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大唐律法，“化外人法不当城居”，即外国人不能居于州城内，大约在贞观年间（627—649）至开元年间（713—741），官府在广州西城外划出一块地方，让蕃商集中居住，称为“蕃坊”。

“蕃坊”一词，最早见于大和元年（827）人房千里所撰《投荒录》一书，他写道：“顷年在广州蕃坊，献食多用糖蜜脑麝。有鱼俎，虽甘香而腥臭自若也。”蕃坊大致以今光塔路为中心，东至朝天路、米市路，西至人民中路，南至惠福西路以南，北至中山六路。光塔路东段（海珠中路以东）旧称蕃巷、大食巷，多为大食人居住。那时大食并非单指某个国家，而是泛指阿拉伯帝国诸国。

蕃客以大食与波斯人为主，大食人信奉伊斯兰教，而波斯人则很多是信奉祅教。祅教也叫拜火教，是波斯的国教。651年，波斯萨珊王朝亡于阿拉伯帝国，但唐朝却接纳了不少流寓长安的萨珊王室成员，并支持波斯复国。因此，来广州做生意的波斯人非常多。

蕃坊设蕃长（亦常写作蕃客大首领、蕃酋等）一人，管理蕃坊事务，对内负责裁决蕃客之间的纠纷，对外负责招邀蕃商前来贸易。蕃长由蕃坊内的穆斯林公推德高望重者，上报地方官府，获朝廷或官府批准后，正式出任。

阿拉伯人苏莱曼（Sulayman）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对蕃长职责，有如下记述：“在商人云集之地广州，中国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这是照中国君主的特殊旨意办的。每逢节日，总是他带领全体穆斯林做祷告，宣讲教义，并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此人行使职权，做出的一切判决，并未引起伊拉克商人的任何异议。”海外商舶至，由蕃长负责引领入关，市舶使负责稽查舶货，征榷抽分。

唐代专门制定了有关蕃商遗产继承的法律，宋代也有“蕃商五世遗产法”；蕃客犯事，一般由蕃坊根据《古兰经》和伊斯兰教习俗，自行处理，“徒”以上重罪，由广州地方官府审理。当时的朝廷律法中，有不少条文是针对蕃坊居民的，如《宋刑统》规定，暂时居住蕃坊的蕃商，不得与中国女子结婚，长期定居的则可以与中国女子（赵姓除外，避皇帝讳）结婚，但不得带出国；又规定长期定居的蕃客，必须改穿唐式服装，而短暂往来的则不必。

朝廷对蕃商在广州购买田宅，初时并无限制，但后来蕃客与华人谈婚论嫁，买田买地，兴建房屋，开枝散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乃至有“五世蕃客”“土生蕃客”的出现，广州人称他们为“住唐”，意为长住唐山。朝廷曾颁令，“广州海南蕃商毋得多市田宅，与华人杂处”，但实际上禁而不止。

有些蕃客在中国生活日久，高度汉化，甚至参加科考。来自大食的蕃客李彦升，被时任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卢钧视为一品布衣，唐大中元年（847），卢钧向刚刚登基的宣宗李忱推荐李彦升，朝廷派人考察后，准其参加科举，竟一举蟾宫折桂，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穆斯林进士，并由皇帝钦点为翰林学士。

蕃商在中国获封赐荣誉性质的官职，或授予实职的情形，也不罕见。北宋时做过蕃长的辛押陀罗，朝廷封他为归德将军。大食蕃商蒲寿庚兄弟，在广州经营商舶，浸成巨富。南宋咸淳十年（1274），蒲寿庚与其兄蒲寿晟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执掌福建兵事民政要职。南宋景炎元年（1276），南宋朝廷授予蒲寿庚为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

蕃坊内不仅有专供蕃坊居民买卖的市场（蕃市）、专收蕃商子弟的学校（蕃学）及养育院等机构，还有清真寺，繁盛时期，号称“蕃汉万家”。最初到广州的穆斯林，多数是商贾，平时居住在蕃坊，很少在非穆斯林的中国人中传教。因此，在光塔路上的街巷地名，亦多与贸易有关，而不是与伊斯兰教有关。

光塔路有条玛瑙巷，北接中山六路，南接光塔路，相传为昔日中外商人交易玛瑙的集市。《南海甘蕉蒲氏家谱》记有“穗城玳瑁巷”。有人猜那就是玛瑙巷。玳瑁是一种龟状动物，其甲五彩斑斓，有“海金”之誉，从汉代至元代，一直是海舶贸易的宝货之一；而玛瑙则为名贵宝石，古时多由波斯等地传入中国。但也有另外两种说法，一说玳瑁巷即光塔路西段的大食巷，一说玳瑁巷是今天的普宁里。除此之外，白薇街、绒线街、象牙巷、梳篦巷一带，都是宝石、象牙、香料等商品的交易市场。

一千多年前，伊斯兰传入中国，主要是通过两条路线，一条是陆上丝绸之路，即从中亚至天山南麓、天山北麓，再东进至长安；另一条是海上丝绸之路（旧称“香料之路”），即从波斯湾经马六甲海峡，到广州、泉州等沿海地区。唐代初年，阿拉伯、波斯穆斯林来华经商或旅游者，络绎不绝，促进了中国和阿拉伯、波斯地区间业已存在的传统关系的发展，也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条件。

伊斯兰教“封印先知”穆罕默德的母舅萨阿德·宾·阿布·宛葛素（Saheb Saad Wakkas），曾经到广州传教，并兴建怀圣寺。关于他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绘形绘色，但并非所有人都当真。一些人宁愿相信，宛葛素在中国的传说，是在一些真实的事情里，加入大量想象与渲染，铺陈出一段近乎神话的故事。

宛葛素是穆罕默德的重要圣伴，是伊斯兰教创立后第17位皈依的信徒。虽然伊斯兰教史实表明，穆罕默德的母舅从未离开过阿拉伯，但中国民间却盛传，宛葛素在隋大业十二年（616）曾乘船到达福建，成为第一位从伊斯兰教圣城麦地那到达中国的阿拉伯穆斯林。他此行是为了告诉炀帝杨广，西方已出现了一位新的先知。

其后，宛葛素返回阿拉伯。在巴德尔战役中，他担任穆斯林主将，并大获全胜。穆罕默德在战后派遣四名信徒，分头到中国传教，宛葛素是其中之一。他和儿子乘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于唐贞观元年（627）前后抵达广州，把一封穆罕默德的信呈交给太宗李世民，劝李世民信奉伊斯兰教。这是他第二次到达中国。

据伊斯兰教的传说，宛葛素在出发前，曾向穆罕默德请求，允许他将来返回麦加故土三次。穆罕默德同意了。宛葛素又向穆罕默德请示自己将来的死处。穆罕默德手指东方，令人射出一箭说：“今以我之法力，矢所著之地点，即汝之死所也。快回中国，至则自知。”宛葛素到广州后，四处寻找，终于发现箭落在北门外，流花桥的南侧。而且箭落之处，已被穆斯林筑起一堵围墙，加以保护。

宛葛素请求在广州西城外建筑清真寺，得到朝廷允准后，他与侨居广州蕃坊的穆斯林合力，修建了中国第一座清真寺——怀圣寺。“怀圣”之名，寓怀念伊斯兰教创始人至圣穆罕默德之意。怀圣寺亦称为龙凤寺、狮子寺、礼拜寺。宛葛素是怀圣寺的第一任“伊玛目”（阿拉伯语原意为领袖、师表、祈祷主持者）是在广州乃至中国伊斯兰教事业的传播者和奠基人。

穆罕默德曾答应让宛葛素回麦加三次，他把三次机会都用上了。第一次回麦加，是取各种经典到中国传授；第二次回麦加，取回一本《可兰经》，要弟子习诵。唐贞观六年（632）宛葛素北上长安，拜见唐太宗，并进行过交谈。唐太宗认为他为人耿介，讲经论道，有真才实学。

这时，宛葛素自称梦见一巨人告诉他：至圣（穆罕默德）不久将去世，你若回去早还能见到，迟则晚矣。于是，宛葛素第三次赶回麦加，但还是迟了一步，穆罕默德已归真了。临终遗命，让宛葛素继续回中国传教，并把全部《可兰经》凡6666段，分为114章，共30本，交宛葛素带回广州，传与后人。

据说宛葛素在重返广州前，还参加了著名的卡迪西亚战役，担任穆斯林军队的司令，大败苏珊王朝的波斯大军，将伊斯兰化推及整个波斯王朝的版图。唐代永徽二年（651），56岁的宛葛素作为哈里发的穆斯林使者，带着儿子，再次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并拜见了唐太宗的继位者唐高宗。

不久，宛葛素便在广州归真了。信徒们在北门外箭落之地的围墙内，为他建造坟墓，称为清真先贤古墓。墓园的拱门嵌额，显示其建于贞观三年（629），这不是宛葛素归真的时间，在此之后，他在中国还活动了很长时间，也许他提早建造了自己的陵墓，亦未可知。相传此墓间响声可闻十里，墓中诵经之声，亦可传到十里之远。

最初流花桥四周近二十个山岗，共五百多亩山地，都属于穆斯林坟场。宋人方信孺把它称之“蕃人冢”。里面有数千个坟头，“皆南首西向”。以这样的规模来看，坟场应该存在相当长时间了。他感叹道：“鲸波仅免葬吞舟，狐死犹能效首邱。目断苍茫三万里，千金虽在此生休。”

穆斯林的葬礼，自有一套独特礼仪。周密的《癸辛杂识》一书曾作详细记载。归真后，有专人为之洗涤，用大铜瓿从口往肚里灌水，洗净肠胃秽气，再从头顶到脚底清洗干净，用帛擦干身体，以纻丝（或绢、布亦可）包裹起来，放入薄薄的松木板棺材中。与中国人不同的是，棺材里干干净净，没有任何陪葬物品。“棺出之时，富者则丐人持烛撒果于道，贫者无之。既而各随少长，跪拜如俗礼，成服者，然后咶靴尖以乐，相慰劳之，意止令群回诵经。后三日，再至瘗所，富者多杀牛马以飨其类，并及邻里与贫丐者。”他还听说，有的人到坟地后，会把遗体从棺材里搬出来，赤身葬于穴中。下葬时死者的脸要朝着西方。

在光塔路的西端，有一条朝天路，当年是蕃坊之地，“朝天”有两个寓意，一是指“朝天房”，“天房”位于沙特阿拉伯麦加城禁寺中央，是世界穆斯林做礼拜时的正向；二是有“归天”之意。穆斯林出殡，从蕃坊前往流花桥墓地，必定要经过朝天路，城门亦因此命名为朝天门。

后来穆斯林又在怀圣寺内修建了一座光塔，从此，怀圣寺又有光塔寺、怀圣光塔寺之称，其址亦因此而被命名为光塔路。宋代，广州怀圣寺与扬州仙鹤寺、杭州凤凰寺、泉州麒麟寺并称中国四大清真寺，但以怀圣寺历史最长，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清真寺，亦为世界现存最早的清真寺之一。(www.daowen.com)

光塔的建筑年份，有唐建与宋建两种说法。唐建之说，主要依据南宋后期成书的方信孺《南海百咏》所说：“（蕃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塔。”但迄未见唐代实物或其他文献为证。元代至正三年（1343）怀圣寺被焚毁，至正十年（1350）重建。现存的建筑，是清代康熙三十四年（1695）重建后。1949年后，怀圣寺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修葺，基本保持了清代的建筑风格。

怀圣寺坐北向南，占地面积约3800平方米，沿中轴线建有三道门、看月楼、礼拜殿和藏经阁，总建筑面积约1430平方米，建筑的比例、色彩、装饰均具西亚风格。头门门额为阿拉伯文“清真寺”匾；二门门额为汉文“怀圣寺”匾，上款“同治辛未仲秋重修”，落款“邓廷书”；三门门额为“教崇西域”匾，上款“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下款“怀圣寺恭承”。

看月楼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重建，面阔5.98米，进深4.88米，红砂岩砌墙，重檐歇山顶，插栱翘角，四面均有拱券门，东西两门与廊庑相连。上檐施三跳斗栱，平棊天花，下檐施四跳斗栱，为明代建筑规制。楼后有一月台，以咸水石打造，总阔18.66米，深12.56米。月台前方及左右有石望柱、石栏板，均为明代遗构。

礼拜殿在1935年重建，长宽均为21.1米，重檐歇山顶，绿琉璃瓦，红砖墙石脚，梁上题字“唐贞观元年岁次丁亥季秋鼎建”“大明成化三年岁次丁亥秋九月二十日戊午重建”“大清康熙三十四年岁次乙亥腊月十七日己巳再重建”“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元月二十一日辛未第三次重建”。殿内装饰具有浓郁的阿拉伯特色，极显富丽堂皇。全寺可容纳一千多穆斯林进行礼拜。礼拜殿后为藏经阁，收藏各种版本的《古兰经》。

怀圣寺最显著的建筑，是寺西南角的怀圣塔（俗称“光塔”）。塔身呈圆筒状，以青砖砌筑，蚬壳灰批荡，全塔银白色。塔高36.3米，塔底周长30.5米，分上下两截，逐渐收窄，中间为平台，顶部用砖牙叠涩出线脚。塔身上有五个长方形小孔，含伊斯兰教的五门功课和每天五次礼拜之意。塔内有两道螺旋状楼梯，南梯共159级，北梯共153级，互不相交，各通塔顶。

光塔原称邦克塔，即宣礼塔，每次礼拜前，有专人登高呼唤信众来做礼拜。中国人听不懂他们喊什么，就把这座塔叫作“叫佛楼”。塔顶原有金鸡风向标，为进出坡山码头的船舶指示风信；入夜则悬灯，用以导航。《南海百咏》记，光塔“轮囷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绝无等级。其颖标一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呼佛号，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并有一首诗：

半天缥缈认飞翚，一柱轮囷几十围。

绝顶五更铃共语，金鸡风转片帆归。

明初金鸡为飓风所毁，改为铜葫芦。康熙八年（1669）铜葫芦又毁于飓风。1934年重修时改为现在的火焰尖顶样式。

怀圣寺保存着四十多方元代至民国的中文、阿文碑匾，其中有“重建怀圣塔寺之记”碑，碑高1.65米，宽0.92米，额宽1.15米，高0.48米，元至正十年（1350）刻。碑文由奉议大夫、广东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经历郭嘉撰写，略述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并对光塔的外形及内部结构均有所描述，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汉字伊斯兰教碑记之一。原碑于“文革”时期被砸毁，仅余碑额。1984年6月据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所藏原碑拓片重刻，环以原碑的龙云浮雕篆额。寺内有三座碑亭，均为歇山顶，清初重修。

2000年，人们对光塔进行了严谨的测量，发现主塔顶部与底部的中心总偏心量是947.97毫米，倾斜度为4.49%；主塔与小塔倾斜方向略有差异，主塔斜向北偏西45°22′02"，小塔斜向北偏西63°0′5"。据专家推测，小塔倾斜是建筑时有意为之，寓朝向圣地麦加之意，主塔倾斜则是由地貌变化引起的。

光塔路周边，有不少地名，都留有蕃坊的痕迹，如玛瑙巷之类。有人甚至宣称，这里的街巷名，很多本身就是阿拉伯语的音译。光塔路东段南侧有一条甜水巷，“甜水”是阿拉伯语“中国山岗”的音译；东段南侧有杏花巷，“杏花”是阿拉伯语“造船”的音译；诗书街的“诗书”是“狮子”；仙邻巷的“仙邻” 是“支那”；大市街（惠福西路旧名）的“大市”是“大食”；仙羊街（海珠中路旧名）的“仙羊”是“送别”；蓬莱北街的“蓬莱”是“真主至大”。这类考证，颇有穿凿附会之嫌，盖因这些地名，不乏中文来源，如仙羊街、仙邻巷得名于与五仙观相邻；甜水巷是巷内有一口井的水特别清甜，不一定与蕃坊有关，但反映出光塔路一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港口的历史，源远流长。

“蓬莱”虽然未必是“真主至大”的意思，但有一条街名，确实与阿拉伯人有关，那就是普宁里，旧名蒲宜人巷或蒲宜巷。广州人有一种奇怪的观念，认为外国人（主要是穆斯林）都是姓“蒲”的，所以对来自大食、波斯的蕃商，统统给他们起个“蒲”姓。北宋时有蒲姓阿拉伯巨商，往来于中国与波斯之间，一次贩运的货值可达五万余贯。他在蕃坊兴建豪华巨宅，人们就把他住的地方，叫作蒲宜人（姓蒲的夷人）巷。

这位蒲姓巨商，即大食国舶主蒲希密。开宝九年（976），他第一次到中国，向朝廷进贡方物。淳化四年（993），蒲希密载运大批香料及药物、珍宝，再赴广州，因为年老多病，不能至长安，托副酋长李亚勿把大量礼物送达开封，并上表赞颂太宗赵光义“德合二仪，明齐七政，仁宥万国，光被四夷”，谦卑地声称：“臣顾惟殊俗，景慕中区，早倾向日之心，颇郁朝天之愿。”他献给皇帝“象牙五十株，乳香千八百斤，宾铁七百斤，红丝吉贝一段，五色杂花蕃锦四段，白越诺二段，都爹一琉璃瓶，无名异一块，蔷薇水百瓶”。

赵光义诏赐蒲希密敕书、锦袍、银器、束帛等以答之。蒲希密在广州蕃坊一住数年不归，他的妻子让儿子蒲押陁黎来广州寻父。父子在蕃坊相见。至道元年（995），蒲希密托儿子再次赴京，贡献白龙脑一百两，腽肭脐五十对，龙盐一银盒，眼药二十小琉璃瓶，白砂糖三琉璃瓮，千年枣、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一琉璃瓶，蔷薇水二十琉璃瓶，乳香山子一坐，蕃锦二段，驼毛褥面三段，白越诺三段。

蒲押陁黎被带到崇政殿拜见初即皇位的真宗赵恒皇帝，译者代他上奏：“父蒲希密因缘射利，泛舶至广州，迨今五稔未归。母令臣远来寻访，昉至广州见之。具言前岁蒙皇帝圣恩降敕书，赐以法锦袍、紫绫缠头、间涂金银凤瓶一对、绫绢二十疋。今令臣奉章来谢，以方物致贡。”赵恒赐以袭衣、冠带、被褥等物，还设宴招待。蒲押陁黎在开封盘桓数月才返回广州。赵恒赐蒲希密与贡物等值的黄金。

蒲希密是定居广州的第一代穆斯林蕃客，以经营有道，富甲一方，父子先后与北宋三位皇帝打过交道，都取得圆满结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蒲希密在蕃客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宋时聚居在蒲宜人巷的蒲姓大食蕃商，俨然奉蒲希密为居穗始祖。

关于蒲宜人巷地名的来由，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南宋时广州的蒲氏一世祖玛呿阿，由他的儿子海达迎养，定居玳瑁巷。海达仕宋，为广东茶盐司提举，管军千户侯，也居住在玳瑁巷。海达的儿子阿呪咾叮及海达的兄弟栢的后人，都在玳瑁巷一带居住。而蒲氏五世祖寿宬以蒲州府丞升梅州刺史，祖妣晋封宜人，里人遂将玳瑁巷更名为蒲宜人巷。

另一位赫赫有名的阿拉伯人叫辛押陀罗，也有译作谢赫阿布杜拉。谢赫（Sheikh）在阿拉伯语中有“长老”和“大首领”之意。辛押陀罗来自阿曼苏丹国，这是一个属于大食帝国的小国，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部，濒临阿曼湾和阿拉伯海，古译作勿巡、瓮蛮。阿曼从唐代开始与广州建立了贸易关系，蕃坊中的不少蕃客，就是来自这里，而辛押陀罗是其中之一。

辛押陀罗在北宋时期到广州，定居蕃坊几十年，靠海上贸易致富，积累了数百万缗家财。官府委其为蕃长，负责招徕外商、协助贸易、征收关税、管理外侨等事务。辛押陀罗热心公益事业，熙宁元年（1068）广州知府张田徙郡学于国庆寺（在今中山六路惠吉东街、惠吉西街）之东，但学校还没建好，却一病不起。有官员认为地方过于卑狭，准备停止工程。辛押陀觉得建学校是大事，不能半途而废，于是捐出巨资，把未完成的斋宇建筑，全部建好，并购学田以资膏火，在学校内置别舍，接收蕃客和当地人的子弟入读。

熙宁五年（1072）四月，辛押陀罗以勿巡国进奉使的名义，再次向朝廷进贡珍珠、通犀、龙脑、乳香、珊瑚、笔格、琉璃水精器、龙涎香、蔷薇水、五味子、千年枣、猛火油、白鹦鹉、越诺布、花蕊布、兜罗绵毯、锦襈和蕃花簟等物。他向神宗赵顼提出，准备辞去广州蕃长一职回国，并推荐了继任人选。

赵顼批准辛押陀罗辞去蕃长之职，对于继任人选，可交由广州地方官府决定。临别时，赵顼特赐白马一匹、鞍辔一副给辛押陀罗，封他为归德将军，制敕由苏轼起草：“天日之光，下被草木。虽在幽远，靡不照临。以尔尝诣阙庭，躬陈珍幣，开导种落，岁致梯航，愿自比于内臣，得均被于霖泽，祗服新宠，益思尽忠，可。”

辛押陀罗回国后，竟被阿曼国王所杀，他在广州的家产，由他的养子继承。后来，养子派了两个人到京师做生意，被广州商人向户部告发，指辛押陀罗者居广州数十年，家赀数百万缗，近年返国，被国主所杀。辛押陁罗并无亲生子女在世，虽有一养子，其实是童奴，因此属户绝财产，不能由这个养子继承。

其时苏轼的弟弟苏辙任签书应天府判官，他把广州商人传来讯问：“辛押陀罗在蕃国死，有没有正式报告广州？”商人答称：“只是传闻，没有确报。”苏辙又问：“辛押陀罗的养子生父母、养父母有在世者吗？”商人答称没有。苏辙再问：“法告户绝，必须在本州县，你何故告于户部？”商人答称：“因天下财富皆由户部掌管。”苏辙指出：“你告的三条都违法了。你若承认这三条违法，还可免你受罚。”但户部官员仍有疑问，苏辙解释：“那人来告的，都是法律不允许的。他之所以要到户部来告而不去广州告，是因为他知道这事行不通，无非想假户部来压广州。”苏辙运用户绝继承法，保护了辛押陀罗养子合法继承遗产的权利。后来，苏辙把这段故事，写进了《龙川略志》一书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