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自西周至秦、汉发展到极盛，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呈衰落之象。随着士民向南方流离播迁，长江文化顺势勃兴。在世界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文明，皆荟萃于大河两岸。而在五岭之南，中国未来第三个大河文化——珠江文化，亦在悄然生发化育之中。民族的文化命脉、精神生命、自然生命，无不呈现一种蓬勃扩展的趋势。不仅体现于文化学术领域，更反映于民间生活的繁荣活泼，生机盎然。

大宋和西夏之间，冲突不断，迫使朝廷禁止陆路对外互市，生意都转到南方了。一开始赵匡胤并不喜欢广州的奢靡，曾禁止广州官民采珠，以前以采珠为业的人，年轻的充军，年老的回乡务农。朝廷要老百姓明白，耕田种粮，以农为本才是正道。关于五仙骑羊衔谷而降，祝福广州“永无饥荒”的美丽传说，也是入宋以后，才突然热闹起来，无非劝人务农，“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

朝廷希望由官方垄断海外贸易，拒绝民间参与。赵匡胤平定南汉国后，立即在广州建立了市舶司，下旨所有商民要把手中的进口和土产香药、犀牙等货物，限期卖给官府，不得私自存贮、买卖；更有严厉规定：“敢与蕃客货易，计其值满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过十五千以上，黥面配海岛；过此数者，押送赴阙。”这把商人吓了一大跳：生意做大了，竟然要押京问罪。

市舶司是中国最早设立的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对出口商船，根据商人所申报的货物、船上人员及要去的地点，发给公凭，即出海许可证；派人上船“点检”，检查违禁物品；“阅实”回港船舶，收购进口商品；管理留居通商港口的外国商人。

商品凡由官方垄断经营，必然造成效益低下，走私猖獗，腐败严重。这几成铁律。民间强烈不满，商人纷纷加入走私行列，地方官收了贿赂，睁只眼闭只眼。朝廷的禁令，形同虚设。因此，才实施了几年，便推行不下去了，不得不后退一步，放开了京师和其他各地的禁榷，但广南、漳州、泉州几个沿海州郡，还是继续维持禁令，并且在雍熙二年（985）重申了“禁海贾”的规定。

对这种半掩门的开放，商人不肯收货，各种违禁的海贸，有增无减。知州章楶的《广州府学移学记》描述：“（广州）四方之人，杂居于市井，轻身射利，出没波涛之间，冒不测之险，死且无悔。”到端拱二年（989），朝廷再退一步，同意商人向市舶司申请，在获得官府发出的许可券后，可以从事海外贸易。但流弊也显而易见，除了增加官府的寻租机会外，对刺激贸易，效果不彰。到淳化二年（991），朝廷终于被迫颁布诏令，承认“广州市舶每岁商人舶船，官尽增常价买之，良苦相杂，官益少利”，因此，朝廷允许“自今除禁榷货外，他货择良者止市其半，如时价给之，粗恶者恣其卖勿禁”。实际是放开禁令，允许私商进入市场。

就这样，朝廷一次一次往后退，一旦发现政策行不通就改。这是宋朝的可爱之处。从禁止私人海贸到开放海贸，经历了两朝皇帝二十年，比起明朝海禁两百多年不开放，硬把自己铸成铁板一块，宋朝的灵活与开明，是其他朝代难以比拟的。

海上丝路得以回黄转绿，重现生机。这是广州被烧成瓦砾后，走向重生的第一步。虽然这不是朝廷的赐予，而是民间商人不断铤而走险，冲击朝廷禁令，迫使朝廷不得不对现实作出妥协。但朝廷与民间的妥协，并没有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造成纲纪废弛，引起更多人反抗朝廷，相反，使社会欣欣向荣，充满生机。

宋代对进出口商品，哪些可以经营，哪些禁止经营，都有规定。各色丝织品、精粗陶瓷器、漆器、酒、糖、茶、米等日用品是允许出口的；严禁出口的东西，主要是兵器和可造兵器之物，还有禁书、卜筮、阴阳、历算、术数、兵书、敕令、时务、边机、地理等方面的书籍，也不准出口；有些商品时禁时弛，或禁而不严，如金银、铜器和铜钱等。不准入口的东西，主要是外国货币。正式列入禁止民间经营的商品，包括玳瑁、牙犀、镔铁、鳖皮、珊瑚、玛瑙、乳香等。

朝廷有发展贸易的愿望，但庙堂上想出来的主意，却往往是引足救经，弄巧成拙，不得不在实践中加以调整。比如，禁止民间经营的商品，都是比较贵重的，朝廷抓住不放；其他一般商品，官府“择良者止市其半”，原意是让出一些市场给民间，但官府的收购价，总是比市价要低，出售时又总是比市价要高，还经常打白条，或以其他货物抵充（此举被称为“折支”），那些抵充的货物，多半是滞销货，令商人平白无故蒙受几重损失。官府垄断了香药等贵重商品，其实消化不了，大量积压仓库，变质报废，造成市场价格下跌。商人赚不到钱，对经营便不积极了，来贸易的商舶，逐年减少。

后来朝廷发觉不对劲，立即进行改革，取消了官市，改用抽解方式，即市舶司从一船货物中，抽取十分之一、二、三不等，其他货物就不再官市了。抽解的货物，都是直接运到京师，不在广州出售。这对价格的影响，确实没那么明显，但又引起另一种弊端：官府的抽买，最初并不分贵细、粗重，笼统地从一船货物中抽取一定比例，出于贪心，肯定会只拣贵重的货物，商人们敢怒不敢言，干脆不再运贵重货物来了。《宋会要辑稿》说：“舶户惧抽买数多，所贩止是粗色杂货。”朝廷的收入，也因此减少了，这是一个双败的局面。庆历年间（1041—1048），广南东路转运按察使兼本路安抚、提举市舶司王丝，发现了这个问题，马上改变做法，把货物分为细色、粗色两大类，分别抽买，避免了只抽细色货。商人欢天喜地，把王丝称为“金珠御史”。

由于官方不断纠偏，营商环境逐渐好转。久违的风帆如织、百货汇聚的景象，再次出现在广州。至道末年间（996年前后），全国每年有三千多艘新造的海船、江河舟船下水，数量相当惊人。这时，指南针已经开始用于航海，即使航行在茫无涯际的大海里，也不会迷失方向。航海的人把指南针当成宝贝，船上有专人负责保管，呵护备至。人们还在船上饲养“舶鸽”，万一有什么事，可与广州港口保持联系。

由于从事远洋贸易的商人实在太多，即使一艘深阔各数十丈的大船，分给不同的商人载货，每人也只能分到几尺的空间，陶器、瓷器、青缎、锦彩、缬绢等丝织品以及漆器、金银器、铜器等物，大小相套，层层叠叠，不留丝毫空隙。押运的商人不得不全程蜷缩在货物上睡觉。

中外商船云集广州，运来犀角、象牙、翠羽、玳瑁、龙脑、沉香、丁香、乳香、白豆蔻，换走各种精美瓷器、丝织品、漆器、糖、酒、茶和米，销往菲律宾、马来亚、印尼、新加坡、伊拉克、埃及等地。北宋人郭祥正惊叹广州市场：“斛量珠玑若市米，提束犀象如肩柴。”卖珠玑像卖米一样，整斗整斗地量；卖犀角、象牙像卖柴一样，用扁担挑着满街走。没见过世面的人惊为奇观，但广州人却司空见惯。

南宋有一本题为《袖中锦》的书，其中的“天下第一”条目，罗列中国诸多著名特产，包括“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瓷、浙漆”等物，现在，它们正从天南地北，向广州汇聚。熙宁十年（1077），广州、明州（宁波）、杭州三州市舶贸易总收入，超过两百万贯，为此前历史上最高收入的三倍有余，其中98%以上来自广州。

官府抽解的商品，最初全部运送入京，成了一项沉重的负担。地方官派人肩挑车载，辗转千里，历尽崎岖，从广州到汴京，沿途设两百多个邮铺，一万多挑夫，戴月披星，日夜兼程，奔走在这条南北线上。后来改用内河船，沿赣水北行，由鄱阳湖入长江，再通过大运河进入汴河，到达汴京。但在进入水路之前，仍要翻越大庾岭的重峦叠嶂，沿途押运的驿递军士和使臣，多至六千多人。运到京师的货实在太多，朝廷也没那么多仓库，便改为一部分在本地出售。

宋朝的经济虽然发达，但始终解决不了货币问题，由于白银供应严重不足，只能依赖铜钱，一两白银等于一千文铜钱，交易贵重商品时，如果使用铜钱，让人倍感头痛，铜钱堆积如山，车载斗量，点数也要点半天，使得交易成本非常沉重。宋朝一度出现“钱荒”，原因除了人们习惯把赚到白银和铜钱收藏在地窖里外，还有大量的白银和铜钱流往海外，这都加剧了通货的短缺。

朝廷曾尝试发行铁钱、铅钱和纸钱，以补白银和铜钱的不足。小额交易用铁钱，大额交易用铜钱，贵重交易用银子。但铁钱、铅钱容易生锈或磨蚀，质量都不如铜钱；纸钱因为印得太容易了，必然滥印，结果不断贬值，信用低下。这条路行不通。货币问题解决不了，阻碍了市场的发展，这是中国进入不了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

尽管宋朝比较开明，但朝廷仍然摆脱不了控制一切的欲望，对自己伸手不及之处，就有恐惧感。熙宁、元丰时期（1068—1085），朝廷推行王安石变法，外贸制度也进行了大幅度改革，规定中国所有商船前往“南蕃诸国”，只能从广州出发，也只能回航广州，即除了对日本、高丽的贸易，由杭州、明州市舶司管理外，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一律由广州市舶司掌管，这就是为了集权。

朝廷把市舶司的主管权力，从地方官员手中收回，改为朝廷直接委派官员主管；同时规定，各国所有“进贡物品”，统统就地变卖，运银子上京优于运货。熙宁七年（1074）成立市易务，这是一个营利性质的官方机构，以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允许商人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此举名义上，是帮助商人推销，实际上是与民争利。市易务操控市场价格，运用国家权力，排挤私商。朝廷还两度撤废闽、浙市舶司，唯留广州一口通商。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方便官府的垄断与管理。

当蒙古国在北方崛起后，南宋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更加依赖岭南的市舶贸易，而对外贸商人的盘剥，也日益加剧，导致民间反抗，此起彼伏，越闹越凶。为了逃避市舶司抽解，人们宁犯海禁，不惜与海盗勾结，进行非法走私。

纵观有宋一代，外贸政策并非由一个人制定，也不是一以贯之，它反映出不同皇帝有不同的想法，有时比较宽松，有时比较严厉，官方与民间，始终处于拉锯状态。海上贸易，也踩着官方的节拍，时盛时衰。当锯子拉向朝廷一边时，秋意萧瑟；当锯子拉回民间一边时，春意盎然。

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晨雾消散，天清气爽。蕃坊一带重新热闹起来了，那些在黄巢之祸以后，一度销声匿迹的蕃客，又陆续随着远航的商舶，返回这个代表着财宝的东方大港。街上再次挤满了身裹青花布，两手挂满金串的波斯人；身穿白色长袍，头缠金线挑花帛的大食国人；还有皮肤漆黑，上身赤裸的昆仑奴。大家见面，互相施礼，“一切赞美归于真主”“真主仁慈”的问候声，此起彼落，洋洋盈耳。

每当肉孜节（开斋节）、古尔邦节（宰牲节）和圣纪节，蕃坊都会举行隆重的仪式。这是伊斯兰三大宗教节日。开斋节在伊斯兰教历十月一日前后；宰牲节在伊斯兰教历十二月十日，即开斋节后约七十天；圣纪节是纪念穆罕默德的诞辰和逝世日，都在伊斯兰教历三月十二日。

伊斯兰教有念、拜、课、斋、朝五大基本功课。穆斯林每年要封斋一个月，伊斯兰教历第九个月（莱麦丹月）为斋月。除病人、老人、孕妇、哺乳期妇女、幼童及士兵等，凡成年男女（男11岁，女9岁）穆斯林，在莱麦丹月中，每天从拂晓开始，白天不吃不喝、戒房事或任何嬉狎非礼行为，直到日落后，才能饮食。斋戒者要保持身心洁净，诚心立意，静思默语，不可妄听、妄视、妄思、妄语，举止唯恭唯敬，省察己躬，洗涤罪过。(www.daowen.com)

斋月结束后第一天（伊斯兰教历十月一日）为开斋节，穆斯林们互祝节日吉庆，斋功完满，然后从四面八方赶到怀圣光塔寺和清真先贤古墓，参加“会礼”和庆祝活动，恭贺“斋功”顺利完成，互道节日快乐，馈赠礼品。有的穆斯林会在家里诵读《古兰经》，感恩真主，祈求赐福和佑护全家平安；有的则会游坟诵经悼念亡人。“古尔邦”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有“牺牲”“献身”的意思。穆斯林在宰牲节会举行会礼、宰牲待客、访亲探友等庆祝活动。

穆斯林的生活习俗，引起了不少中国人的兴趣。朱彧在《萍洲可谈》中告诉人们，穆斯林“受戒勿食猪肉”，但“若鱼鳖则不问生死皆食”。内地人听了很好奇，但与穆斯林相处几百年的广州人早就见怪不怪了。

穆斯林的肉食，以牛羊为主，宰牛一定要由阿訇亲自操刀。但他们没有自己的屠房，只能请阿訇到汉人的屠房宰牛。穆斯林宰牛有一套规矩的，汉人的屠工都十分尊重，小心翼翼不去触犯。直到清代，广州的穆斯林才开始有自营的屠房和牛栏。

岳珂在《桯史》中，曾记述穆斯林的餐饮习惯，他们“旦辄会食，不置匕箸，用金银为巨槽，合鲑炙粱米为一，洒以蔷露，散以冰脑。坐者皆置右手（应为左手）于褥下不用，曰：‘此为触手，惟以溷而已。’群以左手（应为右手）攫取，饱而涤之。”每次进餐完了，都要马上洗手，进行祈祷。岳珂的观察似乎并不仔细，连他们吃饭用哪只手都搞错了。穆斯林也喝“酒”，但他们的酒，是一种“几与崖蜜无辨”的蜜糖饮料，并不会醉人。

穆斯林的服饰装扮，保持着“辫发弁衣”，没有入乡随俗，一切生活习惯、宗教礼仪，都严谨地遵从自己的传统。他们也很尊重本地人的宗教与习俗，大家相安无事。广州人不仅包容了他们的习俗，有人还模仿起他们的衣着，头戴白巾，脑后垂长带。宋刑法指出：“广东之民多用白巾，习夷风，有伤教化，令州县禁止。”

其实，广州人最想模仿的，不是他们的衣着，而是香料。蕃客使用的香料、香水，极其浓烈，让人印象深刻。走在街上，往往还没看见其人，已先闻到其香。人越走越近，香气也越来越浓，等走到身边时，香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宋人蔡绦撰写的小说《铁围山丛谈》，形容大食国的蔷薇水：“虽贮玻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广州有商家想仿制这种香水，却没有特别的蔷薇原料，只能改用素馨，香气虽然也很浓郁，“但视大食国真蔷薇水，犹奴尔”。

为了方便交易，人们对蕃香进行了透彻的研究，并定下不同种类和级别的标准。其中乳香就分了十三个等级，一级称为拣香，二级为瓶乳，三级为瓶香（瓶香又分三等），再往下为袋香（也分三等），更次者为乳榻、黑榻、水湿黑榻、斫削等，最差的是缠末，属于香料的粉尘末屑。上等的香料自然是进贡京师，稍差的便在市场出售。

定居广州的蕃商，不乏家财万贯的巨家。他们的家居布置，与广州人的大异其趣。广州的上流社会，讲究规整，喜欢窗明几净，桌椅案几怎么摆，祖宗神龛供哪里，古玩怎么放，书籍怎么摆，何处挂中堂，何处立屏风，哪里是睡觉的，哪里是会客的，井井有条，室内布局与家运风水有关，不敢随意。但穆斯林蕃客则随意得多。岳珂描述：“郡以岁事劳宴之，迎导甚设，家人帷观，余亦在，见其挥金如粪土，舆皂无遗，珠玑香贝，狼藉坐上，以示侈。帷人曰：‘此其常也。’”他认为这是蕃客向人“示侈”炫富，但也有人觉得未必，可能只是不拘小节。其实两者都不是，他们的习惯就是如此。

根据《宋刑统》的规定，暂时居住蕃坊的外商，不得与中国女子结婚；长期定居的则可以与中国女子（赵姓除外，因为皇帝姓赵）结婚，但不得带出国。这些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有一位蕃客与赵姓女子结了婚，却没有人想到要为他们打掩护，因为没有人意识到这是违法的。直到这对夫妇去世后，因为没有子女，亲戚们为了遗产闹上公堂，官府才吃惊地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多少这类问题没被发觉，难以估计。

总体而言，朝廷与官府对蕃客，是非常宽容与优待的，给予了他们很大的自治权。市舶司在六榕寺西侧（旧南海县街）兴建了一座宝光寺，为海舶蕃客提供祈福之所。明成化朝《广州府志》记载：“崇报寺，在郡治西，按旧志为宝光寺，乃市舶司始创启之，以为蕃舶祈福之所。宋大观中，贾胡舍财重修，市舶司请于朝，赐今额。”这是一座什么寺院呢？是清真寺还是佛寺，史书没有详载，但它是为蕃商服务的，直到明初实行禁海的年代才被拆毁。

景德年间（1004—1007），经略使高绅在西澳建了一座桥，名为果桥。这里是六脉渠的总出口，果桥石栏月洞，宛如架海金梁，桥下可以行船。平时停泊了许多歌航酒舫，燕语莺啼，春光无限。桥上建有一座共乐楼，楼高五丈，直薄云表，碧瓦朱檐，飞阁流丹，前眺巨海，下瞰南濠，近处舟泊水隈，远处帆影片片。城中许多文人雅士和行商坐贾，都喜欢在这里流连，楼上传杯弄盏，楼下士女纷杂。他们并不在意邻桌就坐着不同肤色的蕃客。方信孺在《南海百咏》中吟咏：“真珠市拥碧扶栏，十万人家着眼看。独恨登临最高处，举头犹不见长安。”

嘉祐四年（1059），官府在城南外江边的唐朝海阳馆旧址，即今北京路东横街附近，兴建了一座宏伟的海山楼。南宋人王象之的《舆地记胜》说：“海山楼在城南，极目千里，为登览之胜。”清人仇巨川的《羊城古钞》说：“海山楼在镇南门外，楼下即市舶亭。”六七月间，各国海舶抵达广州后，都是先停泊在市舶亭下，由五洲巡检司差兵监视，称为“编栏”。然后帅漕与市舶监官登船检查货物，进行抽解。

相传在市舶亭前的珠江汲水，可以放很久都不坏，但在相隔一丈开外井里汲的水，却放几天就长虫，不能饮用。所以很多出港的海舶，都会在这个地方汲水贮存，作为航海途中的饮用水。南宋人张端义在《贵耳录》中，困惑地写道：“市舶亭水，为番船必取，经年不臭不坏，他水不数日必败。物理不可晓如此。”

在此期间，官府会在海山楼设宴欢迎客商。蕃商们换上鲜艳漂亮的衣服，鱼贯而入，睢盱就座，大觥饮酒，大块吃肉，观看夷歌胡伎的表演，宾主尽欢。十月即将出海之时，也在海山楼设宴饯行。能够成为海山楼座上客的，上至蕃汉纲首，下至作头梢工，不分身份贵贱，不论华夷国籍，一律以美酒肴馔招待。这种场面，有点像唐朝的飨军堂宴。官府每年花在海山楼的酒席费用，多达两三百贯钱。

每年五月五日，经略使、安抚使都会在海山楼上检阅水师。虎翼水军、凌波水军、楼船水军和巡海水军、驾纲水军等，乘坐战舰，从珠江上驶过，接受校阅，旌旗猎猎，刀枪映日，威风凛凛。在春雾弥漫之时，海山楼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充满了神秘的美感；当雷电交加之际，它就像茫茫怒海中隐约浮现的蓬莱仙阁。海山楼因此成为宋时的“羊城八景”之一，名为“海山晓霁”。宋人陈去非曾作诗咏海山楼美景：

百尺阑干横海立，一生襟抱与山开。

岸边天影随潮入，楼上春客带雨来。

可惜海山楼在南宋景炎元年（1276）元军攻入广州时，被彻底摧毁了。

在和广州做生意的国家与地区中，除了大食与波斯，印尼群岛算是比较频密的一个。从印尼到广州，如果不遇风暴，也就是三四十天的航程。根据《宋史》中的记载统计，从宋朝开国的建隆元年（960）到宋淳熙五年（1178），三佛齐王国（原称室利佛逝）曾先后二十余次遣使到中国，联络双方感情。他们带来了象牙、乳香、蔷薇水、万岁枣等海外的奇珍异宝。

治平年间（1064－1067），三佛齐国王地华伽罗派遣使者至哕哕到中国入贡。相传使团在途中遭遇一场罕见飓风，狂涛骇浪，海如山立，所乘海舶几乎倾覆，同船人都抱作一团，闭目等死。只有至哕哕不停向天祷告，求神庇佑。据他说，一位老翁飘然出现在天空，瞬间风平浪静。一船人死里逃生，安然抵达广州，暂居蕃坊。

至哕哕在广州期间，曾到蕃坊附近的天庆观参观。天庆观就是原来的开元寺，大中祥符二年（1009），朝廷诏天下建天庆观，祀圣祖赵真君，开元寺便改为天庆观。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朝廷又下诏增设圣祖殿，于是天庆观又称“圣帝殿”，但因年久失修，门颓瓦败，荆榛遍地。至哕哕不禁睹物兴悲。当他走到一处瓦砾前，忽然看见一尊神像倒在乱草丛中，形象竟酷似他在海上祈祷时所见的天空老翁，大为骇异。回国后，至哕哕向国王禀告此事，地华伽罗慨然提出要出资重修天庆观。

在得到广州地方官府批准之后，地华迦罗派恩离沙文来广州主持天庆观修复工程，耗时十二年，至元丰二年（1079）才全部完工。道士何德顺立《重修天庆观记》碑，以纪其事。这块碑1962年在祝寿巷小学校内被挖了出来。重修后的天庆观，新建了山门、大殿、宣诏堂、保真堂、北极殿、斋厅、三清殿、御书阁等，并塑绘天帝像，铸大钟一口，建钟楼以覆之，规模宏大，焕若洞府。何道士把观中的风景描写十分美妙：“清风时过，铃铎交音，晴日下临，金碧相照。”

地华迦罗亲自派人邀请庐山道士罗盈之住持天庆观，紫衣何德顺为监临。又捐钱十万，置山田于黾塘，以充天庆观日常费用，后来再追加四十万金钱，作置田充广之需。作为回报，朝廷赐封地华伽罗为保顺慕化大将军。地华伽罗死后，剪下自己的头发、指甲，派人送到广州，葬于黾塘，以供祭祀。这一故事，受到人们的广泛传诵。

广州的社会秩序，是以经济贸易维系的。广州人并不在意蕃客是否汉化，官府也不强制推行汉化教育，但大家和平共处。在很多方面，广州已逐渐具有国际城市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