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崩溃的原因之一，在于制度设计自相矛盾，朝廷一方面不断强化中央集权，不允许地方有任何形式的自主，但一方面又赋予节度使极大的权力。其本意是希望由节度使防范地方势力坐大，但不少原来没打算割据的节度使，最后都走上割据之路，就是拜这种制度设计所赐。

黄巢把大唐的国运毁了。不久，天下分崩离析，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大批中原士民再次涌入岭南。这是继晋室南渡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移民潮。南逃士民翻越大庾岭时，一步一回头，一回头一断肠。一部分难民进入南雄后，在珠玑巷栖身。这里就成了中转站，再从这里散往广东各地，有一部分便到了广州。

从珠玑巷的各姓族谱中，可以找到来自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浙江、江苏、湖北、甘肃、安徽等不同地方的移民。他们对修族谱非常重视，希望子子孙孙都记住自己的根。不过，由于中原文化是强势文化，一些并非来自中原的姓氏，为了攀上“河洛移民”的“显贵血统”，在编撰族谱时，也往往为自己杜撰一个中原的根。

后梁贞明三年（917），原籍上蔡（今属河南）的南海王刘岩，在广州称帝，于广州设兴王府做国都，建立大越政权，改元乾亨，追封他的哥哥刘隐为圣武帝烈祖。关于刘氏籍贯，众说纷纭，至少有六七种不同的猜测，有说他是彭城人，与刘邦是同宗，有说他是河南蔡州人，有说他是寿州上蔡人，也有说他是封州蛮族人，可能是瑶、苗、獠之属，有说他俚族人，甚至有说他是大食国的后裔。乾亨二年（918），刘岩在兴王府南郊祭天，大赦境内，改国号大汉，史称南汉。

刘岩是个私生子，曾经改名叫刘陟，后来又改回叫刘岩。父亲曾做封州刺史，不敢把刘岩带回家，但还是被妻子韦氏发现了。韦氏大怒，派人把刘岩抢回府，准备剁成肉泥，以泄心头之愤。《五国故事》绘声绘形地记述了这件事：当韦氏见到襁褓中的刘岩时，就像中了邪一样，忽然震惧悚惶，不敢下手，“剑辄坠地，乃跪而抱之曰：‘此我家之宝也。’取为己子”。天意从来高难问，因为韦氏突如其来的“中邪”，广州历史，完全改写。刘岩长大后，身材魁梧，膂力过人，熟娴弓马，精通战略，数年间扫平了交、桂、邕、容七十多股地方势力，成为一方霸主。

刘岩笃信子平六壬、占卜算卦之类的东西。当皇帝后，他听从方外士之言，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刘龚，后来有僧人告诉他，谶书说“灭刘氏者龚也”。他马上把名字改为，取“飞龙在天” 之意。刘在位期间，年号始而乾亨，继而白龙，再改为大有，都是听信了江湖术士的诡言浮说。

南汉国进行了广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城市开发建设，几乎把整个广州城推倒重建了。越秀山、番山和禺山这三座山，名气极大，“与五岭并称”。几乎所有史书都说，刘动用无限人伕，把番山和禺山夷平了。

这个说法，最初是由离南汉最近的宋初人郑熊在《蕃禺杂记》提出来，他说：“番山，在城中东北隅；禺山，在南二百许步。两山旧相联属，刘䶮凿平之。”从此，刘䶮凿平二山的说法，便流行开了。明朝的《大明一统志》写道：“番山、禺山在府城内东南。番山在南，禺山在北，相联属如长城。南汉刘龚凿平之。”除了把番山、禺山的南北位置掉转外，其他都是照搬郑熊。再后来，清初《读史方舆纪要》说：“旧时二山连属如长城，南汉刘䶮凿平之。”清康熙朝《广州府志》记：“番山在南，禺山在北，相联属如长城，南汉刘䶮凿平之。”清同治朝《番禺县志》记：“番山在南，禺山在北，相联属如长城然。南汉刘䶮皆凿平之。”屈大均也感叹：“自刘䶮凿二山以为宫阙，而番禺遂平。”

这些记录，大同小异，可以推测，基本都是照抄前人的。南汉国移山填海，斩岸堙溪，兴建宫阙园苑，令广州地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1995年在城隍庙西侧发现的南汉宫殿基址、宫苑水池和排水渠等遗迹，下面叠压着南越国至唐历朝遗迹地层。

一个历史的疑团，于焉浮出了地面。

如果番、禺二山，在南汉已被人为铲平了，这些前朝遗迹，亦当一并消失。但现在不仅南越国的宫署遗迹还在，连时间上与南汉最接近的唐代若干组大型官衙建筑基址、铺砖走道和水井，亦历历可辨，压在南汉的遗迹之下。南汉连唐朝的基址都没铲去，那它铲去了什么？只要尊重所见的事实，当可得出最简单的结论：南汉没有凿平番、禺二山。

从地底挖出来的历史，胜过万卷书本。南朝、唐朝遗迹压在南汉遗迹之下，说明几百年来，禺山不仅没有降低，而且逐年增高。南汉时的禺山，比唐朝时又高了一截。两座山不是被凿平的，而是四周地势被填高了。南汉时挖掘仙湖，大量土方用于填平番山以东、禺山以南，乃至江边的大片滩涂烂地。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挖仙湖和凿平两座山的土，都到哪里去了。

南汉的皇宫，与南越王宫署在同一地点。经考古挖掘，遗址的第八、九层，便属南汉文化层，当中整理出南汉国宫殿的基址、宫苑水池和排水渠等遗迹。遗物中有雕十六狮柱础石、青釉兽面纹瓦当、乾亨重宝铅钱等。其中的十六狮柱础石，是用整块石灰岩雕刻而成，底座为方形，边长为1.12米，底座连覆盆共高56厘米，重达两吨，是非常罕见的建筑雕刻精品。当年南汉皇宫有乾和殿，殿前立有12根铁柱，每根铁柱的直径约70厘米，高约4米。这座殿堂，至少有11开间，何等雄伟，与天子无异。乾和殿的遗址，就在中山四路。

南汉皇帝的离宫别苑，遍布城厢内外，珠宫贝阙、凤阁龙楼，不计其数。叫得出名的宫殿有玉堂珠殿、万政殿、三清殿、昭阳殿、南薰殿、文德殿、集贤殿、大明宫、玩华宫、玉清宫、长春宫、甘泉宫、秀华宫、景福宫、思元宫、定圣宫、龙应宫、仪凤楼、南宫等，林林总总。《南汉书》描述南汉宫殿的穷奢极侈：昭阳殿“以金为仰阳，银为地面，榱角皆饰以银；下设水渠，浸以真珠；琢水晶、琥珀为日月，分列东西楼上”；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南薰殿的龙柱是用名贵的沉香做的，“柱皆通透，刻镂础石，各置炉燃香”。

刘䶮在番山之西，开辟了一个烟水连天的大湖，名为西湖。南宋的《南海百咏》说，湖面“凡几百余丈，穴城而导于海，绿净如染”。湖的东界至今流水井、龙藏街东侧，西至朝观街西侧，南至仙湖街以南，北至华宁里北端，面积宽阔，上承文溪西支来水，与菊湖相通，浩浩茫茫，上下天光，堪称广州城里第一大湖，对日后河道水网的建设，有着重要影响。据清人阮元的《广东通志》记，湖的南面有仙湖渠通往城外，经南濠汇入珠江。

1996年，广州修地铁一号线时，在中山五路与教育路交会处5.4米深的地底，挖出了一段大型木桩板护岸堤坝，这段堤坝南北走向，长24米，宽2.1米，专家推测其东侧是地势较高的山岗，西侧全是低洼的黑色淤泥，当为仙湖东堤所在。其构造是先打上两排相距约1.5米的木桩，木桩内放置木板，形成板墙，然后在中间填土夯筑，堤坝表层用石块砌成斜面。这是宋代修筑的堤坝。

仙湖的湖心有小岛名西洲，是皇帝的御花园，背倚南宫，有长春宫、三清殿等宫苑建筑，水色与烟光交融，云气与虹影相映，夹岸奇花异木，四季芳华鲜美，常年落英缤纷；又筑有明月峡、玉液池等景观，四面环以犀桥，以通宫城。北为宝石桥，在今中山五路与吉祥路交会处；南为仙童桥，在今仙湖街。

传说东晋仙家葛洪曾在西洲炼丹，洲上还留有一口“葛仙井”。刘䶮网罗了一批炉鼎之客，钻研方术，在洲上种植药草，修炼灵丹，所以人们把这个湖叫作仙湖，把湖心岛叫作葛仙洲，或叫药洲。炼丹与化学有密切关系，但最终却未能在化学或药物学领域，有什么作为，因为中国人赋予了炼丹术一个高不可及的目标——长生不老。坊间哄传，南汉以后从葛仙井里捞出了一石瓮，里面有几粒丹砂，被人当垃圾丢了，一渔翁捡到，吃了一颗，结果活了106岁。

从来没有人深入研究“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 的化学原理，但对长生不老的怪诞故事，却传播得津津有味。清代有人写竹枝词嘲笑道：“烧丹方士羽衣翩，南汉君王冀永年。指点药洲空瓦砾，何曾天下有神仙。”

自从北宋书画家米芾在园中笏石题书“药洲”二字后，其他名称，都黯然失色，人们只知“药洲”，而不知有他。药洲的另一大特色是奇石多。方信孺《南海百咏》记述：“药洲，在子城之西址，漕台之北界，旧居水中，积石如林。今西偏壅塞，水尚潴其东，几百余丈，穴城而导于海，绿净如染。”修筑园林时，南汉皇帝遍购天下怪石，甚至允许罪犯以石赎罪，富人犯了罪，只要购得怪石进献，就可获得赦免，以致洲中奇石如林，有“石洲”之称。

各种奇石之中，又以九曜石最为著名。九曜石是九块奇石中的奇石，以天上星宿取名，俨然九大星宿散布于药洲。方信孺记述：“九曜石在药洲水中。《图经》云：‘石，太湖旧产也，伪刘时，有富民负罪者，每运填此以自赎，遂成胜景’云。”称九曜石为太湖石，恐属讹传，据考产自封开和英德。

九曜石尚有部分残石，现存于药洲，石上有历代文人雅士的题刻，弥足珍贵。池西北大石有宋人许彦先题刻《药洲》绝句：

花药氛氲海上洲，水中云影带沙流。

直应路与银潢接，槎客时来犯斗牛。

这首诗被广泛传诵，该石因诗而名，被称为“海上洲石”。清人阮元在《广东通志》中认为，这首诗的首句，说明药洲之名，源于洲上种植花药，而不是聚方士炼丹。所种植的花药，据说叫“红药”。清嘉庆朝的《羊城古钞》说：“督学张明先以宋许彦先诗有‘花药氛氲海上洲’之句，谓是曾种红药，故名药洲。”这种红药几乎和染料一样，清康熙朝《广州府志》说：“以药投之，水遂变色，故名药洲。”但从来没人说得清，红药到底是什么植物，有人说是芍药。芍药的根可以入药，却不能把水染红。

药洲中最后一首题刻，是1943年叶浓铭的《癸未中秋次宋人韵》：

此地原来是药洲，因何今日水无流。

苍海桑田成万古，槎客复来犯斗牛。

一千余年的沧桑变迁，尽在诗中。由于地理变化及城中人烟日稠，文溪西支渠道变窄，水流减少，仙湖日渐淤塞，至南宋嘉定元年（1208），已变成一片烂地。经略使陈岘曾尝试疏凿整治，在药洲上种植花木，修筑园林，改名为“西园”，但终不能恢复昔日的景观，浩浩仙湖，缩小为一“白莲池”。

元代人还把药洲称为“千古之胜”，明代把“药洲春晓”列入羊城八景之一，多少是出于怀古之意。清代的药洲，四周已成廛闬街市，清人檀萃游药洲后写道：“昔刘凿湖，于中为洲，聚方士炼药。今仙湖、九曜、西湖、看莲诸街，皆湖旧境。宋人所题‘步自葛仙洲’‘煮茶景濂堂’‘采菊筠谷’‘榜舟九曜石下’‘摩挲前贤题刻’云云者，想见当日脂膏腻身时，士大夫犹得借此一泓散浪心神，略蠲贪泉之浊。”然而，到他去游览时，四周已是瓦居鳞次，巷狭檐交，茶坊酒肆，列肆如栉，人来人往，繁华热闹。叫卖虾酱的声音、叫卖豆腐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檀萃感慨地说：“天上人间，何变化乃尔邪！”清末民初的药洲，面积仅余两千多平方米，其中湖水面积440平方米，其后更进一步缩小。昔日五百余丈的仙湖，已不复存在，所以叶浓铭诗云“今日水无流”。

广州几乎每一寸的土地，都被刘氏用来兴建宫苑、佛寺了。老城中心全被占据，而南面远至河南的隔山村、龙导尾、小谷围、土华村，北面至流花桥，亦布满皇家的桂殿兰宫；西城外烟水二十余里，琼楼金阙，连天匝地，普通百姓无立足之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写道：“大抵刘鋹（南汉末代君主）时，三城之地，半为离宫苑囿，又南北东西环城有二十八寺，以象二十八宿，民之得以为栖止者，无多地也。”

史书记载，南汉在广州城外建有多个郊坛。按照惯例，郊坛都建在南郊，但南汉的郊坛，城西、城南都有，其一在席帽山、双井街附近；其二在西场，开越陆大夫驻节故址附近；而南郊龙导尾的郊坛，规模最为宏大，是南汉皇帝祭天祈雨的地方。刘䶮登基时，就是在龙导尾的郊坛祭天，大赦境内的。

民初《广州杂抄》所记，河南是藏龙之地。龙头在东海官洲，龙尾在乌龙岗龙尾道。南汉皇帝在官洲兴建陵墓，便是为了吸东海龙气，又在龙尾道设天坛祭龙王。这条“龙”从官洲蜿蜒而来，龙身时现龙鳞。当地人说，赤岗东七星顶，赤龙现身，龙鳞片片可见，后人仍有以“鳞石”为名。该书作者自称曾亲自踏勘，“见大片‘鳞片’于七星顶东坡，赤壁高十余丈，满布‘鳞石’，亦广州一奇观也。”(www.daowen.com)

龙导尾祈雨坛是仿照大唐长安含元殿建造的。龙导尾原来叫龙尾道，是指登坛的道路，盘旋不断，看上去宛如巨龙之尾，下垂于地。后来龙尾道的尾段辟为道路，乡人习惯称为“龙道尾”。导与道通，遂变成了龙导尾。

在现在江南大道中和宝岗大道中有隔山村，这里诞生过著名画家居廉、居巢，南汉时也是皇帝的离宫故地。在广州美术学院西北面，原有一个“刘王殿岗”的地名，后来被人叫成了“牛王岗”。清人黄子高描述：“由隔山折而北一里许，坟丘杂沓，走马路出焉。殿基隐隐，与镇海楼相望，白云诸山，可览而尽。” 他曾题诗：

隔山道口吹松风，木棉花开天火红。

残邱断垄马路出，云有先朝行乐宫。

刘王殿很可能是皇帝举行祭天典礼时，驻跸休息之处。晓港公园附近有一座上马岗，相传是南汉宫女习武，上马演练的地方。宫女习武当然不是为了上阵杀敌，而是为了南汉皇帝休息时的行乐活动。

另一座郊坛在席帽山。《大明一统志》载：“席帽山，在府城北双井街。相传上有南汉刘氏郊坛遗址。”明代已经是“相传”，可见席帽山的郊坛早已湮灭。席帽山是越秀山向西的余脉，东接象岗，西连西山，山下是波光粼粼的芝兰湖，也称兰湖。广州有三大湖：菊湖、仙湖和芝兰湖，只有芝兰湖是天然湖，其他两个都是人工湖。芝兰湖北起桂花岗，南至第一津，面积十分辽阔，湖水碧澄，万象透底。南北朝时期，芝兰湖是渔民和客船的避风塘，三面环绕着象岗、席帽山、西山、龟岗，岗陇屈伏，云水参错。三国时步骘登上象岗，被“负山带海，博敞渺目”的景象所震撼，其实在他眼底的，就是芝兰湖。直到21世纪，在盘福路医国街内，还留有兰湖里等地名。

解放北路兰圃附近，南汉时有皇家园林芳春园（又名甘泉苑），苑内有流杯池（又称泛杯池）、濯足渠、避暑亭等景致，种满了奇花异草，一年四季，万紫千红。园中有清溪流过，宽阔可以行舟，桃花夹岸，延绵数里，溪水与芝兰湖相通。皇帝与妃嫔在水边张筵设戏，弦徽鼓乐的声音，越秀山上也清晰可闻。

每天清晨，宫女们把隔日的残花掷入水中，朱朱粉粉、红红白白，千百片随波逐流，从园内的木桥下漂过，流入湖中，人们便把这座木桥称为“流花桥”。后来木桥朽坏，直到明代有个理税太监，发愿重修古桥，把木桥改为石桥，并在桥头建亭，题匾“民乐”，从此流花桥又称“民乐桥”。昔日的芝兰湖，后来成了流花湖。

还有一座郊坛在增埗河畔的西场。《南海百咏续编》写道：“在泥城河干，地近陆贾故城。伪汉时之郊台，雄矗其旁。”清代雍正时期《广东通志》说：“朝汉台在广州城西硬步，五代南汉郊天于此，亦名郊台。”北距席帽山不过两三千米，南面在魏晋时还没完全成陆，是大片的低洼沼泽地，所以也叫“半塘”，即今泮塘。

唐代以后，江水退去，硬地逐渐增多，人们便在上面修筑基围，开垦荒地，播种力田，因为土地还不多，乡人只好在浅水中打短桩，用竹篾搭架，固定在短桩上，以泥土和水生植物封住竹木架底部四周，然后在上面种植水生蔬菜，名为“葑田”，或叫“浮田”。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详细描述：“蕹无田，以篾为之，随水上下，是曰浮田。”由于水底下都是烂泥，木桩扎不稳，不时会发生整片葑田被水冲走的事情，甚至一直漂到广州城下。

这片半是水涯半是田的新开地，又叫荔枝湾。荔枝是岭南水果中的极品之一，苏轼一尝难忘，留下千古佳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泮塘早在唐代就开始普遍栽种荔枝了。晚唐诗人曹松曾作《南海陪郑司空游荔园》诗，其中有“叶中新火欺寒食，树上丹砂胜锦州”之句，就是咏泮塘的荔枝。清代，泮塘筑“唐荔园”，供游人采摘荔枝时休憩之用，更有一丝追溯唐代荔枝的古意。

到了南汉，这片新开发的土地，也被皇帝看中了，在荔枝湾畔，兴建了昌华苑、华林苑、秀华苑、芳华苑等皇家园林。苑囿内外，锦绣成堆，遍植素馨、茉莉、桃、梅、荔枝等花果，纷红骇绿，四季飘香。后世在泮溪酒家对面的云津阁畔，发现“古之花坞”的石匾，证明这里是南汉的皇家花园。在广州博物馆，藏有一对南汉时代的铁花盆，上面分别铸有“大有四年冬十一月甲申塑造”和“供奉芳华苑永用”的铭文。

清人阮元的《揅经室续集》写道：“广州城西荔支湾，荔林夹岸，白莲满塘，即南汉昌华旧苑也。”昌华苑又叫显德园，从“开国皇帝”刘到“末代皇帝”刘鋹，年年都在这里举办“红云宴”，和妃嫔们品尝荔枝，昼歌夜弦，朝夕玩乐。明人郭棐的《岭海名胜记》记述：“荔支湾，在城西七里。南汉于荔支熟时，宴于此，名‘红云宴’。”从“红云”二字，可以想象荔枝堆积如山，恍如满天红云的景象。今天的荔湾区，还留有昌华大街、昌华东街、昌华横街等地名，便是当年南汉宫苑飞阁流丹之地。

南汉的建筑业、矿冶业、陶瓷业、纺织业等，都非常发达，南汉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巨大无比的土建工程，反映出当时广州聚集着岭南最优秀的工业和建筑人才。

南汉的宫城建于昔日禺山之上，即南越国宫署遗址上面。2002年7月，北京路在进行大整修时，从现代的路面底下，清理出唐代至民国的11层路面。各个时期的路面层层叠压，第11层砂石路距今地表约3米，与第10、9层铺砖层同属唐代；第8、7层铺砖路为南汉国时期；第6、5、4层属宋代；第3层属宋、元时期；第2层石板路属明代，最顶层属民国年间。在4.5米深处是南越国时期遗迹，再往下为淤泥层，直至7.9米深处，见灰红色生土，表明这里曾是河涌滩涂地段。后来，人们对这条“千年古道”进行精心整饰，做了防潮、防长草等技术性处理，并铺设了钢化玻璃上盖，供行人观赏。

从唐朝开始，这里就是城内的主要马路，铺设的规格很高，不是碎砂石路面，而是平整的灰砖，坦荡如砥。南汉把这条马路作为皇城的主轴线，连接着北面的宫城与南面的新南城。由于几百年来，珠江的岸线向南推进，在西湖路以南，大南路、文明路以北，东西以东西城墙为界，形成了一片狭长的新地，名为新南城。在新旧城区之间，叠石建双阙，宏伟壮观。到宋代改为双门城楼，元代时被毁掉，明洪武七年（1374）重建，清代重修，称为“拱北楼”。因为是东西二间为双门，所以后来的北京路有了“双门底”的俗名。南汉把南海县分成了咸宁、常康两个县，北京路的东侧为左街，归咸宁县管辖；西侧为右街，归常康县管辖。街道两侧食物店铺，比屋连甍，是繁华的商业区。

在广州这样一个水网交错、地下水丰沛的城市，兴建如此密集的宫苑与佛寺，治水是前提。因此，几代皇帝都致力于凿湖浚渠，修整河道，建堤坝水闸，营建广州水脉，确实留下不少可圈可点的水利工程。终南汉时代，广州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水灾。

1994年，在大塘街东侧，发现了一个南汉时的水关。这个水关，是用长条形砖砌成一个南北向的券顶隧洞，砖筑出水口在南面，呈八字形敞口，长两米，内宽2.2米，外宽5米。入水口在北面，宽度与券洞相同。出入水口两头，有木柱与厚板构成的接引段。发掘时，券顶与墙都已破损不堪；南面出水口的券墙基内，有一条硬木地袱，上面盖一块铁板，有5个菱形方孔，应该是插铁栅栏的，但栅栏早已不存。

在券墙的砖缝中，还塞着许多质薄如纸的南汉铅钱，直径只有一厘米。南汉发行过几种货币；刘在位时铸过“乾亨通宝” 铜钱、“乾亨重宝”（铜钱与铅钱两种），后来又铸过“飞龙进宝”铜钱；刘玢时铸过“光天元宝”铜钱。铅钱的发行量大，多在城外流通，城里则多用铜钱。在水关发现的铅钱，比真正的乾亨重宝要小，大约是专用于拜神的冥币，有避邪的意思，并不在市面流通。

在水关的东面，直到越秀南路一带，都是码头区。南汉的贸易非常繁荣，宋人薛居正《旧五代史》载：“陟僭位之后，广聚南海珠玑，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侈，娱僭一方，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盐是南汉的一项重要商品。唐代在沿海一带，已形成了靖康、金斗湾、东莞、大宁和归德等多个盐场。以前因为大唐朝廷规定，广东食盐只能在岭南地区销售，现在大唐也管不着了，广东盐源源不绝地销往五岭以北，广州是最大的集散中心。

为了招徕客商，刘经常把内地来的商人，请到皇宫里参观，让他们领略一下雕梁画栋、金玉为器、连排水渠也镶珍珠的气派；在市肆中感受广州的生活气息，参观拥挤的酒肆、繁沸的码头、忙碌的作坊、喧闹的客店。官府有一个前无古人的规定，每个进城的人，都要买“门票”，在城门口交钱一枚，才可放行。每天进城的人，多如过江之鲫，仅此一项，便为朝廷带来了丰厚的收入。这一切仿佛都告诉商人们：与这样一个盛大豪华的城市做生意，还有什么不放心吗？

南汉的造船业十分先进，技术高超，能够造出不用钉子的大船。南汉的船队，曾远征占城（越南），携回大量的奇珍异宝。由于南汉船队名气很大，谣言也不胫而走，说他们在海上拦截外国船只，抢夺财物。因此，海外的商舶有点担惊受怕，举棋不定，想来中国做生意又不敢来，有些船驶到苏门答腊，便不敢再往前了，四处打探消息，希望中国商人到苏门答腊交易。

但慢慢地，他们发现，广州依然是一个最好的商埠，南汉朝廷还是欢迎他们的。于是，到广州的海舶又逐渐增多了。北宋路振在《九国志》中承认，由于“五十年来，岭表无事”，到末代皇帝刘鋹时，“珠贝犀象、瑇瑁翠羽，积于内府”，经年累月也用不上，几乎要烂在府里了。皇帝经常把珍宝随意地赐给臣子，或送给邻国联络感情，炫耀财富。这些珍宝都是南洋与广州贸易的传统商品。刘鋹还纳了一位波斯女子媚猪为妃，证明南汉的海贸十分畅旺，与海外联系密切。

在南方的吴、南唐、吴越、闽、南汉、前蜀、后蜀、楚、南平、北汉十国之中，南汉富居首位。《南汉书》声称，早在第一代南汉皇帝刘时，国中已是“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于天下”。

南汉上承隋、唐遗风，佛教仍然盛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代皇帝，一面笃信佛教，大建佛寺，一面极尽裘马声色地享乐，两种互相矛盾的东西，集于一身。屈大均说，刘鋹在广州城“南北东西环城有二十八寺，以象二十八宿”。这二十八寺，东七寺是：慈度、觉华、梵王、普慈、化乐、兴圣、觉性；西七寺是：千佛、真乘、水月、定林、昭瑞、集福、咸池；南七寺是：宝光、千秋、古胜、延祥、地藏，还有两座寺名称失传；北七寺是：国清、尊胜、证果、报恩、地藏、报国、悟性。

这些寺庙大都与南汉王朝一起消亡了，后来没有重建，慢慢就被人遗忘了，连地点也无人知晓。只有寥寥几家，通过史书的零星记录，大致能推断方位。比如，千佛寺在城西青紫坊（龙津东路中段）；真乘寺在城西硬步（西场）；慈度寺在海珠石（长堤）上；宝光寺是芳村大通寺的前身；千秋寺是海幢寺的前身；古胜寺在卢循故城以东，即昌岗东路东段；悟性寺在越秀山。

这并不是说，南汉只建了二十八座寺庙，只不过按照星宿排列的，有二十八座，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寺庙。比如大佛寺的前身是地藏寺，也建于南汉，它就不在二十八寺之列。还有很多原有的旧寺，包括法性寺、宝庄严寺、开元寺、仁王寺、止台寺、朝亭寺、竹林寺、显明寺、智慧寺、西阴寺、孤园寺、法明寺等，不计其数，遍布广州城厢，也纷纷重新修葺，扩大范围，几乎所有能盖房子的地方，都被皇宫苑囿和佛寺所占了。

刘䶮很喜欢“乾亨”这个词，算命先生告诉他，这个词对他有利，于是他把年号改为乾亨，钱币也叫作乾亨，连法性寺也改名为乾亨寺。技术高超的工匠，为乾亨寺造了一座铁塔，置于大殿西隅，原塔身表面贴有金箔，称为“涂金千佛塔”，坊间俗称“西铁塔”。这是中国现存铁塔中，有确切年款最早的一座。铁塔呈方形四角，原为七层，后来有四层被毁坏。塔身四面各有一个佛龛，供弥陀佛铸像，坐在莲花座上，身后有宝光，又有许多小龛，里面各有小佛像。在现存的三层塔身上，有数不清的大小佛坐像，有人数出580尊，也有人说是592尊，因此称作“千佛塔”，不是夸张之词。这是广州现存最古老的佛像。

塔身四角有塔檐飘出，檐下为莲花角柱以作顶托。塔檐还铸有飞天、飞鹤、飞凤，让人联想到敦煌艺术。塔身下是莲花铁座，其四角有力士造像，束腰部分每面铸二龙戏火焰三宝珠图，其上为硕大的突起仰莲，形态逼真，活灵活现。再下面是石须弥座，北面刻狮子玩球，东西两面刻海棠花纹。塔身四面铸有铭文：“玉清宫使、德陵使、龙德宫使、开政仪同三司、行内使监、上柱国龚澄枢同女弟子邓氏三十三娘，以大宝六年岁次癸亥，五月壬子朔十七日戊辰铸造，永充供养。”龚澄枢是小太监出身，刘䶮时的内供奉，后升至内给事，后主刘鋹时官至内太师。有人考证出，邓氏三十三娘是龚澄枢的老婆。太监娶老婆，也是一种炫耀权势的方式。

铁塔铸好后，刘鋹让工匠重样再铸一座，同样是方形四角七层，身高6.35米，塔身也贴金箔，塔下亦为石须弥座，连石座通高7.69米。全塔身共铸有九百多个小佛龛，龛内均有佛像。莲花铁座四面雕铸有“行龙火珠”和“升龙降龙火焰三宝珠”图形。塔身有楷书铭文，最下一层的铭文是：“大汉皇帝，以大宝十年丁卯岁，敕有司用乌金铸造千佛宝塔一所七层，并相轮莲花座，高二丈二尺。保宠躬有庆，祈凤历无疆。万方咸底于清平，八表永承于交泰。以四月乾德节设斋。庆赞谨记。”这座铁塔在开元寺放了两百六十多年，最后由光孝寺住持僧绍喜把它移到光孝寺，在大殿后东隅建殿保护，俗称“东铁塔”。凭这两座铁塔，南汉的铸造工艺，在全国可占一席地了，而那些真正的大匠，却不载经传。

刘把广州最负盛名的佛寺都改了名，除了法性寺改为乾亨寺外，宝庄严寺因为有一位皇家宗室女剃度为尼，在寺中焚修，改名为长寿寺。听起来，佛教也有了世俗的气息。

大宝七年（964），皇帝把一口原在曲江南华寺的千斤重大铜钟，赐给长寿寺永远供养，将镇祖山，功资国祚。长寿寺在大宝十二年（969）开铸一座罗汉龛，《六榕史料》说它“高可盈尺，围如之，中有诸佛罗汉像六百四十七”。开铸时刘鋹还在位，完工时南汉已经被大宋灭了，罗汉龛竟被宋官府中人强行取去，寺僧一直追索，直到南宋时才归还。寺僧在龛上刻了四句偈：“昔人造此像，愿力如海深，若有见闻者，莫起贪嗔心。” 只剩下的十六尊铜罗汉，直到清同治年间（1862—1875）还在，但最后仍归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