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在隋、唐时代，风靡全国，成为主流的宗教之一，乃匪夷所思的事情。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宗教，都在隋、唐时期传入中国，但都没有能够大规模传播，只有佛教，简直像刮台风一样，席卷全国。虽然与主政者的倡导有关，但细想一下，也绝非易事。

佛教与中国的道教不同，道教主要是源于老庄道家，没什么分支旁系，而佛教门派繁多，经书浩瀚，光是搞清那些名词概念，就很不容易。佛教要得到中国人的信奉，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是要道路通，印度僧人必须大批进来，而不是三三两两进来，中国幅员辽阔，人少不起作用；其次是要语言通，老百姓很多不识字，要有大批把梵文翻译成中国所有方言区都能听懂的语言的人才；然后要说服很多中国人相信这个宗教，愿意削发出家，遵守戒律；还要在全国各地兴建很多的寺院，才能慢慢影响到天南地北十三州的普通民众。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浩大的过程，没有天意相助，简直无法想象如何完成。史书常说菩提达摩到广州传教，结草为庐，设坛传教，开中国佛教禅宗之始。听起来很简单，但那时西来初地一带，人迹尚稀，即使有居民，也以目不识丁的村夫农妇居多。达摩不会粤语，孤身来到，在水岸边搭个草寮，整天用没人听得懂的话说：“嗡阿弥德瓦阿依思德吽舍”，就会有人听他传教？不把他当傻子，已经是奇迹了，但人们竟然接受了，后来还在他结庐的地方，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华林寺。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开始于西汉时期，佛家的“空”与道家的“无”，有某些相通之处，很多人最初是通过理解道家，去理解佛家的。道家理论对佛教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助作用。

东汉建和元年（147），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佛经翻译家安世高漂洋过海来到广州。从此，印度僧人经海路由徐闻、合浦等地来中国，络绎不绝，他们先在西江流域立足，然后东至广州，再北上韶关，越过五岭，扩散至江淮和北方地区。三国时代的广信人牟子，中国第一位著书弘扬佛法的学者，也是一位深稽博考的《老子》研究者，他在论述佛教时，便大量引用儒家、道家的经典。

佛教一度被原教旨的儒家视为异端邪说，受到激烈抨击。它之所以能够在岭南立足，显然与岭南“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不能先及”的人文环境有关。正统学术不看好岭南，各种“异端邪说”便易于“乘虚而入”，在这里生根发芽了。牟子放言：“四师（尧、舜、周公、孔子）虽圣，比之于佛，尤白鹿之与麒麟，燕鸟之与凤凰也。”他在苍梧舌战群儒，释疑辩难，并写下《理惑论》三十七章，此书至今仍是研究中国佛教的必读之书。

西晋太康二年（281），印度僧人迦摩罗从西天竺抵达今广州传教，修筑三归寺（也有写作三皈）、仁王寺。这是广州最早的两座佛寺。三归寺湮灭已久，无从稽考，而仁王寺的位置，在诗书路南端。仁王者，佛之尊称。佛号能仁，又称法王，故称仁王。仁王寺再往南，就是浩浩的珠江。唐代仁王寺前有日泉井，故又名“日泉寺”。南汉时进行重修，又称“千佛寺”。与迦摩罗同一时期抵达的，还有一位天竺僧侣彊梁娄至，在广州从事佛典的翻译，译成《十二游经》一卷。

广州城西有一座光孝寺，在中国佛教传播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光孝寺原是南越国末代国主赵建德的故宅。三国时，东吴才子虞翻被孙权贬到广州，栖身于赵建德的故园讲学，绛帐侍坐者，常数百人。讲学之余，他在园中栽种了不少诃子树，于是人们把这个园子称为“虞苑”。虞翻死后，他的家人把虞苑捐出，兴建制止寺（亦称制旨寺）。这时诃子树已长大，僧人便把称寺院为“诃林”，取佛家“降三世种子”之意。

东晋时期，西域高僧昙摩耶舍来广州传教，在制止寺修了一座大雄宝殿，改名为王苑朝延寺，俗称王园寺。魏晋南北朝时，广州是全国佛教重镇，留有许多高僧大德的足迹。天竺高僧求那跋陀罗，也在刘宋年间（420－479），乘商船从诸薄港（爪哇岛）抵达广州。这位大和尚登岸以后，披着袈裟，拄着锡杖，信步而行，来到王园寺。这时寺院里的诃子树林，已是浓郁葱茏。他指着树林，大发感慨说：“此西方诃梨勒果之林也。宜曰‘诃林制止’。”他这句话被中国僧人听懂了，说明他懂中文，或者至少带了翻译。

求那跋陀罗在寺中始创戒坛，修建了毗卢殿，开设了“制止”道场。而他最神秘的举动，是在寺中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凿刻一行字：“后当有肉身菩萨于此受戒。”清人钱以垲说，梁天监元年（502）从天竺来的智药三藏，在寺中也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的是“后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萨来此树下开演上乘”。这是同一块碑，还是两块碑？或者根本就没有碑？碑文又是什么意思？谁也猜不透。

梁普通八年（527），南天竺高僧菩提达摩一苇渡海，到广州传播禅学。达摩离开广州北上后约二十年，西印度高僧真谛（梵名波罗末陀）也到了中国，并在十数载飘泊后，欲返乡未果，来到广州。广州刺史欧阳頠竭力挽留他，真谛便挂锡制旨寺，从事译经。唐代的《续高僧传》说他“笔受文义，垂二十年，前后所出五十余部，并述义记，皆此土所无者”。如果真谛不是在来中国前，已经学会了中文，怎么可能在南陈永定二年（558），至南陈太建元年（569）间，便翻译了《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三十八部经书。在真谛之后，还有慧恺等僧人，也在制止寺传教、译经。

其后再到唐乾封二年（667），岭南出了一个惠能。

惠能是广东新兴人，少时父亲早亡，靠卖柴养活母亲。一日，他在街市听人诵读“金刚经”，心有所感，于是远赴湖北黄梅，拜五祖弘忍为师。这也是一个奇迹：一个目不识丁的人，为什么会对金刚经“心有所感”？他怎么听得明白？他拜弘忍为师，怎么听得懂弘忍讲的湖北话？似乎冥冥之中，一切早有安排。

惠能与五祖之间有一段对话。五祖问：“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答：“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五祖问：“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回答：“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五祖看出惠能很有根器，便把衣钵传授给他，成为六祖。惠能携带着被无数人觊觎的衣钵，历尽险阻，返回广州。

王园寺在唐贞观十九年（645）已改名为乾明法性寺。惠能到了法性寺，没有马上表露身份，而是默默听印宗法师说法。哲学史上著名的“风幡之论”，就发生在法性寺内。印宗法师讲《大涅槃经》，讲了一半，忽然指着飘动的法幡，问大家幡动的意趣。有人说是幡动；有人说幡是无情，因风而动；又有人说，风亦无情，如何能动，是风和幡因缘和合而动。这时，惠能忽然插话：“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此言一出，四座皆惊，于是惠能取出六祖衣钵，表明身份。印宗法师恭请惠能至上席，向他请教奥义。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块碑上说的肉身菩萨，就是指惠能。

智光律师为惠能受满分戒，惠能正式躬受衣钵，成为南宗的创始人。他的头发被埋在地下，上面盖了一座塔，名为瘗发塔。这座塔在大雄宝殿后面，以石基灰沙砖筑成，高7.8米，共七层，八角形，每一立面设佛龛佛像，上作八角攒尖顶，至今仍在。

神龙二年（706）前后，和尚们在法性寺内建了一座睡佛阁，亦称风幡堂，纪念惠能的风幡之论。宋代法性寺改名为报恩广孝禅寺，后来又易“广”为“光”，就称为光孝寺了。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间，光孝寺内再建了一座六祖殿（原名“祖堂”），供奉六祖。(www.daowen.com)

佛教史上有“南顿北渐”之争。以惠能为代表的南宗，重在顿悟，而北宗则认为人的佛性为客尘所覆，必须时时修习，拂尘除垢，才能成佛。北方讲求繁礼多仪，循序渐进，有时仪式比结果更重要；而南方则喜欢避繁就简，舍名求实，只重效果而不在乎虚文缛节。

惠能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主张不立文字，即心即佛，当下一念，见性成佛，即“运水搬柴皆是道”。佛门里有一首偈语：“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就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这和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陆象山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王阳明说“个个人心有仲尼”，文异而义同。所谓圣人满街走，是东方文化的精义所在。南宗的修持方法通俗易行，阿猫阿狗皆可成佛，无须理会那些烦琐的义学。

光孝寺的面积非常大，全盛时方圆三里都属寺院的地皮，有十二殿六堂，以致有人夸张地形容：“光孝和尚，骑马上香。” 光孝寺也是广州最古老的寺庙，坊间流传着一句话：“未有羊城，先有光孝”。

南朝萧梁（502—557），佛教极盛，朝廷派昙裕大智法师前往真腊寻求佛舍利。昙裕不负所托，果然从真腊带回了佛舍利。昙裕俗姓诸葛，是诸葛亮的后裔。萧梁立国初年，诸葛氏与萧氏结为姻亲。昙裕法师作为内道场沙门，出入宫禁，与闻朝政。南梁天监十六年（517），梁国与扶南互遣使节通好，后梁国改元大同，扶南派人来致贺，朝廷派昙裕法师到扶南答谢，途中他因舟车劳顿而身患重病，回到广州后，表奏朝廷，表示愿意居于宝庄严寺，梁武帝诏允。

宝庄严寺在光孝寺的东面，建于南朝刘宋时。其范围，北至今百灵路，西邻光孝寺、开元寺，南至今中山六路，东至解放北路，十分敞静。昙裕法师遂强支病体，在寺中兴建舍利塔，以收藏佛骨。广州刺史萧誉派掌天文历数的官员，勘测地质，又请堪舆家择定吉日，于南梁大同三年（537）动工兴建，先掘了九口水井，再筑一个蓄水池，这是为寺僧和工人的生活和施工，提供用水。

工程花了十年时间，才告完成，一座六层高的木塔，耸立在蓝天之下、绿榕环抱之中，塔下埋藏着佛舍利，梁武帝赐名“宝庄严寺舍利塔”。塔内各层雕刻了许多图画，人物众多，山川、花草、鸟兽、鱼虫俱全，是昙裕法师参考佛经故事和自己所见所闻而设计，俗称“千佛塔”。后来昙裕法师圆寂，葬于广州城北柯子岭和顺岗。在这个墓地里，还埋葬着宝庄严寺的二十几位祖师。

唐代时宝庄严寺香客如云，香火极盛。高僧在殿堂说法，座下巍冠博带、轩裳缨珮之辈，济济一堂。藏经阁经、律、论俱备，香积厨旁斋堂，饭桌一字排开，延接四众弟子，香烛纸札山积，斋衬钱不可胜计。直到民国年间，寺内还收藏着不少南北朝时期的文物，其中有一尊北齐的铜观音像，上面刻有：“武平元年八月有疫，圣上忧民之疾，上坛焚香三七日，功德被四海。复有年，祥祯来聚，制度维布，（月）二，波罗寺僧昙瑞（裕）及侍僧一百八员，奉敕造金铜像十躯，愿皇基弗疠，圣寿无疆。”可惜后来不知下落。另有一块南梁的响石，亦于20世纪60年代“文革”时期失落。

隋、唐以降，越来越多的天竺僧人，杖履相随，到中国传法；而中国僧人，也纷纷取海路前往西域，尤其是7世纪后期至8世纪，室利佛逝（苏门答腊岛东部）佛教大兴，航海技术也日益提升，远渡重洋的中国僧人，更是与日俱增。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前往西域取经的僧人有60人，其中取海路的就有19人，其中包括常愍、明远、会宁、运期、彼岸、智弘、义净、善行等。

义净法师是河北范阳人，唐代咸亨二年（671）他带着弟子善行，从广州登上波斯的海舶，前往西方求佛。他到了室利佛逝，在那里居留了半年，学习梵文，然后经末罗瑜、羯荼、裸人等国，前去印度取经。在咸亨四年（673），义净抵达印度，在印度东部的耽摩立底待了13年，潜心研究佛法。垂拱二年（686）他携梵本三藏五十余万颂，返回室利佛逝，从事翻译与著述。

因为翻译佛经需要大量笔墨纸张，但室利佛逝的笔纸墨质量，不合理想，而且市场上很难买到，所以永昌元年（689），义净返回广州，驻锡法性寺。他不辞劳累，千里迢迢回到广州，只为了购买一批的文房四宝，并寻找志同道合者，一起到室利佛逝从事翻译工作。在他的感召下，贞固、道弘、法朗、孟怀业等人，毅然舍弃国内的一切，与他同赴海外。

在室利佛逝，义净忘寝废食，完成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卷）。到武则天证圣元年（695），义净才和贞固、道弘一起返回广州。而这时，法朗已客死诃陵，孟怀业则因习惯了在室利佛逝的生活，不愿回国，宁愿长居印尼。他们都是有姓名可考的、从广州出发的第一代印尼华侨。

法性寺规模太大了，因此从南朝到唐朝的漫长岁月里，关于它的记述，汗牛充栋，也有不少混乱矛盾之处。有时它被说成是一寺，有时说成是两寺，有时被称为制止寺、王园寺，有时又被称为法性寺、乾明寺。各种史书的记载，都有不同，可以推想，有些写书的人，并没有真的到过法性寺，只是互相转抄而已，以致讹传纷纭。但法性寺在中外佛教交流上，却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

开元七年（719），高僧不空来到广州，也在法性寺驻锡。不空名智藏，狮子国人，他追随金刚智三藏，从阇婆国来到广州。相传他乘船来广州时，途中遇到大风浪，前方又有巨鲸阻路，人们都以为必死无疑。不空站立船头，右手握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经》，口诵《大随求》，海面即时风平浪静，巨鲸也不见了。

金刚智入灭后，不空准备返回师子国，开元二十年（732），大唐朝廷托他赍送国书到狮子国，他率领弟子再次来到广州。广州的佛教信众很多，一听说有高僧抵埗，立即全城轰动，人们扶老挈幼，潮水般涌到法性寺，希望得到高僧加持。宋代释赞宁等撰《宋高僧传》说，采访使刘巨麟请求不空为他灌顶，不空乃在法性寺中龙华三会，说法度人，“相次度人百千万众”。直到入冬后，刮起北风，他才乘昆仑船离开广州。

当时广州人家，不分富贵贫贱，人人虔诚礼佛，排设佛像，供养塔寺，敬献供品，布施僧贫，诵经礼忏，成为一时风气。法性寺有一口巨甑，直径一丈，深五六尺，六祖时就放在那里了，供信众施饭给寺僧的。屈大均说：“当饭僧时，城中人争持香粳投之。或有诗云：‘万户饭香诸佛下。’”信佛者之人数众多和狂热程度，从不空“度人百千万众”和法性寺巨甑的“万户饭香”，可想而知。

天宝七载（748），律宗高僧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失败后，皇帝下诏留鉴真在广州开元寺供养。广州城再次沸腾起来了，寺庙一齐鸣铙击鼓，人们奔走相告，激动万分，简直像遇上神仙下凡一样。日本人真人元开撰写《唐大和上东征传》一书，记述了鉴真莅临广州时的盛况：全城民众扶老携幼，缁素云集，夹道相迎，从码头到开元寺的沿途，“州县官人、百姓填满街衢，礼拜赞叹，日夜不绝”。当鉴真离开广州时，广州人又再“倾城远送”。这种热闹，持续了多日，甚至变成一个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