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军平越已七年，对岭南越人来说，生活总算慢慢恢复正常，也开始接受这些看样子不会走的北方人了，他们当然不希望再有新的入侵者，再经历新的战乱。因此，抗拒北方和保境安民的口号，深得人心。公元前207年，刘邦攻入咸阳，秦朝亡。赵佗乘机拥旄岭南，自立为王，号称南越国。

距此两千一百多年后，人们在繁华的中山五路改建新大新百货商店大楼时，从地下挖出一个属于南越国时代的建筑地基，还有万岁瓦当和云树纹瓦当。考古学家有强烈的感觉，这一带地底，必有一个秦、汉时代的巨大遗迹。

这个猜想，在1995年夏天得到了证实。建筑工人在忠佑大街的工地上，挖出了四个万岁瓦当。经过勘探发掘，考古学家发现了包括约4000平方米用石板砌筑的斗形大水池、一条长达150米的曲流石渠和回廊在内的古代建筑遗迹，还有典型希腊风格的叠石柱、八棱石柱、石栏杆、砖瓦、步石、石板桥等大量秦砖汉瓦。石构水池呈斗状，池壁用石板作密缝冰裂纹铺砌，池壁石板上发现有“蕃”等许多石刻文字。

宫署御花苑的全石构曲流石渠，迂回曲折，由西向东，渠底密铺黑色卵石。弯曲石渠中有两个用以限水和阻水的渠陂，以形成碧波和粼粼水景。可以想象御花苑处处小桥流水，水果飘香，花草繁繁，龟鳖爬行，鱼翔浅底的景致，一派岭南山水园林风光。石渠连接大型蓄水池引水，并有木质暗槽出口排水入珠江，保持水流长年不断。

考古学家还清理出一段砖石走道的遗迹，宽阔平整，以印花铺地砖夹道镶砌，目前只清理出20多米长的一段，两端均未见尽头。在走道北面发现砖质窗棂，涂朱瓦当，涂朱、绿色的灰塑基饰等宫室建筑残件。在发现的砖瓦建筑构件中，最具特色的是一块烧制而成的大方砖，又大又厚，边长95厘米，号称“中国第一大方砖”。为了防止砖在烧制过程中变形，工匠在砖坯上留出一些圆孔，显示了古代工匠的聪明巧思。

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绳纹板瓦、筒瓦、“万岁”瓦当、云纹瓦当、带钉瓦、大型花纹砖、凹面砖等各类建筑材料，戳印有“公”“官”“留”“居室”等字样的各式瓦片，种类繁多，是当时制陶工匠在产品上留下的印记。遗址还出土了汉代鎏金半两铜钱，这在岭南十分罕见，尤显珍贵。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如陶罐、铁斧、铁凿等生产工具；铁铤、铜镞等兵器；还有一枚印文为“中府啬夫”的封泥，“中府”为宫廷内府之名，“啬夫”为官名，“中府啬夫”即南越王内府的主管钱币之官。

在这个遗址里，还有一个很奇异的景观，就是水井特别多，达83口，堪称“星罗棋布”。井的年代自南越国、东汉、晋、南朝、唐、宋至民国时期均有，既有土井、砖井、瓦井，也有木井、篾圈井和陶圈井，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建筑文化特色。其中有三口南越国时期的食水砖井，最深的达14米，最浅的也有8米。

最特别的是八卦砖井，八行竖砖间砌横砖，呈八卦之状，可见古人已懂得这种刚性力学结构之原理，其筑井的技术水平，精妙高超，超乎想象。人们先挖井坑，用弧扇形砖结砌成井圈，井圈外再用纯净的泥土夯打结实，以阻隔地下污水渗入井内。井底用五块大石板铺砌，中间一块方形石板的中央凿一圆孔，其余周边四块弧形石板也各凿有一个半圆形小孔，井水通过这几个小孔，从地底下慢慢渗上来。井底石板之下还铺有细沙，形成非常精妙的滤水体系。

凡此种种，显示这里曾经存在一个规模宏大、栋宇连云的园林建筑群，部分遗址叠压着秦代的造船工场。规模之大，令人吃惊。考古学家经过认真考察后，断定这是南越国的宫署。人们为这个发现欢腾雀跃。但在一片热闹声中，也有人提出质疑：既然船台与宫苑几乎是同时代的产物，它们怎么会建在一起？

这个疑问，听起来很有道理，赵佗怎么会容忍一班光头赤膊、大汗淋漓的工匠，整天在王宫外“叮叮当当”地敲钉拔楔、刨板锯木？其实，在船台与宫署之间，相隔了起码几十年。南越国成立之初，赵佗还住在任嚣城里。汉朝开基以后，战乱并未停止，叛乱此起彼伏，刘邦忙于应付。岭南亦危机四伏，赵佗虽自立为王，但各地还有不少反对势力，周边的闽越国、长沙国和西南夷国，亦虎视眈眈，令赵佗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在这种情形下，他断无大兴土木，修建王宫园林的雅兴。

兴建如此规模宏大的宫署，至少要等南越国与汉廷的关系稳定以后。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北方乱局，逐渐平定，刘邦也急需与民休息，不想再为岭南大动干戈，于是派陆贾携玺绶、诏书，出使广州，承认南越国的既成事实，封赵佗为南越王。诏曰：

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越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力。今立佗为南越王。

陆贾乘船从西江顺流而下，进入增埗河，在今西场附近登陆。赵佗给他一个下马威，有意把他撂在增埗河边，不予理睬。陆贾就在岸边搭了间窝棚，号称泥城，日居衡茅，耐心等候。几个月后，赵佗才不紧不慢地召见他。后人把泥城称作“陆贾城”，立“开越陆大夫驻节故地”碑以作纪念。

陆贾原以为在赵佗治下，越人应接受中原礼俗，没想到赵佗竟一身越人的装束打扮，头发梳成越人的椎状，而不是像汉人那样束发为髻；接见时双腿向前叉开而坐，也不像汉人那样跪坐，还自称“蛮夷大长老”。陆贾非常生气，像婆婆一样数落赵佗，责怪他“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还威胁说，汉廷可以掘烧你的祖坟，夷灭你的宗族，也可以派个偏将率十万大军剿灭南越。赵佗大笑而起说：“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但话锋一转又说：“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意思是我没有参与中原逐鹿而已，若参与，也未必会输给汉廷。

盱衡大局，其实赵佗同样迫切需要与汉廷达成和解，以保南越平安。他挫一挫陆贾的锐气之后，便欣然接受了汉朝赐予的南越王印，剖符通使，称臣奉汉。南越国从此每年向汉廷进贡，在边关与汉朝互通市物，贸易往来。赵佗对孤身南下的陆贾是由衷佩服的，在城西埗头盖了一座越华楼送给他。屈大均说：“……越华楼，故在广州城西戙船澳，越王佗以陆大夫有威仪文采，为越之华，故作斯楼以居之。”后来，一些刻翠剪红的文人，给这个埗头改了个雅号叫“拾翠洲”。

广州人以前最钟情的素馨和茉莉，相传都是陆贾从西域携回，又把种子带到了广州。素馨本名耶悉茗花，又名六月雪，曾在广州大面积栽种，不仅是一种观赏植物，更成为深受广州人欢迎的日用商品。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说：“唯（素馨）花洁白，南人极重之。以白而香，故易其名。妇人多以竹签子穿之，像生物，置佛前供养。又取干花浸水洗面，滋其香耳。”但到21世纪，素馨花在广州已非常稀少，难得一见了。是什么原因，使它遽然退出了人们的生活，莫可究诘。后来屈大均说，不仅素馨、茉莉，连西关的荔枝湾、花坞、藕塘，都是陆贾经营的结果，就有点夸大了陆贾的功劳了。

得到刘邦的加持，赵佗有豁然轻松之感，南越国的危险警报解除了，一片快乐祥和的气氛，笼罩在全南越上下。陈大震在《南海志》中说，陆贾北归时，赵佗向刘邦进献了“白璧一双，翠鸟千，贝五百，桂蠧一器，生翠四十双”。

南越国总算进入承平时期，该过一些好日子了。南越国宫署很可能就是在此之后，甚至有可能是赵佗第二次归汉后，才真正动工兴建的，因为船台遗址上曾发现汉文帝（前180—前157年在位）时期的铜钱，这或可反映出建造宫署的年代。这时珠江北岸，已向南推进了一大截，汉武帝平南越国时，江岸线在今白沙居一线。沿岸淤积着厚厚的烂泥，变成了浅水带，也无法再造船了。在一个废置几十年的船台上面建造宫署，利用船台的一些基础设施，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陆贾北归后，被刘邦封为上大夫。刘邦死后，吕后对南越实行封锁，双方交恶。赵佗和汉朝关系破裂，发兵攻打汉朝的诸侯长沙国，并挫败了汉军南下的攻势，声望大增，四方来归。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赵佗因此以兵威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

到汉文帝刘恒时，复派陆贾带信给赵佗，劝其归汉。刘恒的书信措辞平和，感情真挚，赵佗看了十分感动，表示愿奉明诏，长为藩臣，乃向国中宣布：“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汉皇帝贤天子。自今以来，去帝制黄屋左纛。”赵佗给刘恒的复信说：“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这封信措辞不卑不亢，举重若轻。汉越关系在濒于决绝之际，得以变逆为顺，转危为安，实有赖于刘恒与赵佗的通信。这是赵佗的第二次归汉。屈大均对此赞扬备至，认为“南越文章，以尉佗为始，所上汉文帝书，辞甚醇雅”，辑录广东文选，当从赵佗始。

为了表示臣服的诚意，赵佗还在象岗筑朝汉台，朔望升拜。南越国被灭后，越华楼改称“朝亭”，到唐代改称“津亭”。陆贾备受后世尊崇，在光孝寺原有陆大夫祠，明代广州知府陈锭在越秀山上又兴建南粤三君祠，祀南海尉任嚣、西汉南越王赵佗、开越大夫陆贾。

赵佗在任嚣城寨的基础上，踵事增华，把东至芳草街，西至华宁里，南至西湖路北，北至越华路的范围，划为王城，面积约26.6万平方米。华丽的南越王宫署，坐落在王城的中心位置，背倚越秀山，面临珠江，恍如万顷晴霞放彩虹。

越秀山上最著名的，莫过于越王台。北宋诗人唐庚对越王台的环境，有如此动人的描述：“台北据山，南临小溪横浦，牂牁之水，辐辏于其下。顾瞻，则越中诸山不招自至；却立延望，则海外诸国盖可仿佛于溟蒙杳霭之间。”一种海阔天空的气势，令人豪气顿生。越王台在清康熙年间（1662—1722），荒废日甚，只剩下一个破石堆，除了偶有几个文人骚客光顾外，再无人理会。到了清道光年间（1821—1850），更是完全湮没，不知去向了。后世很多人猜测，它究竟建在哪里。有人认为，可能在现在的孙中山纪念碑处。但唐庚既然说“台北据山”，似乎是在半山腰，而不是山顶。

广州的基本格局，以越王城为起点，一步一步发展起来。任嚣城与越王城，都没有留下城墙遗迹，史学家根据古人记载，越王城“周回十里”，以南越王宫署遗址为坐标，大致推算出越王城的具体范围。两千多年来，广州的行政中心一直没有超出这个范围。这在中国古代五千多座城池的兴衰史里，也是一个极其罕见的例子。

迄今发现的汉代墓葬，离王城中心最近的，东边在中山三路烈士陵园，西边在解放北路迎宾馆，北边在越秀山，这大致就是王城以外的近郊范围。王城内是王公贵族的居所，老百姓大都住在近郊。唯一的例外是，南越国末代国主赵建德，曾在城郊居住，其宅邸后来建成了光孝寺。赵建德的母亲是揭阳越人，明王没有立他为太子，而是立了赵建德的异母弟弟赵兴为太子，赵建德被贬到王城外居住。

南越王宫苑可能是广州有史以来第一座园林，无论是它的设计布局，还是建筑工艺，都是旷古绝伦的佳作。考古学家推测，宫苑内的大水池，可能是赵佗学秦始皇蓬莱三山求仙的地方。南越国出过不少“长生不老药”，秦、汉时，这股迷信风刮得很厉害，做了皇帝又想升仙。但更令人惊奇的是，那些石头全是以密缝冰裂纹砌的。这种复杂的砌墙工艺，曾在古希腊出现过。中国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为什么南越国竟会出现古希腊的建筑工艺？实在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那时没有专业的设计师和土木工程师，盖房子全凭工匠的经验水平。这些工匠是从哪里来的，此后又到哪里去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悄然出现，建成一批辉煌的建筑后，又悄然消失，好像他们的一生，就是专为此而来。据《旧唐书》记载，广州一直以竹茅为屋，直到唐代一些北方官员来广州后，才教会当地人用砖瓦盖房子，以绝火患。这显然是以讹传讹。早在南越国时代，广州人已经能兴建富丽堂皇的砖石结构宫殿，其建筑技术丝毫不逊色于中原。1996年在同福中路海幢公园西侧的基建工地，挖出一个汉代的窑场，有不少烧坏了的器物废品，其中就有筒瓦、瓦当等物。

这里不仅是两千多年前的南越国王宫，而且在约 5.2 万平方米的核心保护区中，叠压着 12 个历史朝代的文化遗存，包括隋朝的广州刺史署；唐朝的岭南道署、广东节度使司署和清海军节度使司署；南汉的皇宫所在地；宋朝的经略安抚使司署、清海军大都督府；明、清两朝的广东行中书省和布政使司署。

如今漫步在南越王宫博物馆中，看到的是一片坚实、荒芜的黄土，我们还能想象出当年那些直上云霄的宫殿阶基、那些“左墄右平，重轩三阶，重叠盘曲，崔嵬屹立”的玉楼金阁吗？还能看到那些在繁花之间，在曲流水渠两岸，嬉戏追逐的宫女身影吗？在她们的身后，那一缕香风，一阵花雨，今天安在哉？

赵佗知道，要在岭南立制度，崇教化，美风俗，唯有与岭南人和睦相处，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当地土著的习俗，不管这种习俗与中原优雅的礼教有多么巨大的差异，“良则从之，恶则禁之”。因此，他采取“百越和集”的政策，并不强行推广中原冠带，反而虚怀以容纳越俗，鼓励中原汉人与土著越人通婚。

因人见风俗，入境闻方言。汉越交往，首先要过语言关。当年楚国鄂君子晳，在湖中泛舟，听见有人唱越语歌，觉得曲调很动听，但歌词咿咿哑哑，完全听不懂。请人翻译，原来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情歌。

广州在汉初也出了一位叫张买的歌手，其父追随刘邦打江山，被封为“越骑将军”，与周勃、樊哙、灌英、华无害等人齐名，但未及封侯而殁。张买精于诗歌音律，《百越先贤志》说他“鼓棹能为越讴”，歌声悠扬，清婉欲绝。屈大均更把他称为“开吾粤风雅之先”。所谓“越讴”，就是用越（粤）语唱的地方歌谣。籍贯沛郡丰邑的汉惠帝刘盈，居然也喜欢听张买唱越讴，还把他召到船上演唱，说明他能听得懂，或者朝里有翻译越语的人。歌中传达民间疾苦，暗寓规讽。吕后主政时，封张买为南宫侯。

广州人认定一位歌星也能“正色立朝”，难能可贵。于光和元年（178）在距南越王宫署故址不远处，为他兴建了一座秉正祠，以供后人祭祀，也留下了秉正街这个地名，一直到21世纪还在。这是见之于广州文献中最早的一座祠堂。

可见想象，赵佗初到岭南时，对当地土话，是一句也听不懂的，要从头开始，牙牙学语。方言是人们的身份标记之一。中国广土众民，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日常生活中，根据什么来辨别“你是哪里人”呢？不是书面文字，也不是相貌、衣着，而是主要靠口音、方言。方言承载着他们的文化历史，是宗族血脉传承的一个象征。

所谓粤语，乃指以广州话为本的广府方言。清人陈澧认为，粤语形成于隋唐，“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其实粤语的形成，要远早于隋唐，它是当年南征秦军带来的，在封开落地，然后从粤西沿西江流域，传至广西梧州和广东珠三角地区。

广州人的血统，南越人占主，但粤语却以中原音为主。任何强势语言的背后，都有强势的政治与经济实力支撑。在政治与经济上占主导地位者，掌握“话语权”，决定用哪一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任嚣、赵陀平定岭南后，中原文化强势，它决定岭南要采用中原的“雅言”为交流媒介。

雅言是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在官方场合（包括讲学与祭祀）使用的语言。孔子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秦军把雅言带到岭南，初期他们在西江流域驻扎屯田，雅言的流行，也局限于西江至珠江秦军戍区内，即肇庆、佛山、广州、中山、珠海、东莞、宝安、香港及梧州、贺州等地。汉武帝平南越国后，才在更大范围推广，远及交趾刺史部所辖区域。

任何语言，都有一个与周边的语言互相吸收、融合的过程，完全自我封闭的语言是没有生命力的。雅言也在嬗变之中。从音韵上看，目前所见最早的一部音韵学著作，乃隋代初期的《切韵》。众多学者认为，该书所记为南北朝时士大夫阶层所采用的音系，即晚期雅言音系。比照今天汉语七大方言，大部分已改曲易调，唯粤语保存了这个音系中最丰富和完整的元素，称为古汉语“活化石”，当之无愧。

语音方面，粤语保留了最多古汉语的发音；声调方面，在保留古汉语平、上、去、入之外，还衍生出中入调，共有九个声调，是古汉语入声保留最完整的语言。若要验证粤语发音是否标准，念一念这首歌谣就知道了：“阿四阿四，攞条锁匙，开个夹万，攞两毫子，买斤荔枝，唔爱黑叶，要爱槐枝。”这首歌谣取衣韵，须上下齿咬合，舌面向上，才发得出衣音。若可咬字清晰准确，则可算正宗白话。

从词汇上看，粤语有大量典雅的古词古义。在粤语词汇中，三分之一以上是方言词。广州人把粘说成“黐”；把吃说成“食”；把喝说成“饮”；把“走”说成“行”；把“脖子”说成“颈”；把“他”说成“渠”；把“晚”“迟”说成“晏”；把“节省”说成“悭”；惯用感叹词“嗟”“噫”和语气助词“嘅”等。严格而论，这些都不是方言，而是正宗的古汉语用字。

粤语中有大量倒装句，把形容词置于主词之后；形容词做定语放在名词前；指物宾语在前，指人宾语在后；修饰动词或形容词的副词放在所修饰的词之后，趋向动词直接接宾语之类的用法，比比皆是，如“你行先”“多谢晒”“多过头”“食多啲”等等。古汉语也有大量倒装句，如“何罪之有”“具告以事”“时不我待”。粤语中常见的反序构词，也与古汉语契合，广州人把“重要”说成“紧要”，而不是“要紧”。在古书里，“紧要”比“要紧”更常见，如程子说“且将论孟紧要处看”。

一种语言流行与否，与其政治、经济强弱，息息相关。在粤语形成地封开一带，古代雅言音系的元素，保存得更为明显，但人们却不以封开粤语为正宗，而以广州西关（上下九、第十甫一带）的粤语为标准音，这是因为广州是岭南政治、经济的中心。

语言是交流的桥梁。语言一变，等于打通了一条新的道路，很多东西跟着变了。(www.daowen.com)

赵佗摆出“椎结箕踞”的姿态，表面看，似乎被越俗所化，其实正是他推广汉俗的高明手法：先与越人打成一片，邀请越人参政，再做“融入式”推销，润物无声，事半功倍。这套策略，赵佗之后的四任国主，都持之以恒。大名鼎鼎的吕嘉，以越人酋长出身，被第二代国主文王和其后的明王、哀王两代国主聘为丞相，三朝在位，国之元老。梁廷枏甚至推测他从赵佗时就担任丞相。吕嘉宗族有七十多人出来当官，男的尽娶赵氏王室的公主、女儿，女的尽嫁赵氏王室的王子、宗室。

13世纪的《安南志略》说：“赵佗王南越，稍以诗礼化其民。”诗礼要靠语言和文字传播，以前说话听不懂，读先王诗书礼乐，如对牛弹琴，现在说话能听懂了，教育也随之而来。黄佐宣称，自从赵佗治粤，“冠履聘聚，华风日兴，入汉以后，学校渐弘”。越人开始读书识字，青青子衿，春弦夏诵，斯文之气浸浸日盛。

越人旧俗，不同部族之间，经常互相攻击，造成严重死伤。赵佗来了以后，运用他的管治权威与魅力，调解各个部族的关系，使斗殴之风大大收敛。本来越人性格强悍，好勇斗狠，对五十万秦军都没怕过，但对赵佗却服服帖帖，克恭克顺。所以屈大均称赞赵佗：“不倦于和辑百越，使粤人相攻击之风以息，而中县民不致耗减。”

汉朝从吕后称制五年（前183）开始对南越实行经济封锁，物资禁运，“别异蛮夷，隔绝器物”。禁绝中原与南越进行金铁、田器买卖，甚至卖马、牛、羊等牲畜给南越国，也只能卖公的，不能卖母的。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在私下买卖。南越国没有发行自己的货币，交易以货物交换为主，有时也会使用秦朝的半两钱，但数量甚少。他们用翡翠、玳瑁、珠玑，从岭北换来各种物品，包括四川特产枸酱——一种色如玛瑙，质如饴糖的食物。汉廷明令禁止将其贩卖出境，但商人在牂牁江开辟秘密航线，偷运进来，任是坚甲利兵也阻挡不了。

商业利益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邯郸出生的秦始皇，从小接受中原文化熏陶，对商人深恶痛绝，“七科谪”中，和商人相关的占了四条。五十万南征秦军里，就有不少充军的商人，这无异于把大批优秀的经商人才，输送到了广东。广州后来发展成一个商业城市，有地理的因素，也有人的因素。

从广州出发，沿东江可抵惠州、河源，到达的龙川老隆，这里与闽、赣相连接，经赵佗早期开发，“其地为水陆舟车之会，闽粤商贾辐辏于此”；循北江则可抵韶关，北上湖南，连接长江水系；沿西江而上，可通广西、湖南，连接灵渠与湘江，与长江水系相接。水路交通四通八达，把贸易的触角，扩展到西南、华中、江南的经济腹地，形成了一个范围广泛的经济圈。

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以前越人的衣服，大多是麻织品，短衣短裤，方便劳作，秦汉时纺织技术进步了，有了葛织品、丝织品、棉织品。《汉书》记载，儋耳、珠厓“女子桑蚕织绩”，连海南地区也学会了桑蚕织绩，何况番禺？在南越王的王宫中，贮藏了大量的丝线织品，平纹绢、方也纱、斜纹绮、刺绣，以及锦、罗、绉纱、提花棉、绒圈锦等，无所不有。其中有一种绢的经纬密度，竟达到每平方厘米300根经线×100根纬线，在那个年代，堪称极品。丝织品被染成各种颜色，有朱绢、朱罗、云母绢、漆纱和黑油绢。

在南越王的墓葬中，发现有青铜铸造的印花凸版，纹样与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套印织物的金银色印花纱的图案，惊人地相似。很可能长沙出土的印花纱，就是采用南越的印花凸版制作的。这是两地文化交流的证明，但究竟是从南越流到长沙，还是从长沙流到南越呢？这是一个谜。

尽管汉朝实行禁运，但南越国仍有如此大量的丝织品，除了本地能够生产之外，很难作第二种解释。事实上，南越国属地的广西罗泊湾，曾经出土了一批南越国时期的纬刀、绞线棒、工字形器等纺织工具。由于丝织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穿着也起了变化，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服饰日益变得繁复多样。

南越人开始喜欢在身上佩戴玉器，这符合《礼记》所说：“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君子须佩玉，走路要有声，举止温文尔雅、不紧不慢，玉珮碰击发出清脆的声音，远远就能听到，以示本人行止光明磊落，这才合礼。南越国的铜镜上，镂有男子拱手而立的图案，这也是中原的礼仪。冠袍带履，让人产生礼仪和道德的联想。

平民人家把花朵簪在云鬓上，别在衣襟上，或用细绳把鲜花串成项圈，让它慢慢绽放，慢慢升华，清香四溢。那份淡雅优柔的感觉，是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绝非穿金戴银可比。自从陆贾把素馨花种子带来后，素馨花成了人们最喜欢的装饰品之一。屈大均说：“南人喜以花为饰，无分男女，有云髻之美者，必有素馨之围。在汉时已有此俗，故陆贾有彩缕穿花之语。”

南越人好歌舞。每逢打胜仗，或猎渔耕种有好收获，或部族中有人去世下葬，都会擂起铜鼓，载歌载舞。南越王墓出土的铜器上，留下了不少越人舞蹈的画面，有羽舞、武舞、建鼓舞等不同的舞蹈形式。秦军的关中汉子到来以后，叩缶弹筝，鼓簧鼓瑟，唱一些越人闻所未闻的曲调，摆弄的乐器也是越人见所未见的，音色有如天籁。越人趋之若鹜，开始仿造这些乐器，学习他们的歌讴。当铜甬钟、铜句鑃、石编磬、篪角和琴瑟奏起悠扬乐韵时，能歌善舞的越人，便踏着节拍，翩翩起舞。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五件玉舞人，仿佛把人带回到楚舞吴歌的年代。少女绾着一个螺髻，五官清秀，表情娇憨，身穿绣有卷云图案的宽袖长袍，扭腰跪膝，左手向上挥动，右手向下轻甩，轻若云雾的衣袖，有如流风回雪。楚汉舞蹈最迷人之处，就在其袖舞与腰舞，长袖飘飘，纤腰轻扭，轶态横出，绰约曼妙。1983年凤凰岗也出土过一件南越国的玉舞人，其水裙风带、轻盈婀娜的体态，妙不可言。

赵佗在越秀山上筑台，每年三月上巳节，都要在这里大宴群臣，举行祭祀典礼，祓除不祥。据梁廷枏所写，南越“既久无事，为台于都城北歌舞岗上，每岁三月三登高欢宴”，因此越秀山又有“越王山”之称。壮族也有三月三节，举行祭祖活动，打铜鼓，对情歌，跳打扁担舞，与战国时的上巳节，相似之处颇多。

越人的厨房越来越复杂，出现了鍪、釜、鼎、烤炉、煎炉等功能不同的炊具；食案摆上了簋、壶、盘、箸、杯、瓿、盉、钫、提筒，人们开始养成在不同场合、吃不同食物时，用不同餐具的习惯。主食有黍、稻米、粟、芋、豆之类，菜肴有美味的鱼、龟、鳖、鸡、鸭、牛、禾花雀、竹鼠等肉类和萝卜、葫芦、菠菜、黄瓜、冬瓜等蔬菜，珍错杂陈，鲜薨并进。人们吃着美食，饮着美酒，“觥筹交错，各适其意”。《礼记》宣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餐具越复杂，表明饮食礼仪也越复杂。

衣冠变了，饮食变了，礼俗变了，一切都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尽管从考古发现有关南越国人的生活，大部分属于贵族阶层，但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的文化形态。贵族的生活是有垂范作用的，平民的生活是其简化版，精神内核，一以贯之。事实证明，“百越和集”和“变服从俗”，没有令中原文化在岭南湮灭，反而为其注入了新的内涵，养成了岭南文化开放性的先天基因。

赵佗治理南越国近七十年，开物成务，草创经营，史书上说他“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这种文理，反映在舟车、文字、音律、冕旒、衣食、人伦、政治等方面，为岭南文明开创了一片盎然的生机。若论岭南的“人文始祖”，赵佗当之无愧。

汉建元四年（前137），活了一百多岁的赵佗，寿终正寝。

人们一度以为他会永远活下去，但他终于也入土为安了。赵佗葬在哪里，又是一个谜。南越国留下了很多谜团。北宋的《蕃禺杂志》说，赵佗下葬时，丧车从四门出，使人无法确定墓葬的确切位置。晋代的《交广春秋》说：“越王赵佗，生有奉制称藩之节，死有秘奥神密之墓。佗之葬也，因山为坟，其垄茔可谓奢大，葬积珍玩。”正是这些珍玩，吸引着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寻找。

相传蒲涧的岩石上，曾刻着一首哑谜诗：“山掩何年墓，川流几代人，远同金騕褭，近似石麒麟。”人们认为它暗示了赵佗墓的方位，猜透它，就能找到赵佗墓了。但古往今来，多少人想破脑袋，也只得个“吉”。三国时孙权派了几千人到广州找赵佗墓，凿山破石，挖地三尺，只挖出了明王婴齐的墓，获得“珍襦玉匣三具，金印三十，一皇帝信玺，一皇帝行玺，三钮铜镜”等一批珍宝。婴齐是南越国第三代国主，一即位便宣告臣服汉廷，把武帝赵佗和文帝赵眜的玺韫椟而藏之，但他的墓却最早被掘了出来。

晋人裴渊是第一个试图具体指明位置的人，他言之凿凿：“城北有尉佗墓，墓后有大罡（山岗），谓之马鞍罡。”接着有人更精确指出，墓在马鞍山大凤岗、勒茶坑一带。这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连秦始皇都相信马鞍山是广州的龙脉，非要派人凿断不可。但赵佗既然立国称王，说明他并不相信龙脉已断。当年他们有没有认真凿断地脉，抑或只是敷衍朝廷，尚且存疑呢。

更多的猜测，在坊间流传。有人说赵佗墓在禺山，有人说在白云山，有人说在鸡笼岗，但更多的人深信，赵佗就埋在越秀山。当年汉文帝也是凿山为陵，不在平地起坟，这种做法很可能被南越国君主所仿效，文王赵眜就是凿象岗为墓的，他把自己葬在爷爷的旁边，也合乎礼制。到了清代，梁廷枏还在猜这个谜，他认为赵佗葬在广州城东北，“南自鸡笼岗，北至天井，连岗接岭，葬时多为疑冢，輭车从四门出，棺堋无定处，当时人莫知所在”。说了半天，还是没结论。

唐人裴铏写过一篇传奇小说，讲述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叫崔炜的人，意外跌入了赵佗墓中，遇见“羊城使者”骑着白羊，从空中冉冉而降，衣冠俨然，手执大笔，把写有篆字的青竹简放在几上。赵佗还把齐王田横的女儿配给崔炜为妾，并送给他一颗西亚大食国的夜明珠。后来崔炜回到人世，在广州城隍庙见有一尊神像，与他在赵佗墓中所见的羊城使者一模一样，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羊城即广州城。这篇小说把赵佗、仙人、仙羊都扯到一块了，反映出人们对赵佗墓的好奇，已到了痴迷程度。

历代多少皇帝陵墓都被人们发掘了，连秦皇陵也找到了，曹操有七十二疑冢，也被人找到了。南宋诗人方信孺感叹，赵佗墓藏得比曹操墓还好：

漫说曹瞒七十余，老佗疑冢更模糊。

不知禹葬会稽处，也有累累如许无。

可以预见，只要赵佗墓一天没被找到，它依然会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话题。

1982年，人们在解放北路的象岗，挖掘出一座汉朝王莽年代的大型贵族墓葬；后来又陆续掘出几座西汉后期、晋代、明代的小型墓葬，都没有引起人们太多关注。1983年，在象岗地下20多米深处，发现了两千多年前的第二代南越王文帝赵眜的陵墓。象岗在越秀山西侧，高不过50米，原属越秀山的一部分，昔日这里全是参天古木，草茅茂密，野狐出没，古书形容它“直峭百丈螺道登”，地形十分险峻。

陵墓的格局，前朝后寝，墓坑采用竖穴与挖洞相结合的方法构筑，整个平面呈“士”字形。墓室南北长10.85米，东西宽12.5米，面积有100平方米左右，分为前后两部分共七室。建筑陵墓的750块红砂岩石材，采自距离广州37千米的莲花山。这些巨型石块，究竟是怎么运到广州的，实在匪夷所思。

这个墓在两千多年的岁月里，从未被盗挖过。墓中最吸引人们目光的，自然是文王赵眜身上的丝缕玉衣了。玉衣又称“玉匣”，是汉代皇帝与诸侯王公的特殊殓服，按死者身份等级不同，分别用金丝、银丝或铜丝，把玉片连缀而成。古人相信玉除了显示死者的尊贵，还有保护尸身不腐的作用。

南越王墓中的这袭玉衣，长1.73米，由2291块玉片组成，分成头套、上身衣、两袖筒、两裤筒和双鞋，共六个部分。它最特别之处，在于既不是用金丝、银丝，也不是用铜丝串起的，而是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而成，故称“丝缕玉衣”。这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堪称价值连城。

在赵眜玉衣下纵列着五块玉璧，玉衣贴身铺盖十四块玉璧；头、肩放着三件透雕玉饰，全身覆盖成串的组玉佩饰；棺材外头端还平叠七件大玉璧。在外椁的“头箱”和“足箱”中，出土了青玉角杯、玉盒、大玉璧、波斯银盒，极为珍贵。棺椁头端放了一只铜承盘高足玉杯，可见“玉”作为礼器，在西汉时代的岭南，同样具有崇高地位。

墓中共计有两百多件珍贵玉器，葬玉之多，在已发现的汉墓中，无出其右。在其他南越国时代的墓葬中，也发现过玉鱼、玉猴、玉鼻塞、琀、璧、佩、环、玦、璜、管、剑具等二十余种玉器，品目繁多，式样丰富，雕工精美，有明显的南派玉雕风格。人们通常把北京玉雕称为“京派”、扬州称为“扬派”、上海称为“海派”，广州人则把他们一律称为“北派”，以广东为代表的为“南派”。北派风格凝重、厚实、古朴，而南派风格飘逸、洒脱、灵活通透。两者的区别，在两千多年前，已见端倪。

这些玉器并非专为陪葬而制作，不少是墓主生前就惯用的东西。最有趣的是，有些玉器已经破损，曾由玉工修补，然后继续使用。其中有一个玉盒的盖子崩裂了一块，赵眜并没有丢弃它。玉工沿着裂纹两边钻两组对称的小孔，以某种细绳把破片绑紧，还在盖内凿了两条细槽，用来隐藏绳子，手工十分精细。这个玉盒修好后还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陪着赵眜入土，可见是他的心爱之物。还有一件凤形牌形玉珮，下部曾断为两截，工匠用两个H形的小金桥，锁住两端，金桥上还刻有卷云纹饰，不仅修复了断裂，而且更添美观。这种修复技术，虽然民间并不罕见，但出现在南越王室之中，却有可圈可点之处。

赵眜不仅不愿丢弃旧物，还尽量把废物再生利用。在他玉衣裤筒的玉片中，考古人员发现有一片是用玄璧改造的。可能是这块玄璧已经破碎，无法修复，便利用碎片改制其他物品。从陪葬品看，南越王的生活，既有穷侈极奢的一面，但细节上似乎又透出敬天惜物的一面。人就是这样的矛盾。

南越王墓是一个伟大的谜。墓中那么多玉器制品，玉石是从哪里来的呢？广东本地产玉不多，当时南北交往不便，北方玉石要进入广东，也是困难重重。玉石很可能产自曲江玉山。宋代《湘州记》称：“曲江县东有玉山，卉木滋茂，泉石澄涧，相传云昔人采玉处。”20世纪70年代在曲江石峡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出土的玉器，有些与玉衣片的玉材很相似，让人产生联想。

赵眜身上随葬的印玺有九枚之多，其中“文帝行玺”金印，是迄今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印面阴刻有篆书“文帝行玺”四个字，印钮为一条游龙，盘曲成“S”形，龙腰隆起可以系印绶。以龙为印钮是南越国首创。而更为有趣的是，秦、汉时的皇帝玺，均以白玉为材，以螭虎为印钮，印面尺寸为“方二寸”（为2.7～2.8厘米），而这枚“文帝行玺”金印，竟然长3.1厘米、宽3厘米，大大突破了帝玺的规制。

在墓中的大小器物，几乎全用华丽的丝绢包起来，连铜熏炉也用绣花绢、绒圈锦等高级织物，精心包裹。在出土的屏风铜构件中，有一个朱雀铜饰顶，是青铜所铸，朱雀昂首展翅，站在方座之上，方座四周装饰火焰纹。朱雀在汉代被视为主管南方之神，在南越王墓中出现，反映了中原文化对岭南的影响。而屏风下面的承托构件，则是青铜铸造的越人力士，头顶屏风，双手抓住五条蛇，口衔一条双头蛇。古越人有捕蛇、食蛇和以蛇为图腾的习俗。在同一个屏风中，出现各具南北特色的饰物，是有趣的现象。

南越王墓出土了一千多件（套）文物，从丝缕玉衣、丝囊珍珠枕、玉璧、玉杯、玉盒、玉珮、玉舞人，到龙纽金印、张仪铜戈、错金铁矛、彩绘铜镜、错金文虎节、各种铜制炊具、餐具、熏炉；从铜钟、石磬、响盒、响鱼，到各种金器、漆器、丝织物、象牙骨器等，恍如云蒸霞蔚，宝光四照。

这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西汉前期彩绘壁画石室墓。墓中文物，若按材质，可分为铜、铁、金、银、铅、陶、玉、玻璃等二十多种；按功能则可分为礼乐、兵器、饮食、服饰等门类。它们分别带有鲜明的中原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北方匈奴文化、海外文化和岭南文化等多种文化印记，显示出岭南人兼容并包的特点。

制作这些精致器物的工匠，无名无姓，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后人只能想象他们的身影，在四面透风的工棚里，背曲腰躬，脚踏转盘，用石英砂、无齿锯和管钻等原始工具，埋头攻玉；或是光着膀子在火炉前焙烧制范、浇注滚烫的铜液，细心地修整铜器。春去秋来，无止无休。他们也许是土生土长的南越人，也许是五十万秦军中的一员。王宫中的钟鸣鼎食，早已烟消云散，不知焉往，但工匠们创造的艺术品，却天长地久，存留于世。

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国丞相吕嘉叛汉，杀死赵兴和汉朝使者，立婴齐长子赵建德为王，汉武帝刘彻遣大军南征。元鼎六年（前111），汉军攻陷番禺，平定南越国。这一仗打得天愁地惨，汉军四处纵火，只见烟迷雾卷，焰吐云从，风乘火势，天地通红。南越王宫署亦在大火中，轰隆隆倒塌，化作废墟瓦砾堆。百姓慌慌乱窜，四散逃亡。南越国五主九十三年繁华梦，转眼空成陌上尘。经此一役，广州要花上几百年时间，才能恢复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