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平南越后，害怕南越国会死灰复燃，把岭南的政治中心移到广信，设交州刺史管理相当于今天广东、广西和越南中、北部的大片地区。广州作为南越国的旧都，地位一落千丈，王城的尊贵不复存在了，富室豪家，散个精光，衰败之象，惨不忍睹。贩夫皂隶、饭牛屠狗之辈，纷纷迁入，昔日龙楼凤阙的王室禁地，变成了穷巷掘门的平民区；大家用御苑的砖瓦盖猪圈，用王室水井的水，煮他们的蛤蜊汤。最显著的变化是人们的服饰，在官府的强力推广下，已完全汉化，越族的传统，基本失传。

近百年来，很多人都希望找到任嚣城、越王城的城墙，有人引北宋《蕃禺杂志》所载，赵佗下葬时“丧车从四门出”，既有“四门”，就一定有城墙。然北宋距赵佗死，已千年之久，《蕃禺杂志》根据什么说越王城有“四门”，也不得而知。而迄今没找到城墙遗迹，却是一个事实。也许越王城真的没有城墙。

2000年夏季，西湖路兴建光明广场时，发现了一座南越国水闸遗址，面积约650平方米，是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水闸遗存。秦、汉时，这里是番山西麓，北接文溪之水，南临珠江之浒。水闸是保护城市的水利设施，洪水来时，打开闸门，泄洪出珠江；而当珠江咸潮来时，放下闸门，阻挡潮水涌入。

水闸高5米，深近2米，长201米，从北往南分为引水渠、闸室、出水渠三个部分，是一座由大批排列有序、纵横交错，构成“八”字形的大型木结构建筑。闸室平面自北向南，向珠江“八”字形敞开；引水渠和出水渠均呈长方形。其在建闸材料选择、松软地基处理、技术线路处理、总体布置、泄流处理、闸室稳定处理等方面，竟大致符合2001年的水闸设计行业标准，古人造水闸的技术水平，令人吃惊。

水闸的木材为水松，有榫卯结构，估计是水闸上层建筑的木构件。但这个“上层建筑”究竟是什么呢？却没有留下更多线索。有人推断，就是城墙。不过，水闸两侧却没有发现南越国城墙的痕迹，倒是有一道东汉时的城墙，在水闸前东西向横过。南越国城墙之说，依然缺乏说服力。此处很可能只是一个防洪水闸而已。

直到东汉末年，广州复活的第一线曙光终于显现。建安十五年（210），东吴孙权派步骘为交州刺史。步骘到广州考察，登上象岗，游目骋怀，被眼前“负山带海，博敞渺目”的壮阔景象所震撼。只见巨海茫茫，烟波万顷，西山、龟岗、席帽山，三山相连，看似三只巨龟，浮海而至。《水经注》描述：“高则桑土，下则沃衍，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海怪鱼鳖，鼋鼍鲜鳄，珍怪异物，千种万类，不可胜记。”

遥望更远之处，是一个雾锁烟迷的大洲，广州人所说的“河南”。《广东新语》说：“广州南岸有大洲，周回五六十里，江水四环，名河南。”究其原意，并非指珠江之南，而是东汉章帝年间（76—88），议郎杨孚在大洲的下渡头村居住，他在宅前移植了几株河南洛阳的松柏，隆冬竟然瑞雪纷飞，成为一时奇景，人们便把这里称作“河南”。杨孚撰写的《异物志》，是中国第一部地区性的物产专著。后人有诗咏河南的山川形胜：“百花古渡河之南，远连珠海吞鹅潭。规方正与玉山对，日月还同碧落参。”步骘至此，恍然了悟，为什么赵佗要选这里做王城了：“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

步骘向孙权请准把交州治所迁回广州，然后征调大批民工，环绕着昔日南越王宫署，修筑城墙。广州乃风水宝地，须好好守保。广州开天辟地头一回建城墙，从规划位置，丈量地皮，到鸠工庀材，兴役动众，一筐土、一筐砂，把城墙垒起来了。

当时中山四路以南，还是河滩烂地，淤泥深不见底。步骘城建在烂地之上，工程有相当难度，因此进展缓慢，历时六七年，才告竣工。东汉建安二十二年（217），步骘把州治迁回了广州。这时距南越国被灭，已经三百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劫后重生，广州的“第二春”，于焉开始。

城墙建好没多久，西晋太康九年（288），广州发生了一次强烈地震，这是见于史册的广州第一震。《晋书》写道：“四月辛酉，长沙、南海等郡国八地震。七月至于八月，地又四震，其三有声如雷。”人们惊慌失措，不知是什么凶兆，因为前一年海安（广东恩平）有人聚众作乱，反叛晋廷，不知会不会打到广州。但似乎乱民很快被镇压下去了，广州人又松一口气了，只要还有一碗安乐茶饭吃，外面的世界怎么变，由它去吧。

步骘城的具体范围，随着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考古发现，逐渐露出轮廓。1996年至1998年，中山五路南侧、教育路东侧、小马站西侧的地铁工地，挖出一段16米长，呈南北走向，分别修建于东汉、东晋和南朝三个不同时代的城墙。

东汉城墙为夯土墙垣，残存面宽5米，残高1.85米，夯筑19层，每层之间以草茎铺垫。夯土中还发现了大量汉代的板瓦、筒瓦和陶器残片。这是步骘城的西墙了。西湖路南越国水闸前发现的东汉城墙，是步骘城的南墙。2005年在南越王宫署遗址东面，中山四路北面，旧仓巷西面，又挖出了一段南北走向的城墙，是步骘城的东墙。2011年，在中山四路以南，长塘街以西，清出了一段城墙角台的基址，是步骘城的东南角。

大批避乱的士民，为避东汉末年之乱，纷纷扶老携幼，逃往广州。广州的人口越来越多，但官方的统计，却没有反映出这种变化。东吴永安六年（263）的广州，有人口43120户，下辖南海、高凉、高兴、苍梧四郡。南海郡统番禺、四会、增城、博罗、龙川、平夷六县，合计9498户，平均每县1583户。按东吴天纪四年（280）的统计，每户平均为4.4人。于是有人照此推算出，每县平均人口为6965.2人。也就是说，广州城的人口，必在七千人以下，否则番禺县其他地方，就要变得近乎荒无人烟了。

这些记录是否可靠，差堪商榷。六县户数不能按平均计算，因各县差距甚大，番禺县会比其他县更多人，这是肯定的。以人口密度衡量，宋代三千户就算大县，三国时代只会在这个标准之下。当时的人口统计，十分粗疏，大量漏报瞒报，在所难免，战乱时期更甚。官府的统计，本来就不严谨，文人记录时，更以其吟诗作赋的写作风格，动辄“十万余众”“八万余户”，让后人难辨真伪。

广州既为州治，又建起了城墙，气象一新。东吴的水师最有名，赤壁之战打得曹魏胆裂魂飞。广州是东吴大后方，孙权要把它建成主要的造船基地。造船本来就是越人最擅长的，加上南越国“楼船之士”的后裔，广州汇聚了大批杰出的造船工匠，其技术与产能，都相当惊人，造出了能搭载三千人的“大舡”。东吴赤乌六年（243），孙权要攻打朱崖和儋耳，须臾之间，在广州征集了一支三万人的庞大船队，可见当时广州的人力物力已恢复得七八成。

迨至西晋，先有八王之乱，再有永嘉之乱，更兼五胡乱华，北方田园寥落，十室九空。难民男女老幼，杖履相随，挑着家什，赶着牛羊，背负着先人的牌位与骨殖，像潮水般涌来，梅关道上，应接不暇。他们带来了北方动乱的消息，广州人像听海外奇谈一样，听他们讲晋室宗亲如何互相残杀，南匈奴如何在宁平城大败晋军，如何在洛阳大肆焚掠，如何发掘陵墓、焚毁宫殿。每有一批新移民来，老移民就忙着向他们打探家乡的情况，听完以后，无不欷歔嗟叹，摇头而去。

与北方相比，南海之滨，在停僮葱翠的越秀山下，竟有一片安乐土，不闻金鼓悲笳之声，但见“抱布贸丝”的商贾，简直成了北人心中的世外桃源。有个晋人在广州死了，墓砖上刻着：“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www.daowen.com)

西晋衣冠南渡，历史进入东晋时代。中国出现了近三百年南北分治。游牧民族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势介入，导致北方汉语出现红紫乱朱之变，大量游牧民族的语音加入，使北方的官话与原本的中原雅言渐行渐远。但这时逃到岭南的中原士民，其语言仍是承自东周的雅言，和广州话十分相似，但毕竟过了几百年，双方的语音都有了不少变化。古人说：“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晋语带来的新元素，再次催化广州话的嬗变。

两晋时期，广州人口急剧增加，新盖的房子越来越多，干栏式仍然是很多人的选择，下层为畜舍，上层住人。这种楼阁建筑，设备渐趋完善，有厨房、厕所，粪便从楼上直接排到楼下的畜舍里。但也有不少人放弃了干栏形式，把房子建在地面上。房子的内部结构更加复杂，功能越分越细，前堂与后室已经分开了，前部为堂，后部为室，富裕人家的前堂还设有舂米簸米的地方；后室分为左右两边，中间是天井，类似三合院形式。房子的装修也很讲究，窗子上有精致的窗棂，做成直格子，或斜格子；大门绘画着类似门神的怪兽。以前官衙才有门神，现在民宅也出现神荼、郁垒的画像了。

每天清晨，薄雾还未散去，人们睡眼惺忪，打着呵欠，从房子里走出来，有如无数涓涓细流，向四面八方淌去，寂静了一晚的街道，渐渐响起了脚步声、说话声、咳嗽声，最初是窃窃低语，然后很快汇成喧闹的海潮。井台打水的声音，公鸡“胶胶膊膊”的啼声，鸟雀在枝头“啭呖呖”地唱，两条瘦狗在街头互相追逐，一辆牛车从街上“嘎吱嘎吱”经过，赶车人蜷缩在车篷下，半闭着眼睛，摇摇晃晃，好像还没睡醒一样，但街道两旁的人，已收拾器具，准备营生了。各种各样的聒噪，嘈嘈哜哜，显示城市开始苏醒。

河涌从城中蜿蜒流过，两岸泊着大船小艇。农夫在靠近城墙的地方，开垦了一些田地，种植蔬菜。人们每天把粪便与腌臜之物，倾倒进河涌。农夫从河涌里挑水浇灌，妇女在河涌里浣衣，小孩在河涌游泳嬉戏。水上的人与岸上的人互相打招呼，有时还聊上几句，然后各自离去。炊烟在河涌上空飘过，随风而散。空气中混杂着动物粪便和河涌边垃圾的臭气，四处弥漫。外人也许闻不惯，但当地人已习以为常，如果哪天没有了这味道，还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当他们到外地做生意时，这味道就成了他们的乡愁。

街上来来往往都是为口奔驰的人，作坊鳞次栉比，打铁的，斗木的，纺布的，染印的，编织的，烧玻璃的，酿酒的，制茶的，每天都忙忙碌碌。商铺里摆满了各种陶制和铜制器皿，这边打铜的作坊，锅碗瓢勺，大至鼎、簋、釜、炉、甑，小至姜礤、挂钩、筷子、勺子，应有尽有；那边是做鞋的作坊，绣花布鞋，漆画木屐，葛屦草鞋，丝舄靴履，色色俱备；还有卖各种辘轳灯、琉璃珠、玛瑙、珊瑚的店铺，五光十色，让人目乱睛迷。

新移民在城里安家，要备齐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店家个个落足嘴头，吹得天花乱坠。走在街上，听到的都是讨价还价的声音：“你这只铁镬靓唔靓？”“一日工夫千日看，走遍全城没有第二家。”“便宜一点吧。”“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对得人，拜得神。”“那更应该便宜点了。”“好吧好吧，就当结个缘，发个市喇。”最后交易成功，双方皆大欢喜。店主把顾客送到门口，满脸堆笑说：“下次再来帮衬啊！”任何人一踏入这个地界，都会被这种充满动感和张力的热流所感染。

人们在城外建起了陶窑，日夜开工，生产各式各款的陶器，供应城里的居民，窑火一年到头熊熊不熄。1996年就在海珠区的海幢寺附近，挖出了一个东汉陶窑遗址。这里烧制的陶器，林林总总，品目繁多。日常使用的罐、魁、碗、钵、盂、甑、缸、瓶、盒、壶、樽、簋、卮、杯，应有尽有。很多器皿造型优美，缕着细致的弦纹、方格纹，有的还印上五铢钱的戳印纹，上了黄绿彩釉，显得更加美观。

东城墙脚，办起了一个大型的冶铸工场，吸引一群群浑身肮脏的小孩，每天都蹲在工场附近看热闹，看工匠们怎么奋力地拉风箱，怎么往炉膛里添木柴，看熔化的铜汁倾倒出来，看烧红铁块淬进冷水时轰然冒起的蒸汽。这些场景，天天看也不腻。白天黑烟滚滚，入夜火光熊熊，把天空映照得通红透亮；“叮叮当当”敲打铁砧的声音，远至城外几里地都能听见。《晋书》称，咸和六年（331），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造兵器”。这个冶炼工场，深埋在中山四路的地底，在1994年的考古中被发现了。

城里的生活，就是这样纷纭杂沓，每天都好像充满新奇，又好像一成不变。

太元十一年（386），滕含任交州刺史时，广州城墙已建成一百六十多年了，由于人稠物穰，不少地方已破损坍塌。滕含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重修城墙。1996年至2011年间，旧仓巷发现了滕含修的城墙残存墙体，是在东汉墙体基础上扩宽、夯筑加固而成的，用红黄色网格纹砖包边，上宽7.8米，底宽8.8米，高1.4米。夯层中发现有青釉瓷器残片。在外墙基部的砖块上，有“泰元十一年”的模印字样。

隆安三年（399），浙江爆发由琅琊人孙恩领导的五斗米道暴乱，史称“孙恩之乱”。元兴元年（402），孙恩战败，投水而死，残部拥戴其妹夫卢循为首领，继续与晋廷对抗。元兴二年（403），卢循率众浮海南下，攻打广州，百姓惊慌失措，纷纷往城里跑，《晋书》说，避难的民众“盈满城内”。

一场奇灾大祸，就这样悄然降临了。古人说：“小乱入城，大乱下乡。”卢循之乱，是广州自汉武帝平南越后，最大的一次战乱。入城等于进了凶门，九死一生。卢循攻陷城池后，满街满衢的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就像刈草一样，被一路砍杀过来，人头滚滚。城中府舍、民居，亦被焚烧殆尽。《晋书》说此役“焚烧三千余家，死者万余人”。裴渊的《广州记》说得更恐怖：“晋卢循袭广州，风火夜发，奔免者数千而已。循除诸烧骨，数得髑髅三万余，于江南洲上作大坑葬之，今名共冢。”

这些数字虽然不太可靠，但也可约略估度，广州的人口，有四万余人。卢循在河南筑城寨固守，长达六七年时间，史称“卢循故城”。南汉时期，卢循故城做了朝廷的粮仓，乡人都称它作“刘王廪”，其故址在广州美术学院附近。一千四百年后，清人黄子高的诗，仍然悲叹：“卢循旧事已千秋，故城父老犹能记。”

经过“卢循之乱”，广州城墙遭到严重破坏，不得不进行第三次大修。中山五路发现的南朝城墙，是在晋砖墙两边填土扩宽，再砌砖包边，残体宽21米，高1.5米。在城墙旁边还发现一处马面结构，南北长9.1米，北边宽7.3米，南边宽8.1米，建筑形式与墙体相同。南朝城墙西侧还有唐代路面残痕，东侧发现宋代水池遗迹。据此推测，唐、宋时这道城墙已废弃不用了。三个朝代的城墙套合修筑，时间跨度超过五百年，堪称奇观。

广州城墙下一次大修，是两三百年以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