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在开元寺驻锡期间，看到广州城外的景象是：“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种类极多。”而广州城内的景象则是：“州城三重，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天子。紫绯满城，邑居逼侧。”

一道不算很巍峨的城墙，便隔开了两个世界，内外形成鲜明对比。朝廷在贞观元年（627）设岭南道，辖境包括今广东、广西大部、海南及越南北部地区。岭南道署设在今越秀区省财政厅位置，即隋朝时广州刺史署所在，署衙内设有绥南府和番禺府。一万五千多经略军驻扎广州城内，军中的副使、司马、判官、功曹、书记、参谋诸署，均列于岭南道署内，另巡察、按察、巡抚诸署则在道署外。韩愈有一首诗《送郑尚书赴南海》，描写城中官衙盛炽的威仪：“番禺军府盛，欲说暂停杯。盖海旂幢出，连天观阁开。”

城内门枪森严，官威熏天，民居集中在城墙脚一带，仄狭浅陋，生活很不自在； 而城外花天锦地，满眼繁华，充满了活泼泼的生机，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商人都不想住在城里，他们有的是钱，要盖渠渠大屋，最好是在城外。除非遇到什么商业纠纷要闹上公堂，否则平日与官府没什么来往，见得最多的是收税的官员，对他们花些财货打点就可以了。在城外多少有点“天高皇帝远”的感觉，自由自在，饮酒，品茶，逛街，和朋友玩玩樗蒲，日子过得很惬意。

樗蒲是一种流行百年的赌博游戏，有点像后世的掷骰子，人们对它的喜爱，几近病态，甚至有人专门写了一本书《五木经》，介绍它的玩法。另一种热门赌博游戏是打双陆，在棋盘上以掷骰子的点数决定棋子移动，先把所有棋子移离棋盘者为胜。唐人张鷟的《朝野佥载》里，记载有个人带着双陆渡海，途中翻了船，他手持双陆盘，口含双陆子，在海上漂了两昼夜，宁死也不丢双陆。

虽然朝廷禁止赌博，但官府没有严格执行，因为官场中也有不少人沉溺赌博，连宫禁大内也不例外，没听说过哪个官员因为放任赌博，而受到惩处。广东人似乎特别好赌，各种流行的赌博游戏还有掷骰、围棋、象棋、斗鸡、斗鸭、斗蟋蟀等，五花八门，不可胜举，甚至扯根小草，都能用来赌输赢。有钱就赌钱，没钱就赌衣服、赌家什。有一句讽刺赌风盛行的话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

咸通年间（860－874）的作家裴铏，在传奇《崔炜》里描写，七月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中元节即七月半祭祖节，又称施孤、鬼节、斋孤，道教称七月半是地官诞辰，祈求地官赦罪之日，冥府大开，放出全部鬼魂，已故祖先可回家团圆；佛教称之为“盂兰盆节”。中元节前一天是“烧衣节”，家家户户具酒馔、剪楮衣，祭祀祖先。中元节当天，几乎倾城而出，到寺庙上香，追荐故亲。

开元寺在西城外，紧挨着光孝寺和蕃坊，成了一个盛大的圩场，各种摊档、店铺，密密麻麻，从寺内一直排到寺外，摆卖各种名花珍果、元宝蜡烛、珠玉古玩、沙煲罂罉、糖果小食，无所不有。山门内外，人如潮涌，语笑喧呼，盈街塞巷。人们围成一堆一堆，有的斗鸡赌博，有的舞刀弄棍，有的搭台演百戏，表演吞刀、吐火、顶水缸，或是戴角披毛，模仿动物舞蹈，敲锣打鼓的喧豗，伴随着寺庙的钟鼓声，回荡大地。

在广州人看来，什么都可以赌，什么都可以卖。到街市上逛一圈，可以见识到各种稀奇古怪的商品。一段形状奇特的木头可以卖钱，一块颜色斑斓的石头也可以卖钱，连鸡爪子、猪骨头、死鱼烂虾、死蛇烂鳝、枯蓬断草，也都摊在路边，招徕买家。从海里捞到的死蜈蚣，更是奇货可居，卖家唾沫横飞地吹嘘，这条蜈蚣大到仅一只爪，就有百二十斤肉。广州人喜欢用蜈蚣泡酒，认为可以解毒消疮，蜈蚣越大药效越好。乡下佬从山里抓到一条罕见的两头蛇，用笼子装着在路边展览，交钱才准看，又有大批人围拢过来，扶肩搭背，交颈并头围观。有个老太婆，声称自己采得异草，用秘方制成“媚男药”，专卖给富家妇女，竟然不少人掏钱争购，甚至用金簪、耳珰等首饰交换，惹得周围的闲人哄然大笑。

对生意人来说，广州的日子，就像一大串铜钱，一年到头叮当作响，好听得像音乐。逢年过节很热闹，商舶埋岸很热闹，新官上任很热闹，商铺开张很热闹，红白喜事很热闹，佛菩萨出生日、出家日、成道日、涅槃日，更是要大大热闹一番。

从武德四年（621）开始，人们不再使用流通了一千多年的五铢钱，而改用开元通宝钱了；到乾元年间（758—760），又出了乾元重宝钱，这两种钱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在市场上都可以用。官府在番山西麓设一处钱模翻砂工坊，2000年兴建广州百货大厦新翼时，连同一座六朝时的钱窖，一起被挖掘了出来。到底有多少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在广州市面流通，从来没有人统计过，也无法统计。

广州人太多了，城市太繁嚣了。凡亲历其境的人，都不禁猜度，这座通都大邑里外，到底住了多少人？蕃坊有多少人？其中多少是蕃客？多少是本地人？多少是内地商贾？城里有多少人？城外有多少人？这些问题，就像问广州有多少开元通宝一样，难以数清。按官方的统计，贞观十三年（639），广州领十县，共有12463户，59114口，每户平均口数为4.74人；其中番禺县有958户，也即只有4547口。实在难以置信，偌大一个番禺县，怎么可能只有四千多人？广州城一次中元节，到开元寺上香的都不止四千人。

历朝历代，广州的人口数目，都是笔糊涂账。据《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开元年间（713—741）广州有64250户。但《太平寰宇记》《永乐大典》却说，开元年间广州人口为43230户。《旧唐书》则说，乾元元年（758），广州户数为12463，十几年间三级跳，相差甚远，这不太可能。虽然广州领县数目时有变化，如贞观初年领十县，天宝初年增加了三县，但也不至于差得那么远。这些数据有多少瞎编的成分呢？

唐代人口问题，十分复杂。从统计数字看，唐初确实人口大减。原因之一，是隋末战乱，人民流离失所，迁徙避难，造成户籍统计的困难与混乱。另一个原因，是建中元年（780）推行“两税法”之前，实行租庸调制，这种赋税制度，规定一户逃亡，邻保就要代纳租庸调，结果逼得邻保也要逃亡，形成恶性循环，逃亡的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户籍人口自然越来越少。

官府的统计，只反映州县编入户籍的平民，而和尚、尼姑、道士、女冠、官府工匠、乐户、贡织户、官奴婢、杂户、官户（番户）等众多特殊人群，都不计算在内；因为逃避战乱、灾荒而产生的巨量流动人口，原籍已经注销，新居地又迟迟没有登录上籍，也无法统计；更有许多赤贫人家，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官府根本懒得去登记了；自隋、唐佛教盛行以后，出现了庞大的假和尚、假道士群体，剪发披缁，寄食江湖，以此逃避徭役，这些人也是没有统计的。因人口流动太大，或人手不足、官吏懒政等各种原因，有些州县索性不申报人口，任由付之阙遗。因此官府的人口统计，错漏百出。

可以肯定，蕃坊的人口，从来没有准确统计过，说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人的都有；附郭地区的人口，也没有准确统计过，连最容易统计的城里人口，都没有统计过。住城里的人，其实不会很多，唐代的广州城，以城墙为界，面积比南越国王城大不了多少，同样是挤满了衙门官署，连墙接栋，几乎不余间隙。留给老百姓居住的，只有城墙根的一些湫隘之地。

唐代的坊市制，把住宅区（坊）和交易区（市）分开管理。“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坊与坊之间，以墙相隔，定时启闭坊门，实行坊里邻保制。但广州因为城里面积不大，大量人口在城外，他们也不从事农耕，而是经商，所以“坊”也不限于城里。《隋故太原王夫人墓志铭》里记载，王夫人“以大业三年五月二□□于南海扬仁坊之私第”。如果扬仁坊就是后来西关扬仁里的话，那么证明早在隋朝，西关一带，亦被视为“在邑”。

唐代广州人的生活，出现了许多变化。

衣着的变化最明显。当时丝织业的兴旺，作坊遍布全国城乡，诗人李白用“缲丝鸣机杼，百里声相闻”来形容。河北绫罗江南纱，品种数不胜数，纹样也五花八门，有雁衔绶带、鹊衔瑞草、盘龙、对凤、麒麟、仙鹤、芝草、葡萄等。丝绸是最流行的高级衣服面料之一。广州五方杂处，汇集了世界各地与内地各省的商人，他们的服饰，对广州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现了许多新奇美妙的冠服。

男子穿幞头袍衫，有时在幞头里面加一个巾子作为装饰。官员穿圆领窄袖袍衫，还时兴把袍子外面一层襟松开，让它自然垂下，这样才够潇洒。有一种时髦的穿衣法，是在长袖衫襦外面，再套一件袖仅及肘的半臂衫，内长外短，使衣服的层次感，更加鲜明。但招来某些古板的人嗤之以鼻，认为半臂衫过于“轻佻”。

有一位大食商人，在广州拜会官员，透过官员的丝绸衣服，看见他胸口上的黑痣。商人十分诧异，以为是自己眼花了，目不转睛看了半天。官员问他干吗老盯着自己的胸口。商人疑惑地说：“我奇怪你胸口的痣，为什么可以透过两重衣服显露出来呢？”官员大笑，拉起衣袖给商人看，他不是穿了两层丝绸衣服，而是五层！中国丝绸举之若无，轻若烟雾，令外商惊为神物。

女子的服饰更是万紫千红。官宦人家的妇女，生活在香闺绣阁之内，身穿锦绣长裙，胸前束锦带，宽大的下摆拖在地上，上身不穿内衣，而代之以薄薄的纱衣，显得风情万种，让诗人们留下了许多香艳的诗句，如“惯束罗衫半露胸”“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

1957年，广州皇帝岗的一座唐代木椁墓里，出土了十几件精美的鎏金银质头饰，制作十分精巧，其中有一支花鸟钗，头部分成两叶，饰以花草图案，一侧有两只鸽子相对嬉戏，形态栩栩如生。此外，还有以花穗、缠枝卷叶花纹和玉蜀黍状花纹为饰的花钗。1987年在黄埔区夏园乡出土的鎏金鱼形银簪，鱼嘴咬着一圆环，腹部有清晰的鱼鳞纹，背鳍呈锯齿形，尾鳍散开为扇形，线条流畅，造型别致。当时妇女头上的金钗花钿、翠绕珠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不过，住在城墙脚一椽板屋里的贫民，则依旧是黄冠草履、布裙荆钗。晚唐岭南诗人邵谒的诗作，为寒家女鸣不平：“养蚕多苦心，茧熟他人丝。织素徒苦力，素成他人衣。”平头百姓的衣服多用土布缝制，称为“卉服”。唐末任广州司马的刘恂，在《岭南录异》一书中，把“卉服”作为一异，记录下来。据他观察，卉服的布料是用南方的草木纤维织成的，常见的有勾芒布、红蕉布、桐花布、琼枝布、婆罗布等，还有一种古贝木纤维布，颜色以紫白二色为主，也有杂色相间，“蛮女喜织之，文最繁缛”。她们拿到市场上摆卖，价钱也不便宜。诗人刘禹锡诗曰：“蛮语钩輈音，蛮衣斑烂布”，说的就是这种土布。(www.daowen.com)

有钱的广州人家，出门时带个皮肤黝黑、短小精悍的“昆仑奴”，是件很炫耀的事情。昆仑奴大都是从阿拉伯或东南亚买回来的。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写道，唐、宋时“广州富人多蓄鬼奴”。昆仑奴对主人忠心耿耿，为了主人哪怕流血五步，也不会眨一下眼。他们的装束打扮，也别具一格，走到哪里都特别抢眼。张籍用一首诗来描述：“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绵裘”。

木棉是广州人最常用的衣服辅料之一。广州城厢，处处有高大挺拔的木棉树，番山上的木棉，更是连成一片，枝叶繁茂，春季开出满树红花，色若喷血，天地为之染红，非常壮观，故又有人把它称为“英雄花”；落花后满城飘絮，如同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漫天飞舞，又是另外一番美景。广州人喜欢拿木棉花煲鲫鱼汤，有健脾养胃、清热利湿的功效，而木棉则是最好的保暖纤维。每到飘絮季节，人们便背着麻袋，到处收集木棉，做冬衣和被褥的填充料。有人说，古书里常提到的“古贝木”就是木棉。广州最早的一首竹枝词，写的就是木棉树下的女子：“木棉花尽荔枝垂，千花万花待郎归。”

广州人的饮食也有了新变化。谁都知道，吃是广州人的头等大事，“食得系福”“辛苦揾嚟自在食”，辛辛苦苦挣钱，就是为了吃得快活，哪怕是布衣蔬食，一箪一瓢，也绝不马虎。孔子提出十不食，追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境界，对中国的饮食文化，影响很大，而广州人则把孔子的美食观，发挥到了极致。

粤菜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料五花八门，无所不包，飞潜动植皆可口，蛇虫鼠鳖任烹调。南宋人周去非说，广州人“不问鸟兽虫蛇，无不食之”。明代的《五杂俎》说得更具体：“南人口食，可谓不择之甚。岭南蚁卵、蚺蛇，皆为珍膳，水鸭、虾蟆，其实一类……又有泥笋者，全类蚯蚓。扩而充之，天下殆无不可食之物。”

四海升平，广州人追求饮食的热忱，便越发显露出来了。对广州女子来说，学厨艺比学女红更重要，会做菜就是“大好女”。唐人房千里说：“岭南无问贫富之家，教女不以针缕纺织为功，但躬庖厨，勤刀机而已。善醯醢菹者，得为大好女矣。” 能否烹得一手好菜，甚至成为嫁女的条件之一。媒人上门时，女方家长可以坦承自家女儿不会针黹，但厨艺却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理直气壮地说：“我女裁袍补袄，即灼然不会；若修治水蛇、黄鳝，则一条必胜一条矣。”这种自我介绍，北方人听了哭笑不得。

广州人爱吃蛇，被视为惊世骇俗的事情。相传苏轼被贬广东时，他的爱妾吃了一道美味佳肴，赞不绝口，问厨师是什么做的，厨师告诉她，那是一道蛇羹。美人大惊失色，竟至恶心过度而死。其实早在西汉《淮南子》就有“越人得蚺蛇，以为上肴” 的记述了。

广州的人菜谱中，还有一味让北方人大惊失色的东西，就是青蛙！唐代《南楚新闻》，绘形绘色地描写南方人烹煮青蛙的几种方法：第一种，“先于釜中置水，次下小芋烹之。候汤沸如鱼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捧芋而熟，如此呼为‘抱芋羹’”。另一种，“又或先于汤内安笋笴，后投蛙，乃进于筵上，皆执笋笴，瞪目张眼，而座客戏之曰：‘卖灯心者。’”还有一种，“又云疥皮者最佳，掷于沸汤，即跃出，其皮自脱矣。皮既脱，乃可修馔”。作者啧啧称道：“其味绝珍。”但北方人恐怕连胆汁也呕出来了。

广州人也迷上了饮茶。以茶待客，成为一种风尚，广州有句老话：“茶骨戙戙企，今日有客来”。茶叶要好，以蒙山、顾渚、蕲门出产的为上品，但有“茶仙”“茶圣”之称的陆羽，在《茶经》中，对岭南茶也有不错的评价：“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产自广东韶州、广西象州的茶叶，“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水要好，山水为上，江水次，井水下。煮茶的器皿也要好，切忌用新铁，铁腥一入，香味顿失。懂茶之人，要经过非常繁复、细致的工序，才煮出一壶好茶；还要有好的茶具，才能真正品出茶的意境。唐人煮茶，有时会放点姜，甚至放点盐，这种奇怪的口味，在后人看来，不可思议。

贞元五年（789），陆羽曾应宗室出身的广州刺史兼南岭节度使李复之邀，入幕为宾，在广州居住了一段时间。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陆鸿渐（陆羽）佐南海陇西公幕府，自号东园先生。东园即广州东郊园也。”东园在广州哪里，已漫不可考。

陆羽晚年自称“桑苎翁”，很多人对此困惑不解，不知是何含意。《唐国史补》说：“羽于江湖称竟陵子，于南越称桑苎翁。”陆羽居吴兴时号竟陵子，居上饶时号东岗子，居南越时称桑苎翁。这里的南越，指的是广州而不是江南。

陆羽对广州人饮茶的风气，影响甚大。后来广州很多茶居、茶庄、茶室，都取名陆羽。民国时期有一家陆羽居，门前悬挂一副楹联：“人喜陆羽之风常临此地；客具卢仝之癖独嗜乎茶”。卢仝也是唐代负有盛名的“茶仙”。足见陆羽带来的茶道，千年不衰。

广州人也特别喜欢饮酒，且饮酒的历史很长。南越王赵眜的墓中，便出土了一件釉陶提筒，里面装着高粱，器盖上写着“藏酒十石，令兴寿至三百岁”。高粱是北方作物，广东本地不产，南越王居然有高粱酿酒，说明是专门从北方购进，用于酿酒。国主有这么大的酒瘾，下必甚焉。

唐代诸项专卖收入中，盐居首位，酒类次之，但广州似乎没有实行。路边的酒铺，密密地排列，每天从开门到打烊，酒客满座，没人见过酒铺门庭冷清的时候，因为它从不冷清。刘恂在《岭南录异》一书中慨叹：“大抵广州人多好酒。”

酒铺有个怪现象，就是允许顾客蹭酒饮。每次开一坛新酒前，都会在封泥上钻一个孔，插入芦管，让顾客免费啜两口试味，称为“滴淋”。很多兜里没钱的酒鬼，眼巴巴就等这个机会，使尽丹田之气，长啜两口免费酒，试完这家试那家，直喝得晕晕乎乎，当街当巷“㓥白鹤”（醉酒呕吐）。每天夜市散后，总有二三十个男女，烂醉如泥，瘫在街上。酒铺全是女人当家，也不以为意，一笑置之，反正酒是便宜货。刘恂说：“不持一钱，来去尝酒致醉者，当垆妪但笑弄而已。”

人们的房子也开始改变了。富商们在城外建起一幢幢高门大宅。蕃坊里的建筑，更是极尽富丽堂皇。

有的商人因为住宅过大，引起贼人觊觎，甚至丢掉了性命。宋代有一本法医专著《棠阴比事》便记载了一件案件：唐大顺年间，刘崇龟任广州刺史，有富商子泊船珠江边，见岸上有一座大宅，门前站立一少女，见人亦不回避。少年故意去挑逗她，说晚上到她家幽会，少女也不拒绝。当晚，少女把大门打开等候。不料，少年未到，先有贼人入屋行窃。黑暗中，少女以为是少年来了，迎上前去拥抱，贼人大骇，一刀把少女刺死了，仓皇逃去。等到少年来时，黑暗中踩到血泊，弄得满身是血，差点被当成杀人凶手。后来刘崇龟略施小计，巧妙地找出真凶，洗掉了少年的嫌疑。两宋时蕃坊更是甲第连云，大食国舶主蒲希密在蒲宜人巷兴建的大宅，岳飞的孙子岳珂参观后，惊叹房子太大了，超乎常规。但官府觉得，这些外国人是摇钱树，由他去吧，为了招徕更多的摇钱树，对他们的铺张扬厉，也不加干涉，“故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

富贵人家的豪宅，一般人难以窥究。穷其想象，大约就如唐传奇《崔炜》描绘赵佗的琼府金穴那样：

当中有锦绣帏帐数间，垂金泥紫，更饰以珠翠，炫晃如明垦之连缀。帐前有金炉，炉上有蛟龙、鸾凤、龟蛇、鸾雀，皆张口喷出香烟，芬芳蓊郁。旁有小池，砌以金壁，贮以水银，凫鹥之类，皆琢以琼瑶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饰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篁、鼗鼓柷敔，不可胜记。

但在城市的另一角落，贫民的房屋，大部分还是非常简陋的，以茅茨、竹子、蒲葵叶搭起来，用绳子扎牢两边，一家人便靠它遮风挡雨了。据说唐代以前，广州人不懂用砖瓦盖房，他们的茅寮，一遇火厄，瞬间便成燎原，所以汉武帝、卢循烧城，破坏力才如此巨大。开元二年（714），以耿直著称的宋璟，被贬到岭南任广州都督，在广州住了三年，居官廉洁，对市舶贸易之物，分毫不取。而他最为人称颂的功德，是教会了广州老百姓烧瓦代竹茅盖房，以避免火灾。

唐人张说撰写碑文赞美他：“其（宋璟）率人版筑，教人陶瓦。室皆斁塈，昼游则华风可观；家撤茅茨，夜作而炎火不发，栋宇之利也。”类似的说法，充斥了几乎所有史书。《旧唐书》说：“广州旧俗，皆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璟教民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人皆怀惠，兴颂以纪其政。”《新唐书》则说：“广人以竹茅为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筑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栋梁利而无患灾。”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也说：“彼之风俗，竞趋苟简，茅茨竹檐，比屋鳞次。（宋璟）教之度材，变以陶瓦，千甍齐翼，万堵皆兴。”南宋《南海百咏》里说：“宋广平都督广州，越俗始知栋宇。”仿佛宋璟来广州之前，广州人还不知“栋宇”为何物。

以讹传讹，莫此为甚。广州早在汉代就懂得如何烧砖瓦，也懂得用砖瓦盖房子了，烧瓦技术并不逊于中原。砖瓦不是宋璟带来的，他只是致力于在广州推广砖瓦的应用，希望所有人都能住上砖瓦房。这种良好的用心，把广州人感动了，宋璟离任后，大家兴建了一座“遗爱堂”纪念他；南宋时又建“广平堂”（宋璟字广平），以崇其德纪其功。

然而，贞元四年（788），李复任广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岭南节度观察使，他到广州后，发现宋璟离开已经七十多年了，人也过了两三代了，老百姓住的还是茅草屋。可见人们对宋璟虽然颂德咏功，但现实却没有多少改观。李复唯有继续“劝导百姓，令变茅屋为瓦舍”，以免飓风、祝融之患。《越秀史稿》作者冯沛祖感叹：要移风易俗是多么艰难。其实，对于大多数穷人来说，问他们为什么不建瓦房，多少有点“何不食肉糜”之意。这不是移风易俗的问题，而是财力的问题。谁不知道砖瓦可以防火防风？奈何囊中羞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