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与南洋的贸易航线，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建立。从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熏炉、犀角、象齿、琥珀和一些香料，可能都是从南洋进口的。其中有五支大象牙，已确认是非洲象的；还有一个用锤鍱工艺制成的蒜头凸纹银盒，具有明显的古西亚波斯银器的特点。这些似乎都告诉人们，两千多年前广州与南洋存在某些未被史籍记载的交往。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派出庞大的官方贸易船队，携带黄金、杂缯（丝绸）等商品，从番禺（广州）、徐闻、合浦等多个港口出发，开辟海上商贸通道。船队的篙工楫师都是从本地募召的。船队在渺渺南海中，航行五至九个月，可到达都元国（越南南圻一带）、邑卢没国（泰国华富里）、黄支国（印度东岸）和已程不国（斯里兰卡）等地港口，与埃及、大秦（罗马帝国）和希腊商人进行交易。

南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载：“三佛齐国（室利佛逝）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三佛齐国即印度尼西亚，阇婆即爪哇，大食即阿拉伯，故临是印度半岛西南部一港口。上述诸“国”，很早就成为广州重要的贸易伙伴。

汉代的纺织，已可以生产出单色锦缎和色彩丰富的丝绣，以涡卷图案与菱形图案搭配，展现出精致、华丽的视觉趣味。希腊和罗马商人，把丝绸带回欧洲。那时的罗马人，几乎都穿粗布麻衣，丝绸简直是可以让人羽化成仙的神物。当第一位穿着丝绸衣服的妇女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引起的震动，不亚于刮过一场飓风。人们惊呼：“天啊！有哪个穿这种衣服的女人敢说她不是赤身裸体，曲线毕露？”

丝绸在罗马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由于丝绸太过轻薄，引起道德上的忧虑；另一方面，价格过于昂贵，在罗马市场上，一磅丝绸的价格，竟达到12两黄金，大量进口，威胁到罗马的国库，所以公元16年，罗马元老院提议颁布限制奢侈的法令，禁止男人穿丝绸衣服，只有妇女才可以穿着。

这种如同黄油一样细滑的丝织物，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罗马人百思不得其解，只能作童话式的猜想：在东方大地边缘，有一个与世隔绝的神奇国度，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有一种羊毛树，人们天天向树洒水，然后从树上采摘一种轻柔的丝线，织成丝绸。商人绘形绘色地描述，在那个神秘国度里，风和日丽，空气鲜美，生活安宁，每一寸空间，都色彩斑斓、芬芳袭人，大地像铺着柔和的丝绸。这些描述，更像是亚热带的中国南方。唯有如此美好的地方，才配出产丝绸。故事口耳相传，愈传愈美，愈传愈神。罗马人干脆取“丝”的发音，把中国叫作“赛里斯”（Séres）。

西罗马帝国亡否，东罗马帝国继起，中国古籍上译作“拂菻国”，亦即拜占庭帝国，统治范围包括欧洲东部、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的广大土地。罗马人用毛织品、麻布、金属、玻璃、琥珀、珊瑚、树脂，交换中国的丝绸。这些商船来回一趟，往往耗时数年，行程的千难万险，超乎想象，而长盛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亦在惊涛骇浪的岁月中，渐次形成。

罗马人视中国的丝绸如天珍，千方百计打探其生产原理。中国人小心翼翼地严守着秘密，长达数百年之久。传说罗马僧侣曾冒着被砍头的危险，把蚕种藏在镂空的手杖里，从中国偷带回欧洲，罗马才开始有了蚕丝业。从拜占庭艺术中的龙、凤、孔雀及荷花图案，亦可略窥中国文化的蛛丝马迹。

东晋时代，只剩半壁江山，汇聚广州的各地商人，越来越多，仿佛半个中国的商人都挤进来了。从广州输往内地的名贵商品，有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以及无数村野匹夫叫不出名的奇珍异宝。这些东西，并非全是广东土产，很多是广州商人用丝绸等物，与南洋蕃商交换得来，再转运北方。封开虽然是交州治所，但缺乏做海外贸易的条件，海舶只能停靠广州，蕃商也只认广州。

广州与罗马之间，终于打通了两条直航路线，一条从罗马出发，穿过尼罗河，通红海的古运河，循红海向南，跨过印度洋，从太平洋西南部，经交趾七郡而达广州；另一条从罗马到缅甸南部海口，经伊洛瓦底江，北上至云南保山。5世纪时，广州至少已和东南亚、西亚15个国家与地区有贸迁往来。阿拉伯人记下了广州人西行的足迹：“中国的商舶，从公元3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槟榔屿，4世纪到锡兰，5世纪到亚丁，终于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

晋代广州的珠江岸线，已移到今惠福西路。坡山（位于惠福西路五仙观附近）有一个重要码头，史称“坡山古渡头”。码头周围形成了繁华的商业区，客栈连门接户。广州商人和印度、南亚的蕃客做生意，也和北方的商人做生意。1994年，在德政中路以西、担杆巷以北的地方，也发现了一个唐代的码头遗址。但它不是外贸码头，而是一些内河船停泊的，后来这里发展为广州最大的盐运中心。

每年一吹东南季风，坡山便热闹了，一班财大气粗的买家，天天跑来打探消息，翻译们也成群结队在码头“打趸”，生怕错过了什么机会。每当海舶的风帆，隐隐约约出现在遥远的江面上时，码头上便欢声四起，凫趋雀跃。海舶靠岸，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商人们争着上船验看新货，好像敲开了宝藏的大门。

各种商品摆在大街上，琳琅满目，堆积成山，买卖双方围成一圈，瞒天讨价，就地还钱，村声泼嗓，百口喧呼。南朝宋、齐、梁、陈，不断变幻大王旗，没有哪种通货是大家都信得过的，汉代的五铢、货泉、大泉当千、大泉二千等，虽然还在流通，但商家都不太愿意使用，要么用金银交易，要么用盐米布帛交易。到傍晚收市，各自散去，热闹一天的街衢，终于安静下来。但这种安静，仿佛只是为明天更大的喧嚣，积蓄能量。

这时到广州做官，已不再是“一闻双泪流”的苦差，而是个肥缺。东晋南朝时，坊间流行一个说法：“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晋书》夸张地形容，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南朝时，广州的海贸，已成为南梁的重要财政支柱。据《南史》所说，由于地方官的贪苛，外国海舶不胜其扰，初时每年只有三几艘，后来萧劢出任刺史，纤毫不犯，海舶增至每年十几艘，“岁中数献，军国所须，相继不绝”。梁武帝感叹：“朝廷便是更有广州。”

一篇为广州刺史欧阳頠歌功颂德的碑文，以华丽辞藻形容南陈时的广州：“工贾竞臻，鬻米商盐，盈衢满肆。新垣既筑，外户无扃。脂脯豪家，锺鼎为乐。扬袪洒汗，振雨流风。市有千金之租，田多万箱之咏”，勾画了一幅欣欣向荣的太平盛世画卷，以致陈朝亡后，隋朝派韦洸于接管广州，引起当地人强烈不满，担心换一群新的饿狼来，又要重新喂肥。于是番禺人王仲宣率众造反，主张恢复陈朝，竟然得到不少当地豪族的响应。最后隋朝不得不派大军平乱，又请出土著首领冼夫人，安抚本地人，软硬兼施，才平息了风波。

隋朝是一个说不清的朝代，隋炀帝杨广的“炀”字，有荒淫怠政的意思。帝王家的奢靡淫逸、穷兵黩武，受到历史学家责备，但隋朝的南海贸易却十分畅旺。开皇九年（589）岭南初定，文帝杨坚即下《安边诏》，敕戒广州，不得侵渔前来通商朝贡的海外客商，“外国使人欲来京邑，所有船舶沿泝江河，任其载运，有司不得搜检”，确保贸易畅通。《元和郡县图志》记述，自从杨广开通济渠之后，“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由于海上商旅频繁，官府在广州扶胥镇修建南海神庙，以保佑海不扬波，风调雨顺。

大业三年（607），杨广派遣使臣常骏出访赤土国。赤土国到底在哪里，也没人说得清，有人说是苏门答腊岛，有人说是马来半岛，《明史》则认为，赤土国就是暹罗（泰国），“暹罗，在占城西南，顺风十昼夜可至，即隋、唐赤土国。”

常骏从广州出发，漂洋过海。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赤土国怎么会知道他的到访，是一件神秘之事。常骏到达时，赤土国派了三十艘船组成欢迎船队，以金锁缆船，奏乐击鼓，迎接贵宾。常骏登陆后，走了一个月，才到达国都。国王派王子那邪迦隆重出迎，以两头大象开路，持七彩孔雀盖，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罗门二人引路，将其请入王宫，盛宴款待。常骏送上大捆丝绸和各种礼品，宾主尽欢，熙熙融融。后来王子还跟常骏回访，送金芙蓉冠、龙脑香给杨广作为礼物。在常骏访问赤土国11年后，隋亡唐兴。常骏有没有活到唐朝，不得而知，但他风光了这一回，也死而无憾了。

唐朝是一个让人引以为豪的朝代，海外贸易达到空前的规模。唐诗中，留下了“梯航万国来，争先贡金帛”“岸香蕃舶月，洲色海烟春”“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等诗句；史书中，“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奇珠玳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雄蕃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一类文字记载，更是汗牛充栋，再现了中外通过海路交往的盛况。

唐代的艺术，尤其是在中唐时期，以鲜活的生命力、繁复的形式、超凡的创意，获得朝野的热情支持，达到了历史的空前高度。丝绸与中国的书画艺术，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士人山水画兴起于唐代，技法讲究浓淡相生，虚实相济，浓处精彩而不滞，淡处灵秀而不晦，虚实并起，意态万千。一种缥缈空灵、烟云绵邈的韵味，于浓浓淡淡、虚虚实实的墨迹之间，晕化出来，正如一位妙曼女子，穿起丝绸衣服时的感觉，身体在丝绸中游动，丝绸随之飘飘起舞，好像鱼儿在水中吹起细浪，丝丝入扣，妙不可言。有人说士人画乃“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若论丝绸与绘画的关系，则“丝中有画，画中有丝”，亦无不可。(www.daowen.com)

丝绸是最受外商欢迎的商品之一。唐代的丝绸，通过陆路与水路，输往欧洲。贞观十七年（643），朝廷在广州、泉州、扬州设市舶使，专门管理以丝绸出口为主的海外贸易。每年当寒冷的冬季季候风越过南岭之际，满载绫绮罗绢的中外商船，便鼓起风帆，从广州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跨过印度洋、波斯湾，再到阿曼湾、亚丁湾、东非海岸，经过九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航期（不包括沿途停留时间）近九十天，来年再随东南季风“回唐山”。由于海路迢迢，西太平洋的许多古国，便成了中西方贸易的中泊港、集散地。

朝廷在广州设市舶使，专管海外贸易事宜。凡海外商舶埋岸，须缴付下碇税（被称为“舶脚”），才能进行交易。又规定部分货品为专卖货品，民间不准私下交易，统由官府定价收购，通过贱买贵卖，为官府创造高额利润。这类专卖货品，约占到全部货品的十分之三。还有部分“贡品”是要进奉朝廷的，商人也不能染指。除此三项，其他货品，则由商人自由买卖。这套规定，称为“征榷制度”。

除市舶使外，负责交聘会盟、管理外贸的官员，还有过岭南市阉珠玉使、押蕃舶使、结好使等不同称谓。尤其是押蕃舶使，权力甚大。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飨军堂记》说：“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焉。”日本学人桑原骘藏猜测，押蕃舶使就是市舶使。他在《蒲寿庚考》中提出：“市舶使之称，唐人记录已有之，当时又称押蕃舶使（《柳河东集》卷十）或监[市]舶使。”明人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写道：“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

市舶使院还在珠江边建海阳馆，专门用来招待蕃使、蕃商。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描写：“近得海阳旧馆，前临广江，大槛飞轩，高明式叙；崇其栋宇，辨其名物；陆海珍藏，徇公忘私。”可想其规模十分宏敞。

岭南节度使署附设飨军堂，这是一个联络蕃客与民间感情的机构。受到盛宴款待的，不仅有蕃商，还有本地土著，甚至疍家也是座上客，多达千人以上。柳宗元曾经很生动地描写过飨军堂里举办的活动：

幢牙茸纛，金节析羽，旆旗旐旞，咸饰于下。鼓以鼖晋，金以铎铙。公与监军使，肃上宾，延群僚，将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罽衣，胡夷蜑蛮，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铏鼎体节，燔炮胾炙，羽鳞狸互之物，沉泛醍盎之齐，均饫于卒士。兴王之舞，服夷之伎，揳击吹鼓之音，飞腾幻怪之容，寰观于远迩。

由于对外商实行“招诱奖进”政策，刺激海贸大兴。朝廷对保护水陆运输都很重视，杜佑任岭南节度使时，建造楼船、艨艟、斗舰、走舸、游艇、海鹘等各种战船，拽起风帆，冲波激浪，在江河大海上耀武扬威，往来巡梭，以威慑盗贼。

广州是全国的造船中心之一。各国商舶汇聚于广州，都要等到冬季才能回航，大家趁此机会，进行船只的维修保养，清理船身上的海蛎子，修补一下裂缝，有些船要重新上桐油。这是广州修船工匠最忙碌的季节了。他们上船干几天活，就把人家的造船技术也学到手了，比如看到大食国人用桄榔纤维缝合木船，比钉子更好，不会生锈，马上在自己的新船也用上桄榔纤维了。刘恂的《岭表录异》总结说，把桄榔纤维用咸水浸泡，使它膨胀，变得坚韧，用来缚船，不用钉线，也非常结实。广州人还发明了用橄榄糖填塞船缝的方法，“（橄榄）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南人采之，和其皮叶煎之，调如黑饧，谓之橄榄糖。用泥船损，干后坚于胶漆，着水益坚耳”。

天宝二年（743），海贼犯永嘉郡（今浙江温州），朝廷命岭南采访使、南海太守刘巨麟率水师北上征讨。当时扬州大云寺高僧鉴真正准备第二次东渡日本，他从刘巨麟那里买下了一艘船，可载中日僧人十七人，舟人十八人，玉作人、画师、雕佛、刻镂、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工手八十五人，共一百二十人，备办粮食、佛像、佛典、香料、药品等一大批，可以出海远航，技术堪称首屈一指。

广东还有一种巨船叫“木兰舟”，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描述：“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船上可载几百人，贮藏一年的粮食，甚至还养猪、酿酒，有纺织机杼和商店，以防遇上大风浪，船在某个荒凉地方搁浅，人们要在孤立隔绝的环境中，挺过几年时间。船一入海，恍如与世隔绝。人类作为一种陆上的生物，无论意志如何坚强，体魄如何强壮，航海技术如何先进，要在茫茫大海上熬过漫长的日子，都是一件极其折磨人的苦差事。人们终日与大风大浪为伴，在船上唯有大块吃肉，大碗饮酒，借此忘记危险。木兰舟体型够大，抵御风浪的能力较强，很多大食人也看中木兰舟的稳当，都想委托它运货，以致一舱难求，商人们宁愿把货暂时存入仓库，等木兰舟的舱位，也不想给其他船运。

在通往岭北的陆路方面，开元四年（716），张九龄在粤北梅岭开凿了一条驿道，连接章水与浈江。这条路线，“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较以前的灵渠，或潇水—封水线、耒水—湟水线，都更为方便，成了北方入粤的主要路线，到北宋时，已占了入粤交通流量的七八成。水陆畅通，货如轮转，南北商人、四海商舶联翩而至，坡山渡头的规模，大到令人吃惊，繁忙程度，全国之最。

今大德路与海珠中路交界之处，古称为西澳，是广州最大的内港，民廛稠聚，海舶鳞凑，远远眺望，江上的樯桅好像森林一样，密密麻麻。码头上的街道，蕃商云集，宝货盈衢，街道两边开满了大大小小的商铺、邸店和柜坊，各种幌子、招旗，满街满巷，随风招展。对这些以商人为服务对象的行业，法律也有相应的规定，《唐律疏议》规定：“邸店者，居物之处为邸，沽卖之所为店”，而柜坊则是代客保管金银财物的商铺。来自各国的蕃商，进出邸店、柜坊，川流不息，门槛为穿。以前人数最多的南亚蕃客，逐渐被大食和波斯蕃客所取代。

港口风帆如织，各国商舶在这里把犀角、象牙、翠羽、玳瑁、龙脑、沉香、丁香、乳香、白豆蔻、胡椒、蓝靛、檀木等货物卸下，把各种精美瓷器、丝绸、呢绒、布帛、丝线、绣品、漆器、糖、酒、茶、米、梳子、伞、扇子装上船。唐人王建在一首诗中描述这样的场景：“戍头龙脑铺，关口象牙堆”，殷尧藩的诗则有“尝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的句子。西澳码头每天装船、卸货、泊岸、离岸，热闹非凡。

据统计，唐代每天到广州的外舶约11艘，全年到港舶数达4000艘。假设每舶载客200人，则平均每天在广州港登陆者达2200人，一年多达80万人次。唐人权德舆记述，唐兴元元年（784）至贞元三年（787）间，“万船继至，百货错处”。另一位唐人李翱亦有类似的描述：唐贞元十八年（802）至元和元年（806），“蕃国岁来互市，奇珠玳瑁，异香文犀，皆浮海舶以来。常贡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贾以饶”，呈现一派繁盛景象。

每天中午时分，码头鼓声一响，交易开始。街道上挤满了住在附近的蕃商和从内地来的客商，他们或蹲在路边交头接耳，或围在客栈门前比比画画，窃窃商议，进哪些货，出哪些货，什么价钱。有些人直接跑上商舶，和舶主洽谈。市场上充斥着表情各异的面孔，有人欢天喜地，有人惴惴不安，有人紧张得满脸通红，有人垂头丧气，面若死灰。南腔北调甚至异国口音的讲价声，此起彼伏。有些北方人觉得奇怪，语言不通，怎么做生意？了解情况的官员轻描淡写地说：没关系，“虽言语不通，而贽币交致”，认得钱就行。

唐朝的法币是开元通宝、乾封泉宝等铜钱，但广州人更喜欢用真金白银做交易，铜钱只作辅助，这是从两晋时期就形成的习惯。与海外商人做生意，什么通宝、泉宝，都不及金银信用可靠。阿拉伯人也用波斯金币、阿拉伯金币做交易。岭南出产金银最多，唐人许浑到广东一看，发现“洞丁多斫石，蛮女半淘金”，很多人以淘金为业。由于贸易额连年增长，金银流通量过大，竟然出现“通货膨胀”，金价跌了。唐人王建的诗句“市喧山贼破，金贱海船来”，证实了这种情况。

傍晚收市的鼓声一响，码头上聚集的人群，就像退潮一般，迅速向各条街道的深处退去，瞬间码头便平静下来了。朝廷规定，城门、坊门、市门黄昏后必须关闭，天明再开启。城里实行宵禁，一更三点敲响暮鼓，便禁止出行。但黄昏才罢，谯鼓方声，广州城外码头的夜市，在一片半暗半明、摇曳不定的烛光下，又见到人头攒动了。喧嘈声混着潮水声，漫天漫地涌起，再度充盈街巷，直到鬼宿渡河时分，才逐渐散去。

唐代诗人张籍曾有诗咏广州的夜市：“蛮声喧夜市，海色浸朝台。”这里的人好像恨不得把一天十二个时辰都拿来做生意。美国人谢爱华（E.H.Schafer）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写道：“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作‘Khanfu’（广府），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作‘China’（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