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广州是东江、北江、西江三江相汇之处，珠江全年入海的总水量，超过黄河七倍，仅次于长江，但广州人却没有水喝，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饮水问题确实困扰着广州人。原因在于“州治临海，海流秋咸”。古人形容，晚上当海潮涌起时，“海水纯丹，火光万里，波浪乘风如千万火山冲击，物触之辄生火花，咸故生火也”。燃烧的海景，蔚为壮观，可见咸潮威力之巨。每届冬季枯水期，咸潮便会托起珠江水，大举倒灌入城。最凶猛的咸潮，可以沿着北江往上涌，一直到清远飞来峡。这时，所有的江水、溪水、井水，都变得咸苦难饮。

无可奈何的人们，为了取得淡水，要么往上走，要么往下走。往上走就是上白云山，从蒲涧源头帘泉取水，地势越高，咸味越少。往下走就是在城厢内外深挖井，希望挖深一点，水没那么咸。但咸潮来时，大部分井水还是咸的，越靠南边，咸味越重。

在离珠江仅一箭之地的越秀山脚，有一口神奇的井，咸潮季节，水居然是淡的。南朝宋人沈怀远在《南越志》里记录了这口著名的井：“天井岗下有越王井，深百余尺，云是赵佗所凿。诸井咸卤，惟此井甘。泉可以煮茶。昔有人误坠酒杯于此井，遂流出石门。”人们相信，这口井之所以不咸，与它百尺之深有关。其实它的深度，也就在10米以内。屈大均称井水“力重而味甘，乃玉石之津液”，赵佗因为长年饮这井水，活到一百多岁，结果黄梅不落青梅落，儿子比他还早死，王位只好传给孙子。如此说来，赵佗的儿子似乎没有饮这口井的水，否则也应该很长命。

南汉时这口井被皇室独霸，称为“玉龙泉”；南宋时还井于民，官府给井加了一个九孔的石盖，几个人同时打水，互不干扰，故称“九眼井”。需要解决九个人同时打水的难题，可见当时附近已人烟稠密，打水的人多得要排队了。到清代，平南王府又把这口井独霸了十年之久，并在井四周建起围墙，派兵把守，私自汲水者要受鞭挞。直到20世纪50年代，井水仍清冽可饮用，但最后终成枯井，井底淤积深达七米。

这口井到底是不是赵佗掘的，争论从未消停。有人说，是六世纪南朝时来广州的达摩高僧挖的，真正的越王井在越秀山上悟性寺中。也有人说，达摩挖的井在光孝寺，不在越秀山。明代谪居广州的侍读学士黄谏，喜欢烹茶，对井水要求甚苛，广州“城中井水多咸苦”，令他深感失望，亦促使他跋山涉水，寻找优质井泉，经过逐一品尝后，列出广州井泉的前十名是：“学士泉烹茶味最美，经昼夜色且不变，宜居第一。九龙、泰泉次之，蒲涧帘泉第三，越井第四，双井及施水庵井第五，韸韸水第六，洗臼井第七，九眼井第八，居士泉第九，外是固不足取，而藩司、郡廨二井宜居第十。”他认为越王井、九眼井、达摩井（洗臼井）是三口不同的井。

三国时的交州刺史陆胤，身居广州，体会到咸潮的危害，奇怪为什么以前的官府都坐视不理——难道他们自己不用喝水吗？为官一任，总得为广州做点什么。于是，他征募民夫，在越秀山东麓挖了一个人工湖，开凿河渠，引蒲涧水入湖中，以供冬季枯水期之用。这个湖就是越秀公园东秀湖的前身，初名“甘泉池”。南宋方信孺《南海百咏》载：“在郡东北五里北山脚下，东晋太守陆胤所凿，引泉以给广民，亦呼甘泉。”广州人对这项工程感恩戴德，陆胤离任后，在甘泉池边，修筑了一座甘泉亭，又名“陆公亭”，纪念这位“惠风横被，化感人神”的官员。咸潮期来这里取水的人，络绎不绝。

久而久之，甘泉池的淤积变得严重，水质也差了，存水量日渐减少，不足以给全城人饮用。很多人每天还是不得不披霜踏露，上白云山挑水，一根扁担两只水桶，走几里崎岖山路，体力弱点都顶不住。有些人才走一半路，水已洒掉三分之一了。如果不慎摔跤，打翻了水桶，还要重新上山。这成了人们一天最苦最累的事情。

东晋太元年间（376—396）的广州刺史罗友，对民众取水之苦，动了恻隐之心，在蒲涧溪旁修筑了一个可容纳百人的平台，供取水的人歇脚。但挑水的人，个个忙得马不停蹄，哪有息歇的工夫？这个平台被一些不食人间烟火、不知民间疾苦的文人看中，起名为“洗心之域”，做了游山玩水，观赏风景的地方。

南朝梁武帝普通八年（527），有“东土第一代祖师”之称的禅宗第二十八祖达摩禅师，从天竺航海至广州，在华林寺附近绣衣坊码头登陆，结草为庵，传播禅宗妙旨。有人说他是波斯人，也有人说他是南天竺人。他生了一对绀青色的眼睛，被人称作“碧眼胡僧”，所以是波斯人的可能性大一些。他在广州留下了两处圣迹。一处是位于华林街的“西来初地”。华林寺前身就是达摩所建的“西来庵”，附近有“达摩祖师西来登岸处”石碑，标示他登陆的地点。另一处是光孝寺的“洗钵泉”。

关于洗钵泉，坊间传说很多。当时光孝寺每天都要派和尚到外面挑水，挑回来的水却味咸难饮，对身体不利。达摩在寺里挂单时，告诉和尚们，寺院的地底有黄金。光孝寺曾是南越国第五代国主赵建德的居所，埋有宝藏也不奇怪。大家兴奋莫名，纷纷荷锄肩锹，跟着达摩走。达摩走到一处，指着地面说：从这里挖下去吧。大家就按照所指往下挖，挖至几丈深时，有泉水喷涌而出，却无黄金。大家正感到失望，达摩笑着说：这黄金不是可以用斤两计算的。

后来，人们才发现，冬季咸潮凶猛时，这口井的水依然甘冽可口，确实堪比黄金。于是，人们把这口井称为“达摩井”。据《光孝寺志》所述，这口井“味甚甘冽，盖石泉也”。故事在民间一传十，十传百，变成了达摩用诃树之根在井中蘸水，令泉水变淡；又说达摩用井水洗过他的钵，水就不咸了，所以又叫“洗钵泉”。15世纪，有人在井壁上刻了十六个字：“水由天生，心由水悟；卓彼老禅，待神而喻。”

千百年来，广州人不断努力，开湖泊，挖濠涌，浚河道，修水利，其原动力，大都是为了阻挡咸水灌城。但每年的咸潮，还是如期而至。

到了唐代，人们还在孜孜不倦地挖井。唐天宝元年（742），刘巨麟出任南海太守时，就在城外挖了四口井。清代《南海百咏续编》引前人著述称：“今城内之日泉井、月泉井、流水井、乾明井，即唐时四井也。”日泉井的位置，大约在诗书路、百灵路附近，宋代的《舆地记》说，每晨日出，井中辄有一日影。月泉井则在盐仓街附近，明嘉靖朝《广东通志》称：“月泉，在盐仓街，即古月华楼。旧志云：月出则照映井底，与日井相望。”乾明井有人说在法性寺（光孝寺）西廊，与达摩井混为一谈了，刘巨麟可能是浚缮，而不是新掘。流水井在西湖东岸，今西湖路流水井街内。但也有另一种说法，刘巨麟挖的四井是日井、月井、星井、乾明井。星井在西城外绣衣纺，即西来初地的五眼井。

唐开成年间（836—840），卢钧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他在全城发起募役，开展整治甘泉池工程，从甘溪的源头开始，濬缮涌渠，疏凿河床，清除甘泉池的淤泥，加固堤岸；湖畔栽种花草树木，兴建亭台楼阁。地虽不广，但周围绿水，八面青山，亦有可观之处，命名为“菊湖”。甘泉池不仅变成一处游玩的景胜，还给附近农田供水灌溉。在宋代的羊城八景之中，有“菊湖云影”一景。卢钧离任时，广州的老百姓依依不舍，向官府请求为他建生祠。(www.daowen.com)

两百多年以后，北宋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往惠州，路过广州。他是美食家，味觉特别敏锐。他被广州的咸水吓着了：这样的水如何下咽？他请人浚缮元妙观里的水井，希望改善水质。挖井时挖出了一石龟，所以又叫“石龟泉”。这口井因苏东坡一顾而价增，暴得大名，但水质其实并不太好。黄谏在广州寻找优质水源时，曾慕名品尝，失望地表示：“苏东坡浚井元妙观，饮之亦不甚佳。”

被黄谏看得上的学士泉、九龙泉、泰泉、蒲涧帘泉，都远离城区，取水不便。离城最近的，唯有越王井，但长年被官府霸占，轮不到民众享用。一位罗浮山道士告诉苏轼：“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多所损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即越秀山）井水，贫下何由得。”

但道士又悄声对苏轼说，他有一个解决之法：蒲涧离广州不过二十里，可以借助白云山的地势，把水引入城里。“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所花费者，不过是砍一批竹子做输水管，再用葵茅苫盖住二十里长的管道而已，“大约不过费数百千”，便可一劳永逸解决咸水问题。

听起来是异想天开，但苏轼深感兴趣。他以前在杭州西湖修过水利，有点经验，认为方案可行，即使失败，损失也不大。但现在他的身份，是一个天涯谪客，不在其位，难谋其政，虽然这不过是“费数百千”的小工程，亦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他把方案力荐给广州太守王敏仲，希望他聘用罗浮山道士去做这个工程，后来还专门写信给王敏仲，对怎么防止管道淤塞，提出具体办法。可惜此事到最后不了了之，广州人要饮用自来水，还要再等八百四十年。

苏轼在天庆观挖过的那口井，后来成了每个到天庆观的人，必去瞻仰的景点。南宋淳佑年间（1241—1252），广东经略安抚使方大琮发现井有点淤塞了，于是重新疏浚，并从别的寺院移来一道铁井栏，把井围起来，免得人们往井里乱丢东西。他写了一篇《铁井栏铭》纪其事：“众妙堂，东有泉；经品尝，眉山仙。名去堂，井不迁。宋淳祐，越五年。方大琮，来莆田。去者还，人耶天。得古栏，和名镌；泽物远，与坡传。”学士李昴英后来也到天庆观游览，并照例要参观这口井，他留下一篇续铭：“考经云，坡记成；名非古，堂遂轻；两翁像，久晦明。伟方公，旧观仍。取彼栏，护此泓。新作盖，环以铭。遗千年，饮清泠。续铭谁？李昴英。”铭词中提到的“两翁像”，指当时在天庆观中有苏轼与方大琮像。虽然这口井因苏轼而闻名，但咸潮期间，它也一样是咸的。

《越秀史稿》一书认为，宋代以后，大海已远离广州，海潮不再抵达，广州水井亦渐摆脱咸潮的影响。到晚明时，井水秋咸问题，基本消除。明代万历二十九年（1601），刑部主事王临亨来广东办案，声称“居广城三月，水亦在在可饮”，似乎便是最好的证明。然而，查一查王临亨的行程记录，他到广州的时间，是仲春二月中旬以后，木棉花已经盛开。咸潮发生时间，一般是冬月至献岁。王临亨来时，咸潮已过，当然觉得“水亦在在可饮”了。事实上，同为明人的黄谏，仍然觉得广州“城中井水多咸苦”，显见咸水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宋代没解决，明代没解决，甚至到清代也没有解决。

城里的生活，靠水井、湖泊和山泉，还可勉强应付，但乡村灌溉农田用水量大，关系一年收成，矛盾便更加尖锐了。广州城郊不时因争水灌溉而发生械斗。城东簸箕村（今杨箕村）的玉虚宫，便立着《详奉各宪断定三圳轮灌陂水日期碑记》和《奉宪钧断三乡碑文》两方清代的石碑，记录着清代簸箕村、大水圳（今天河村）和冼村争水的一段公案。

簸箕村与大水圳、冼村相邻，田地也互相交错，长年共用沙河水灌溉农田。大水圳处于上游，冼村处于中游，簸箕村处于下游，这三条村因为争水，吵吵闹闹，不知多少代人了。清康熙年间（1662—1722），三村先后在沙河涌下游建造陂闸，拦截沙河水，实现截流储水，开圳引灌。后来，杨箕村民又集资在双复桥下游，建造陂闸，设三度人工排洪的水闸，受益农田一千六百亩。大水圳为上陂头，冼村为中陂头，簸箕村为下陂头。番禺县令曾作裁断，大水圳与簸箕村轮流灌溉，大水圳截灌两日，然后簸箕村也决开基口放水两日，周而复始。由县衙弄发碑文，勒石铭碑，永远遵守，但碑文并未提及冼村如何轮灌。

乾隆六年（1741）夏历七八月间，广州大旱，沙河水量减少。为取水灌溉，冼村在中陂堵截河道，造成下陂缺水，有簸箕村民去掘开中陂时，被冼村村民拿获，扭送官府，两村矛盾激化。冼村在外打工的村民回家，路经簸箕村，被村民包围殴打报复。冼村大为愤怒，鸣锣聚众，抄起锄头扁担，准备与簸箕村民大打一场。簸箕村民向广州府控告冼村有“吹角担旗、毁苗封庄”等事。

案件经广州府知府、提刑按察使司、广东巡抚批转番禺县署审理。乾隆七年（1742）六月，番禺知县裁断，冼村的田地与上下陂都有交错，他们没有提出分日灌溉，是故意含糊，企图坐收渔利，擅自截断中陂水流，致簸箕村断水，又鸣锣纠众，意图斗殴，实属理亏，但簸箕村说他们“吹角担旗、毁苗封庄”，则是夸大其词，架词上渎，又殴打冼村村民，也是不对。双方各打三十大板。官府判决，三陂轮流灌溉，各取水二日，上陂之水同灌上陂之田，中陂之水同灌中陂之田，下陂之水同灌下陂之田，不得越取别陂之水，复起争端，按陂次第轮流，周而复始，勒碑为记，永远遵守。

但到乾隆九年（1744），三村为争水又起争端。上陂大水圳的田亩地势最高，沙河水位较低，不用水车抽水无法灌溉，但冼村则控告大水圳用水车引灌后，中陂更加缺水了，请求官府禁止上陂使用水车。这引起了下陂簸箕村的抗议。于是三村的争水官司又打到了县衙。官府派人到三村实地查勘后，再次作出判决：三村依旧轮流取水，每村二日，上陂大水圳多添一日，灌溉坐落在中陂的高田，可以继续使用水车，驳回了冼村的要求，并把最新的判决立碑为记，三村永远遵守。

但争水的矛盾，并未真正解决，从乾隆朝到光绪朝，每逢天旱和咸潮，冲突便频频发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大水圳与冼村因争水再次开战，冼村召集三千多人，包围攻打大水圳，大水圳出动火炮还击。这场械斗打了三个月，两广总督岑春煊不得不派兵弹压。但三年后，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两村械斗又起，持续了一年多，互有伤亡，不少村屋也被毁坏，农田丢荒。直到官兵进驻，烧掉了双方作为械斗指挥部的公祠，以示警诫，才勉强把冲突压了下去。

直到民国时期，因争水而发生的械斗，仍此起彼伏。1919年夏天，东郊沧头、沙村争水，惊动了番禺、增城和省政府出面调解；1920年，北郊石湖、南村也因争水，发生冲突，甚至有军队介入。据九善堂所刻的碑记所载：“逮民国光复，其斗尤烈，甚而互诱军队，滥加焚杀，波及乡邻。其祸更惨，死者千数，焚亦千百家，死横于野，生者失所。”情况之严重，触目惊心。

这种因水而起的争斗，在广州这个山环水抱、河网如织的地方，似乎不可思议，但究其原因，足见咸潮为害之烈。坊间有一首童谣唱道：“咸水清，淡水浊，咸水满洋不如淡水一掬。” 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州成立“广东省河自来水有限公司”，开办水厂，修建水塔，广州城区居民的生活用水，才逐渐摆脱咸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