上丝路的复兴，商船日多，海盗也逐年增多，广州一旦有事，就是惊天大事了。朝廷终于在庆历四年（1044）同意广州修筑一座子城，把重要的官署衙门保护起来。

魏瓘时任广南东路经略使，宣称自己在旧城的城角得到一块古砖，刻着“委于鬼工”四字，这是应了他的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于是受命修城。不管这是不是魏瓘自己编出来的，但中国人对河图符箓一类东西，总是特别着迷，《皇朝类苑》《湘山野录》《方舆胜览》《诗话总龟前集》等宋代的书籍，纷纷转载了这一故事。

魏瓘有圣旨在手，马上招集工匠，准备材料，投入筑墙工程。子城基本上是在南汉国的城墙基础上，进行加固，然后在东西澳兴建水闸，每天定时启闭。后人在增城宁西镇斯庄村打水坑，发现了一个宋代的砖窑，窑里还有一些残存的断砖，其中一块上面打有“广州修城砖”五个楷书长条戳印。这就证明砖窑在西福河畔，把烧好的砖，一船船运到广州。为了给广州修城，端、康、广、韶、循、连、南雄、英、封、新、惠等十一州及南海、番禺、增城十八县，都曾为广州烧过城砖，一道城墙，不知养活了多少人家。

子城的南门在今北京路与大南路相交处，名为镇安门，南宋时改为镇南门；东门在今长塘街北端与中山四路相交处西侧，名为行春门；西门在今中山五路和原黄鹂巷相交处东侧，名为朝天门，南宋时先后改为西成门、有年门。为了防止被围困，水源断绝，魏瓘还在城里“凿井蓄水，作大弩为守备”。

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没白做。子城修好没多久，便发生了侬智高造反事件。侬智高是广西僮族首领，皇祐四年（1052）举兵反宋，破邕州，改国号为大南国，继而挥兵东进，连破横州、贵州、龚州、封州、康州、端州，直逼广州城下。其实侬智高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诉求，只是因为向朝廷要官不成，恼羞成怒，给朝廷一点颜色看看。

六月间，当侬智高顺着西江长驱直入的消息传来，广州四郊的民众，疯狂逃入城里。所有城门都挤得水泄不通，有钱人用金银贿赂城门守卫，求放他们进城。城门口人潮汹涌，互相拥挤，争先恐后，甚至发生人踩人的惨剧，有人被挤倒、踩死，一片哭爹喊娘的呼号，震天动地。进不了城的人，唯有四散逃命，逃不掉的只好投靠侬智高，加入暴民队伍。知州仲简婴率领军民，紧闭子城，据城死守。一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揭起帷幕。

新筑的城墙发挥作用了。暴民发起一波一波的进攻，都被高大的城墙挡住了。他们想截断文溪之水，但城里有足够多的水井，并不缺水。他们试图架云梯、筑土山爬墙，都被守军的大弩射退，外商蕃官蒲亚讷亦协助守城，从高处倾下猛火油，焚烧侬智高的攻城器具。暴民举着火把，围绕城墙跑来跑去，愤怒地尖叫，彻夜敲击铜鼓，发出骇人的喧嚣。

城里的难民人山人海，因为没有那么多房子安置，只能搭些临时棚架栖身。他们被这股不断高涨的狂暴声音吓坏了，黄巢破城时的恐怖经历，他们从小就听祖辈说过无数次，一直当茶余饭后的故事，从没想到有一天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只要看看城里人山人海的情形，就会明白，一旦城破，结局一定是玉石俱焚，噍类无遗。现在唯一给他们安慰的，就是那道高耸的城墙。

这场战争持续了五十多天，广州城岿然不动。广东各地的官兵、民兵，陆续驰援广州，从外线猛攻侬智高的后方。在暴民攻城期间，刮了一场台风。这个季节的台风，非常可怕，天地咆哮，大树尽拔，屋瓦皆飞。苏轼曾写过一篇《飓风赋》，描写南海台风的破坏力：“排户破牖，陨瓦擗屋。礧击巨石，揉拔乔木。势翻渤澥，响振坤轴。”在飓风之下，侬智高队伍的很多船只都被打翻。人们都认为这是洪圣王显灵了，个个望天而拜，虽然他们自己也被台风暴雨害苦。

台风过后的一天清晨，城外忽然安静下来。官兵登上城头一看，闹腾了快两个月的侬智高人马，已撤走一空，广州没事了！居民们潮水似地涌到城外，又跳又笑，欢呼雀跃，尽情呼吸清新的空气，感谢上苍，感谢佛祖，感谢真主，感谢太上老君，感谢洪圣王，感谢列祖列宗。民众恳请官府把洪圣王显灵的事，上奏朝廷。官府真的奏了，结果朝廷赐予“昭顺”之号，原被封为“洪圣广利王”的南海神，从此成了“洪圣广利昭顺王”。

广州城从来没有这样坚固过，居然五十多天没被攻下来。朝廷认为魏瓘筑城有功，迁升至工部侍郎、集贤院学士，复知广州，兼广东经略安抚使，给禁卒五千，听以便宜从事。蒲亚讷亦被授以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这件事令朝野深受鼓舞，修城！修城！继续修城！侬智高虽然没有攻陷城池，但最繁华的商业区都在城外，损失惨重。参与剿灭侬智高的桂州知州余靖在《大宋平蛮碑》中描述，广州城西“百年生聚，异域珍玩，扫地无遗矣”。人们觉得应该扩大城墙的范围，把城西的商业区也包括进来。

龙图阁直学士吕居简向神宗赵顼建议，在原赵佗城的基础上，扩筑广州东城，神宗马上准奏，诏令“疾速计度功料，如法修筑”。经费的筹措，由朝廷拨给广州五百道空名度牒。度牒是官府发给僧尼的身份凭证，每道收取一百二十贯，五百道即可收取六万贯铜钱。工程由广东经略转运使王靖负责监督指挥，他是一个急性子，做事雷厉风行，当差官向他报告，城砖最快也要到秋天才能烧好时，他果断下令，把城里街衢的石块，统统撬起来，先拿去砌城脚，等秋天砖烧好后再铺回街上去。有人担心这会引起民怨，但王靖一点也不担心，经过了侬智高事件的民众，对筑城全力支持，毫无怨言。

在官民通力合作下，东城的修筑进度，快如星速，熙宁元年（1068）四月下旬动工，同年十二月（1069年1月）即告竣工。子城与东城连成一体。东城南门在今德政路和文明路相交处，名为迎熏门；北门在今豪贤路南面，名为拱辰门；东门在今中山四路与芳草街相交处，名为震东门。宋人郏亶撰写《修东城记》记述，东城“为城袤四里，为濠以环其外，为楼橹五十有一，为门二。实旧濠之两端，合子城而为一”。他对这项又快又好的工程，大为赞叹：“夫兴大役而不扰于上下，及其已成，一州之民，得以去危厉之忧而获安全之幸，其为利固岂小哉！”

但东城的修筑，只是扩大了广州城的空间，没有把业已形成的商业区囊括在内。于是，在熙宁四年（1071），经略使程师孟继续大兴土木，修筑西城。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城西地势低洼，地表以下是很深的淤泥，难以夯实地基。程师孟在征求人们意见时，很多人都摇头摆手：“土疏恶，不可筑。”但程师孟决心既下，再难也要筑。他调集了水军、厢军等大批军士，投入工程，花了一年时间，终于把西城筑起来了。从此，广州有了“三城” 之称。

陈大震记述，西城“周十有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二丈四尺，为门九”。这九个城门，西边是丰乐门、金肃门，北边是威远门（中和门）、就日门（朝天门、顺天门），南边是阜财门、善利门、朝宗门（归德门）、素波门（盐步门）、航海门。著名的光孝寺、天庆观、六榕寺、崇报寺、怀圣寺都被纳入了城内，蕃坊也在城墙以内了。这对保护商业区，意义重大，“化外人法不当城居”的老规矩，无形打消。蕃商辛押陀罗为了表示感谢与支持，主动提出捐钱相助，但官府没有接受他的捐款。

宋城南至今大德路、文明路，东至今芳草街附近，北至东风中路，西至海珠中路。宋西城的东、南、北墙都是很清楚的，只有西墙让人生疑。很多史书说宋西城的西城墙在人民中路，与明城的西城墙是同一处。最让人困惑的就是，海珠中路的一段（今惠福西路至大德路段）原名叫西濠街。古人对濠、涌、河、渠都有明确的定义，断不会乱用，濠一定是护城河，所以荔枝涌不能叫荔枝濠，沙河涌也不能叫沙河濠。广州有西濠、东濠、南濠，没有北濠，因为北城墙外没有护城河。西濠街会不会曾经是护城河所在呢？如果不是，何以称濠？

在东、西两城建好以后，子城改称“中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各路盗贼果然不敢光顾。熙宁六年（1073），程师孟升迁为谏议大夫，再任广州知州。他在广州任职先后六年，地方谷丰民阜，寇盗匿迹，瘴疠不作，百姓为程师孟建了一座生祠。南宋人方信孺有一首诗咏三城：

三城不断郁相望，千里长江势渺茫。

蛮獠传闻亦胆破，从知岭外有金汤。

但广州的气候，雨水多，台风多，地下淤泥多，土质松散，城墙建好才几十年，又出现多处坍塌了。绍兴元年（1131）朝廷令广南东路转运司拨钱五千贯修城墙，但做得很草率，到绍兴二十三年（1153），经略使方滋描述：“雉堞圮剥，不缒而登。灌木盘根，上侵睥睨。仍遭飓风，闉阇顿仆。重门夕不可闭，越其阈若将压焉。”破烂成这个样子，显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方滋再次对中城、东城和西城进行全面修葺。竣工之后，“阖以枚数者五十四井，干烽橹以楹计者二千四百三十有四”。

嘉定三年（1210），经略使陈岘在城东南与西南各修筑雁翅城，以加固南面的城防，形成了中、西、东三城加两翼城的格局。东翅城长约280米，在今文明路与越秀南路交会处，至今万福路，城上建有高楼，额“番禺都会”四字；西翅城长约160米，在今人民路与大德路交会处，至今大新路，城上也有高楼，额“南海胜观”四字。清康熙朝《广州府志》说：“登楼一览，海山之胜，悉入目睫。”东西雁翅城都没有城门，各建有一个大水闸，以调节玉带濠、清水濠的水量，防止干涸或溢泛。

20世纪90年代在越华路与仓边路交会处的建筑工地上发现的城墙遗址，南侧一段呈东西向的，就是宋代东城北墙的遗迹，现存长12米，宽8.9米，残高1.2米。墙体两边包红砂岩或黄白色砂岩，边缘多用条形石，基部有“地牛”结构，中间填塞不规则的石块，还有柱石、石础等，夹杂不少砖块和陶瓷片、瓦片、瓦当等物夯土。这是宋城墙通常的砌法，如果墙体下原来是淤泥层，就先用直径15厘米至20厘米，长2米至4米不等的尖木桩，打入淤泥中，再铺上一层碎砖瓦作基础。然后根据墙体宽度，两边钉上木板，役丁把各种建筑垃圾和挖护城河的泥土，一筐一筐填到夹板之间。另外一批役丁则组成几个人一组，舞动石夯，把土夯实。夯实一层，再铺一层，一层层往上铺。最后拆去夹板，在墙体外砌砖。(www.daowen.com)

在越华路的宋城墙遗址上，还发现了陶球、蒺藜等防御用具。建筑装饰物主要是一些雕阳纹花草砖和捏塑的龙首、兽首等陶饰。建筑材料多为饰莲瓣纹的瓦当。此外还有石柱础、残石柱等。1918年广州拆城墙时，从墙根挖出一块宋代的城砖，上面刻有一首诗：

似从工作到如今，日日挑柴吃苦辛。

一日秤来要五百，两朝定是共千斤。

山高路远难行步，水深泥滑阻工程。

传语诸公除减少，莫教思苦众军人。

宋代墙砖，留下很多铭文，有“番禺修城大条砖”“广州修城砖”“南海修城砖”“番禺修城大条砖”“水军广州修城砖”“水军合番禺砖”“水军记”“使府城砖水军造”“端平三年摧锋军广州修城”“景定元年造御备砖勇敢黎”诸款。端平是南宋理宗赵昀的年号，三年即1236年；景定也是赵昀的年号，元年即1260年；“摧锋军”是朝廷的正规军，“勇敢黎”是勇敢军中一个姓黎的军士，勇敢军是非正规军的兵种。由此可知，直到南宋覆亡前夕，广州还在孜孜不倦地修城，承担这个艰苦工程的，大部分是军人。南北两宋，前后凡319年，广州城历经大大小小十几次扩建和修缮，是有史以来最频密的。

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除了有坚实的城墙，还必须有完善的排水系统。以前广州主要是靠文溪的东支、西支以及菊湖、仙湖和芝兰湖三大湖，承担防洪排涝的功能。直到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邵晔任广南东路经略使，“凿濠为池，以通舟楫”，广州才真正开始有规划地建设城市的排水系统。

所谓“城池”，是指城墙与城濠（护城河）。随着城墙不断修筑，城濠也在不断延长。广州的南濠、清水濠、玉带濠、西濠，都是宋代开凿的。著名的六脉渠，也是宋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渠。宋代对水利的重视，历朝历代，无可匹比。南汉国的城建规模，不可谓不大，但只是一味兴建宫苑、寺庙，与宋朝相比，简直判若云泥。

六脉渠最初是利用天然溪水沟堑开凿而成，其后不断加以修缮，在干渠之外，又开辟了许多支渠，形成一个以覆盖中城与西城为主的排水网络。虽然大部分沟渠河涌，今已湮灭，有的被填平了，有的成了暗渠，但从古书和旧地图上，仍可以找出它们的遗迹。细细揣摸，不禁令人惊叹，每条渠道的起止、位置、走向，目的明确，脉络清晰，各司其职，构成了绕抱回环、交流如织的水网。

第一脉从今六榕路出，经惠福西路，至南濠街出城，入玉带濠；第二脉从今净慧路出，经海珠北路、擢甲里、朝天路、光塔路，至南濠街出城，入玉带濠；第三脉从今光孝路出，经诗书路，至大德路口出城，入玉带濠；第四脉从今越华路出，经起义路惠福巷、解放南路、起义路素波巷出城，入玉带濠；第五脉从今人民公园出，经华宁里，由仙湖街出城，入玉带濠；第六脉从今文德路市一宫出，入清水濠。

南宋时期，西澳的淤塞速度加快，已不复为“澳”，而成为城濠。淳熙二年（1175）、嘉定二年（1209）、绍定三年（1230）、宝祐元年（1253）、德祐元年（1275）分别进行过疏浚工程，但屡浚屡塞。南宋末年，南濠水不再直接南流出珠江，而是汇入玉带濠。古西澳已完全淤塞成陆，成为六脉渠出海的总出口。《广东通志》说：“六脉通而城中无水患，盖城渠之水达于闸，闸之水达于濠，濠之水入于海，此城内水利所由通也。”

在古人看来，六脉渠的布局，不仅有防洪、防火的作用，更关乎广州的风水，不能任意改道，或胡乱开凿。清人樊封在《南海百咏续编》中说：“盖六渠大势，自抚署（今人民公园）视之，大北一脉乾位，小北一脉艮位，小南一脉巽位，大南一脉坤位。四大水口，合乎堪舆。外两渠迂回交汇于明堂前，天然位置，不可附会者也。”明成化年间（1472年前后），官府开展疏浚濠渠工程。当时，广州已有东濠、西濠、南濠，唯独没有北濠。总督韩雍提议开凿北濠，与东濠打通，但遭到一位叫阳瑄的太监反对，他指出广州的地脉在城北，凿渠必然伤及地脉，“地脉一断，则数千里神气不相贯”。结果韩雍被吓住了，没敢开凿。

1997年，在吉祥路东侧的七块石巷，发现一段石渠遗迹，当为宋六脉之第五脉。渠身上宽4.03米，下宽3.6米，深5.14米。渠壁用红砂岩和灰白砂岩石条砌筑，相当坚固。据考古记录，渠壁曾砌过两次，第一次的水渠是用灰白砂石条砌筑，渠壁两边用木桩加固。第二次是在原渠壁上加砌了一层，以碎石、石块夯实作渠底。从渠内的堆积层中，发现历代遗存的残物，时间最早的是宋代的碎砖、瓦片、瓷片和铜钱。

六脉渠建成后，城内水患大减，但经历了元、明、清三朝，广州人口急遽增加，城内日益逼仄，六脉渠两岸成了穷人聚居的地方。他们不断在渠边乱搭乱建，简陋、肮脏、破破烂烂的棚屋，几乎把渠道埋起来了。这一现象被称为“压渠”。大量生活垃圾和排泄物被直接丢到渠内，污水横流，恶臭逼人。加上官府疏于维护，六脉渠不断变窄，甚至湮没。清同治朝《南海县志》痛心地写道：“夫渠之湮灭，固庐室压垮所致，而官府不以时濬，疚亦半焉。”由于湮灭情况严重，官府每次疏浚之前，都不得不耗时费事地重新勘探六脉渠的位置、走向。

清代乾隆五十六年（1791），两广总督福康安计划重新修葺城内的渠道，但勘察半天，只找到五条水渠。而清代嘉庆十五年（1810）布政使曾燠也进行过勘察，竟发现有十脉之多。可见六脉渠并不是一个很严格的概念，少的时候只有五脉，多的时候可多至十脉。清代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攻入广州。经此一役，广州城内大量房屋毁于兵燹，砖瓦淤塞河涌。清同治九年（1870），布政使王凯泰主持了清代最大规模的修治六脉渠工程，他的原则是，有故道的循故道，找不到故道就辟新沟，重开六条大渠。他事后撰写《重浚六脉渠记》，对六脉渠的走向，有详细的标注。

他对第一脉是这样写道：“一督署前渠：北流者由洛城街至莲塘街，合抚标箭道横渠流入五福巷，出铜关。其南流者，行华宁里、卫边街民房中，过七块石，上抵清风桥，径流水井，至南朝街，由义隐书院中入学署后院，贯九曜池，出九曜庙桥，直至仙湖街仙童桥下，出城入玉带河。”同治年的督署在今越华路，义隐书院在朝观街。这一脉基本上是南汉时代文溪西支的故道，从吉祥路入仙湖，从仙湖街出城入玉带濠。

第二脉是抚署右渠，抚署在今人民公园。“北流者人连新街径莲花井街，至九眼井转西，西流九龙街，过大北直街西华一巷，过财神庙出北水关外濠。其南流者，由雨帽街下桂香街、贤藏街，至孚通街三圣宫下，出城入玉带河。”

第三脉是百灵街尾明渠，“西北流由城根出北水关入濠。其南流者，阴渠由官塘街、窦富巷、擢甲里、杏花巷、西濠街过石桥出大水关，入玉带河。”官塘街即海珠北路。

第四脉是旧仓巷渠，“北流者，由梯云里北行，至司后街，入谭家祠，转高家口，东流入豪贤街天官里民屋后，合万安里明渠，出铜关入濠。其南流者，从惠竺寺过仓边街，南流行黄家巷、毓秀坊出文溪桥下，径长塘街至贤思街土地庙下，出城入玉带河。”司后街即越华路，铜关在越秀桥附近，通入东濠涌。

第五脉是越秀山下渠，“由龙王庙左东流过菊坡精舍，入将军鱼塘，由塘东出贯容家园中。合高社十八洞南流之渠，又合十九洞南流之渠，同出黉桥下，东流过刘家园，又过小北直街，至飞来寺合状元桥下之渠，出铜关入濠。”龙王庙在越秀山上，菊坡精舍在广州市第二中学附近，将军鱼塘在越秀山脚，黉桥即洪桥，小北直街即小北路。

第六脉是龙王庙右渠，“南入粤秀街，穿东墙入和康里，出抚标箭道，东过莲塘街中约，汇督署前北流之渠，东入五福巷双槐洞、崔家巷、理事厅照墙、狮子桥、三多里、九如坊、丹桂里，抵状元桥下，出铜关入濠。”抚标箭道在今中山纪念堂处，状元桥在小北路与法政路交会处。

清代的六脉，有些是宋代六脉的旧渠，有些是后来新开的。清代光绪十四年（1888），候补知府陈坤负责疏渠工程，完工后还制作了详细的六脉渠图加以说明，以防它们再次湮灭，后人找不到踪影。这是清代最后一次疏浚六脉渠。这时的六脉渠，总长为48.9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