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发展，经常会被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完全改变走向。随着秦王朝完成统一六国的大业，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前后，广州乃至整个岭南，正面临着一场突如其来的巨变。

秦始皇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雄心，但终其一生，南行的足迹，最远止于洞庭，再往南去，便是瘴雾缭绕、让人望而生畏的五岭了。楚国没有能够跨过去，秦始皇也从未涉足，大部分北方人都没到过山那边。去了的人几乎都没有回头。他们对岭南的一知半解，多半靠道听途说。现在，秦始皇决心征服这片神秘而广袤的土地了。

他为什么一定要征服岭南呢？秦始皇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大一统帝国，他希望掌控天下万事万物，不仅文字、音乐、礼仪、度量衡、钱币他要管，马路的宽度、车辆的尺寸他要管，甚至人们读什么书，讲什么话，他统统都要管。举凡一切行政、军事、经济、民间生活，事无巨细，都要置于管控之下，他才“朕心稍安”。如果某个地方，有他控制不了的东西，他会终日如芒在背。这种心理，有如得了强迫症。他急需把权力扩张到他的认知所能够到达的极限之地。因此，他必须征服岭南，不征服睡不稳。

中原喘息甫定，秦王朝的五十万大军，便在尉屠睢统帅下，分东西两路，浩浩荡荡南下。东路取道江西，攻闽越地区；西路取道湖南，攻广西地区；居中一支，越九嶷，下湟溪，顺北江直捣番禺。三军出朝，地动山摇。陆上甲马如云，水上楼船相继，旌旗遍野，戈矛林立，铺天盖地，席卷而来。这阵势，令人心胆俱裂。

然而，这场彻底改变广州未来的战争，虽然为史学家和文学家所津津乐道，但到今天，还有许多细节未能厘清，留下了一笔糊涂账。

首先是开打时间，一直众说纷纭，有说是公元前222年，有说是公元前221年，也有说是公元前219年，还有说是公元前218年。其次是领兵的主帅，有说是屠睢一人，《淮南子》称“秦皇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与越人战”，并无其他将帅的名字；也有说是屠睢和赵佗两人，《史记》便称：“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似乎赵佗的地位比屠睢还高，排在前面。

另一个疑团是，这五十万秦军，到底是正规军，还是由贱民、罪犯组成的杂牌军？秦国到底有多少正规军？秦始皇二十二年（前225），王翦领兵伐楚，发兵六十万，他自称“今空国中之甲士而专委于我”，也就是说秦国全部兵力也就六七十万，打楚国时已差不多倾巢而出了。伐楚之后，部分士兵已战死沙场，还要分兵驻守三楚之地。那么，它还有多少兵力可供征伐南越呢？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秦始皇“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有人据此推断，这五十万大军，并非荡平六国的熊罴之师，而是由“逋亡人、赘壻、贾人”拼凑的杂牌军。秦朝有“七科谪”之律，凡是罪吏、逃犯、倒插门、一家三代做商人或做过商人的人，都属于重利轻义的贱民，没有资格当军士，只能在军中做苦役，打仗时充当敢死队。但如果说五十万大军全是“七科谪”的罪犯和贱民，似乎也不太可信，秦始皇再看不起岭南，也不至于如此轻率，更没哪个将领敢带领这样一支七拼八凑的“散仔兵”，孤军深入，远征遐荒之地。

于是又有人分析，秦军的南征，可能分先后两拨，第一拨是屠睢，他的大军是正规军。后来屠睢败亡，任嚣、赵佗再率领以“逋亡人、赘婿、贾人”为主的援军南下，这是第二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屠睢、任嚣、赵佗的军队都是正规军，几十万“逋亡人、赘婿、贾人”，是战争结束后，才发往岭南殖民的。

但如果屠睢已发卒五十万，任嚣、赵佗再带来援军，战后复“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人数合计，又过于庞大了。因此，最大的可能是，五十万是所有南征秦军的总数，既包括了屠睢最初的兵力，也包括了任嚣、赵佗带来的补充兵力和战后谪徙的罪民。秦军不可能全是正规军，也不会全是贱民、罪犯的杂牌军。在广州的秦汉墓葬中，出土过三件雕有动物纹饰的鎏金铜牌，乃匈奴之物。可见这支秦军曾与匈奴作战，南下时把战利品也带来了。

秦始皇发动这场战争的动机，按《淮南子》说，是看中了“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未免贬低过甚；但如果说秦始皇很重视这场战争，也非实情：战争开始得很草率，后勤补给线几乎没有建立，还以屠睢这样一位性格鲁莽的人领军，劳师远征。很显然，一开始秦始皇没料到打南越有多难，用五十万人踏平南越，绰绰有余——尽管五十万之数，有相当水分，但大秦气势正盛，撄其锋者必死。在他的考虑中，战争结束后，把这批贱民留在岭南做劳力，开山垦壤，屯耕戍海，意义也许更大。

这些军人也清楚自己的身份，谪罪戍边，峻法难逃，他们的命运，早已注定，无论打赢打输，都回不了中原了。他们缺乏作战经验，士气也不是很高，长途跋涉，兵疲意阻，却遇上誓死保卫家园的越人。一场殊死血战，骤然爆发。

越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大型战争，他们的武器装备，都是为打猎准备的，与北方军队相比，显得窳隳不堪。但南征秦军的兵器，也不见得多好。1962年在区庄螺岗的一座木椁墓中，出土铜戈一件，上面刻有“十四年属邦工□（师）蕺丞□□□”等铭文。虽然文字细如发丝，磨蚀严重，但幸好关键几个字，尚能辨识。从铭文推敲，既称“属邦”，不避汉高祖刘邦名讳，当为秦军之物；“十四年”为秦始皇十四年，而秦军平定岭南，乃三十三年事。换言之，在“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的战争年代，这支铜戈，居然使用了起码19年。秦军的兵器，似乎也比较陈旧，不甚精良。

秦军的攻势，初时一鼓作气，凶猛异常，过惯和平生活的越人，猝不及防，被杀得鸡飞狗跳，雨零星散，西瓯首领译吁宋也被砍下头颅。但他们很快重新集结起来，举桀骏为新主帅。越人的武器装备虽不及秦军，但凭着天时、地利、人和，采取“游击战”形式，进行顽强抵抗。

越人的士兵，都是训练有素的猎渔高手，头戴羽冠，腰系羽裙，裸着古铜色的上身，赤着双脚，手持弓箭、短剑、钺斧、盾牌，守候猎物有着无穷耐心，猎物出现时，出手又快又狠。遇着秦军人少时，越人就擂响铜鼓，震天动地，几十艘甚至上百艘满载战士的船只，像箭一样，从水岸边的芦苇丛中，纷纷射出来，鼓噪前进，奋力砍杀，然后不等秦军反应过来，便迅速撤离。

越人的小艇，如鱼群一般穿梭于河涌汊流，神出鬼没，白天躲进深山密林，与虎豹狼虫为伍，晚上突然从暗处杀出，袭击秦军营垒，凿穿他们的楼船。当秦军闻警驰援时，越人又悄然隐进了漆黑的山林，或消失在河澳隈曲之处。秦军疲于奔命，无计可施。他们原以为征服南蛮，如热鏊翻饼，没想到打了两年，泥足深陷，连主帅屠睢也死于越人的箭镞之下。《淮南子》记载了这惊天动地的一役，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秦军付出了惨重代价才明白，越人并非一盘散沙的野蛮人，他们有着严密的军事组织和强悍的战斗力。相反，从高纬度北亚气候地区来的秦军，虽然占据了番禺、龙川等一些孤立据点，但在广大山野沼泽地区，却被打得晕头转向，受尽溽暑、咸潮、台风、蛇蝎、山蚂蟥、痢疾和各种“瘴疠”疫病的折磨，水土不服，粮食缺乏，忍饥挨饿之余，还要提防越人的袭击，时时胆战心惊。

秦军攻占番禺的主力是“楼船之士”，也就是舟师（水军），他们从北江顺流而下，攻入番禺。楼船是一种体型巨大的船只，大者一艘可载几百甚至上千士兵。然而，秦军南征要翻越湘粤交界的崇山峻岭，才能到达北江，他们不可能扛着楼船爬山，最大的可能是到达北江后，才开始制造楼船。在那么短时间内，像魔术一样，变出这么多楼船，说明秦军有非常高的造船技术和生产力。

屠睢占领番禺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建立舟师基地，一方面要建造新楼船，一方面也要维修保养旧楼船，保持舟师的作战能力。番山与禺山相交的湾澳区，山势不算陡峭，水面也够宽阔，是兴建大型船坞的理想地。

明人黄佐编纂《广东通志》，记载了一件奇事：“嘉靖戊午十一月，广州城隍庙后五丈，有大榕树，颓朽久矣。其根下壤又丈余，有穴，道士扣之，其声洞洞然。曰：中必有藏物。发之，得桬木板数十片，皆两两相对立，多不可数，且近神像，乃封之。盖唐宋以来完缮橹板干也。”时城隍庙位置与今天相同，在中山四路北侧。这是古文献首次记载在中山四路附近发现古代的“桬木板”，两两相对排列，数目“多不可数”。黄佐推断这是“橹板干”。

在嘉靖戊午年过了四百多年后，即1974年，考古学家在中山四路城隍庙旁，发掘出一个规模宏大的秦代遗址，深埋在地表下5米之处。这是一个建在河滩上的造船工场。三个船台平行排列，呈东北—西南走向，南面是一片木料加工场。已揭开的第一、二号船台结构相当完好，长度在88米以上，由两行平行的大木板组成滑道，下面用枕木垫承，可以使受压面积较为均匀，避免局部下沉，使船台保持平稳。滑道上竖立着架承船体的一对对木墩，木墩的间距可以调整，这样就可以制造大小不一的船只。这种技术，直到近代船厂仍然在广泛运用。

这个工场至少可以制造船身宽5～8米，载重25～30吨的平底木船。遗址上还发现了秦至汉代的铜钱，年代最晚的是汉文帝四铢半两铜钱。对船台枕木进行科学鉴定，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240±90年，也就是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时代。

人们迄今还没有发现过秦代的木船，但在出土的南越铜鼓上，最常见的图案就是船纹，说明造船业在当时是一个兴旺发达的行业。惯于“水处舟行”的南越人，应该有很不错的造船技术，不过当时与秦军正处于交战状态，这个船坞，不会有南越工匠参与，它只反映了秦军而不是南越的造船工艺。

船坞的建造年代，有考古学家推测，应该是屠睢死后，“尉佗将卒以戍越”时修建的。但更有可能是屠睢兴建的，他在岭南转战数年，楼船是秦军最重要的作战工具，需要不断补充和维修保养，而“尉佗将卒以戍越”时，战争已近尾声，反而不那么迫切需要了。战争结束后，船坞甚至废弃不用了。船台上的滑道和枕木的棱角还很分明，据此可以推测船台使用的时间不会太长。

考古界一直有不同的声音。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不是造船工场，而是秦代的一处木建筑遗构，因为秦时这里离江边已有一段距离，在这里建船台不合情理。

考古学家把遗址拍了照片，做了模型，跑去请教造船工人：“这是不是造船的船台？”工人问：“有没有发现木炭和小木片？”考古学家忙不迭回答：“有有，不仅有很多木炭屑、小木片，还发现了铁凿、铁锛、铁挣凿、木垂球和砺石等工具。” 工人挥挥手，不容置疑地说：“肯定是造船遗址了。别的行业不会有这种现象。”但这依然未能说服质疑者。争了几十年，还在继续争。历史的迷人之处，恰恰在于它有多种的可能性，供人探索。这个秦代遗址在试掘后，暂时用河沙填埋保存。

屠睢被杀，秦始皇赫然震怒，碾平岭南的决心，更加迫切。他意识到从大庾山入越地，困难太大，补给问题难以解决，屠睢就是吃了这个亏。越地“非水不至”，因此秦始皇不惜动用十万军工，开凿灵渠，使长江的船只，得以由湘江，过灵渠，入漓江、桂江，再转入西江，顺流东下，直达番禺，载重万斤的大船，也可以轻松行驶。水路的开通，大大减低了运输成本，保障了秦军的后勤补给。秦军改以任嚣、赵佗为主帅，收拾屠睢的残兵败将，重新准备舟楫，缮置军器，择日星驾席卷，大举南犯。

任嚣入越之前的经历不详，赵佗是恒山郡真定县（今河北正定县）人，两人应该都是惯战能征的骁将。由于粮路畅通，飞刍转饷，源源不绝，秦军的战斗力大增。经过“三年不解甲弛弩”的苦战，终于底定岭南大部，消灭了越人有组织的抵抗。部分不肯臣服的越人，退入了广西的崇山峻岭之中，成为后来的僮族（壮族）。《粤西丛载》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都把僮族归入“古越人”之列。但也有人说，瑶族才是广西原住民，《明史》便称僮族是大元至正年间（1341—1368）才从湖北迁入广西的。其实，所谓僮族、瑶族之说，和越族之说，大同小异，大抵是基于秦汉文化优越感的想象。(www.daowen.com)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岭南终于正式划入大秦版图，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南海郡的范围，东南临海，西至今广西贺州，北接南岭，包括今粤东、粤北、粤中和粤西部分地区，下设番禺、博罗、四会、龙川四县。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县令，共守越地。按照秦制，郡设守、尉、监御史，守是行政长官，尉是军事长官。由于岭南远离中原，秦始皇感到鞭长莫及，所以授予任嚣较大的权力，岭南三郡都没有设郡守，最高长官就是任嚣，对辖地实行“军管”，所以《晋书》说他是“东南一尉”。

任嚣最初在武水泷口万人城设郡治，黄佐在《广东通志》中说：“秦南海尉署始于任嚣，居泷口西岸万人城”；后来把治所迁到番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秦以任嚣为南海尉，初居泷口西岸，俗名万人城……既，乃入治番山隅，因楚亭之旧……俗谓之任嚣城。”番禺的任嚣城，位于今仓边路以东至芳草街以西之间。

广州自此成为岭南政治中心。后人把公元前214年，定为广州建城之始。具体日子不可考，但根据广州的老传统，农历七月二十四日是城隍诞辰，这一天也就是筑城纪念日。

许多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任嚣为什么会看中广州这块地方呢？其实比任嚣更早看中这里的是屠睢，甚至在屠睢之前，越人在这里可能已有一定的经营了。屠睢在海边兴建大型船坞，显然是准备把这里当作一个政治、军事枢纽来经营。但他低估了越人的反抗，结果在战争中赔上了性命。

水与山是选择城址的两大考虑要素，水的选择尤为重要。大部分的重要城市，都是建在海边或大江大河的出海口，这并非偶然。水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而且从古到今都是人类互相联系的纽带，即使在火车、飞机发明以后，船运仍然是成本最低的运输方式。因此，依水而建的城市，总是特别兴旺。

古人选择城址，除了要考虑军事、经济、交通因素之外，还涉及风水学、气候学、方位学等学问。通常言风水者，以山南为阳，水北为阳。城池尽量建在山的东南面，西北倚山，东方开阔向阳，有利于大治。山是建城的另一个要素。用古代堪舆家的话来说，任嚣城位于白云山与珠三角平原的结穴之处，吐唇之地，山水兼具，阴阳平衡。西北面是气势磅礴的越秀山、禺山、番山，再远处是白云山，更远处是大庾岭。山势自粤北逶迤而来，一脉相连，一气呵成。

所谓“百尺为形，千尺为势”，越秀、禺、番三山为“形”，白云山为“势”，形势兼具。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写道：“昔人尝以尧山及番禺为三山，与五岭并称。今尧山莫知其处，疑即粤秀也。三山之脉，自白云蜿蜒而来，为岭者数十，乍开乍合，至城北耸起为粤秀，落为禺，又落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长城，势至珠江而止。”屈大均由此得出结论：“广州背山面海，形势雄大，有偏霸之象。”从科学的角度看，山地有利于调节地区的气候，有利于水的聚集与流动，从而使动植物资源更加丰富和多样化。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广州的山水形势，都是得天独厚的。

广州虽然依傍珠江，但太近大海，经常有咸潮出现，人们的饮用水源，主要靠白云山的蒲涧泉水，相传味甘冷异于常流，饮之有金石气。宋人苏轼在《蒲涧》诗中，描绘了水势的奇雄，有“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之句。溪水奔流而下，经濂泉一泻出山，名为甘溪。甘溪注入金钟塘后，掉头向南，名为文溪，经上塘、下塘绕过越秀山麓，分为东西两支，汇入珠江。东支为文溪主流，仓边路就是昔日的水道；西支为文溪支流，即今吉祥路。西支在越秀山脚再分出北津溪，向西汇入兰湖（今流花湖一带）。

蒲涧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仙气。相传秦时山下有一条小村，乡人郑安期为了给乡亲治病，上山采药，在蒲涧找到九节菖蒲，不料却失足堕岩，被仙鹤救走成仙。白云山至今还有郑仙岩。人们把七月廿五日定为“郑仙诞”，每年这天都会有人到蒲涧洗浴，然后端坐石上，等候登仙，当然每次都是失望而回。明人陆渐逵的诗叹道：“九节菖蒲生涧烟，人传此地驻飞仙。何当共觅安期迹，数到秦皇汉武年。”

正因为这优越的地理环境，历代统治者，对广州的“王气”，都心存忌惮。秦始皇曾听信风水先生之说，认为广州有“黄云紫气之异”，龙脉在越秀山与白云山之间，便下令秦军去凿开一个二十几丈的大口子，状如马鞍（至今留下马鞍山地名，在云台花园附近），以断龙脉。据说开凿之时，地下“涌血数日”。负责凿地脉的，不出任嚣、赵佗这两人。

尽管如此，恐惧的心理，并未消除，直到一千多年后，明太祖朱元璋登基，仍然觉得广州有王气。为防异人出世，起猖獗之端，不利大明，他下令在越秀山上盖五层楼，安放罗刹像，以镇压南方的王气。

任嚣在广州建城，并无实物可证，它的具体位置，唯有依据古人的零星描述来推断。《唐垧记略》称“旧有城在州之东，规模近隘，仅能藩离官舍暨中人数百余家”，可见面积并不大，类似一个行辕。宋初人郑熊在《蕃禺杂志》记：“今城东二百步，小城也。始嚣所理，后呼东城，今为盐仓，即旧番禺县也。”宋代的盐仓在今仓边路，这里有一条宽阔的文溪水道，因此，任嚣城的西界，当在仓边路。

有人认为，任嚣城应该在南越王宫署遗址上，因为文溪东岸（今德政北路一带）地势较低，易有水患，任嚣不可能弃西岸的禺山高地不用，而选择东岸的低地。但当时西岸的船坞很可能还在使用，并未完全废置。任嚣城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城池，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军营，设在文溪东岸，可以同时起到保护船坞的作用。

也有人认为，任嚣城就建在原南武城旧址。被称为三大奇书之一的《读史方舆纪要》说，任嚣迁入番禺后，“遂增筑南武城，周十里，号五羊城”。秦制以六尺为一步，三百步为一里。但这种说法，同样有不少争议，因为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南武城，本来就歧见纷纭，如果南武城都没有，“增筑”一说，从何谈起？

凡涉及秦、汉时的广州文物，由于历史久远，信史阙尔，所以为数不多的文献，几乎一字一词，都会引起争议。比如1952年西村石头岗的秦墓，出土的一件盖面烙有“蕃隅”二字的木胎漆盒，就是这一时期的遗物，于是有人声称，这是“番禺”在秦时的写法，汉代的“番”字已去掉了“艸”的部首。但也有人说，漆盒上明明是个“隅”字。“番禺”与“蕃隅”不是一回事。一般认为番禺之名，来自番山和禺山，番字无藩属之意。但“蕃隅”却可以解释为藩属之隅，意思完全不同。事实上，“蕃” 字在汉代以后很长时期，仍然使用，可通“番”与“藩”，如广州的“蕃坊”，读音与“番”亦不同。有人提出另一种猜测：“番”为蛮夷，“禺”是地区，番禺是指“蛮邦”；但也有人反驳，认为番禺与上述各种解释都不相干，是古越语“盐村”的意思，广州曾经是产盐区。

人们各抒己见，议论横生。但无论如何训诂，任嚣建立在番禺的“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这是可以肯定的。它更像是南海尉的辕垣，称“寨”更为合适。

在这座范围不大的城寨里，驻扎着任嚣的卫队。按照秦制，校尉的卫队，可达千人，以任嚣城寨的规模，恰好容纳得下。深秋时分，城寨内外，旗帜飘飘，戈钺如林。营垒的西边，是屠睢建的大型船坞，黑乎乎的船台轮廓，耸立在余霞返照、残月衔山之间，显得无限苍凉。东边是岗丘起伏的荒野，秋霜满地，战马咴咴，刁斗相闻。四面不见平民百姓的屋舍，不见稼穑桑麻，没有人捕鱼，没有人打猎，那些从大海彼岸划着船来交易的人，也因战乱而消失无踪了。

这种死寂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岭南也没有恢复过来。几十万的秦军，永远留在了岭南，留在了桂林、象、南海三郡。万水千山迷远近，不知乡关在何处。年老的解甲归田，死了就在当地掩埋，连尸骨也回不了家乡；年轻的被分派到各地屯守，有的被派去粤北山区，承担艰苦的劈山开路工作。这是中原人口第一次大规模南迁。

越人对这些入侵者恨意难消，远远看见都要绕路走；而秦军对越人也深怀衣袽之戒，不敢稍懈，生怕单独外出时，后脑勺会冷不防挨上一棍子。加上双方语言不通，越人讲越语，秦人讲关中语，谁也听不懂谁的话；生活习惯差天共地，越人吃稻米鱼鳖，秦人吃小麦，闻鱼腥而欲呕。在这种情形下，双方很难建立正常交往，更谈不上互信。

症瘕很快就凸显出来了。秦军既已绝了还乡之望，又融不入当地，怎么解决结婚生子的问题？几十万单身怨男聚在一起，就像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即位，赵佗立即给他上书，请求朝廷派三万名未婚女子到岭南，名义上为驻军缝补衣服，实际上是想解决官兵成家立室，传宗接代的问题。虽然三万女子，仍属杯水车薪，但至少让大家有个盼头。不料秦二世很小气，把赵佗的要求砍了一半，只准一万五千女子到岭南。这批女子是怎样到岭南的，史无记载，想象之中，搭载着一万五千女子的庞大船队，从灵渠驶过，也是一个壮观的场面。

有人一本正经地计算：一个妇女可为五个军人缝补衣服，赵佗要求三万妇女，也就意味着秦军有十五万人。这种思维方式，有点钻牛角尖。中国古人写史，往往不注重数字的准确性，而更在乎它的文学气势，“五十万大军”“十万军工”“万五妇女”，其实都不具有统计学的意义。

一万五千妇女与数十万秦军，无论是为了结婚生子，还是为了缝破补绽，都不成比例。更多中原军士，虽然不情不愿，但最后还是要被迫走出自己的“方言岛”，学着与当地土著交流，学着吃蚺蛇，学着唱越讴，学着和土著妇女谈情说爱；同时越人也向他们学北方的“雅言”，学中原的夔龙礼乐。他们在交往日多，互相熟悉起来以后，才发现对方并不是那么可怕，戒心逐渐放下，隔阂也慢慢化解。久而久之，中原人与南越人的血统，便混在一起了，他们就成了广府人的祖先。

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中原再度陷入大乱。有星卜家称，五星会于东井，东井为秦分，南斗为越分，两分相背，乃秦亡越霸之象。任嚣听了不禁怦然心动。岭南虽然奉大秦为正朔，但任嚣自掌管岭南政务后，才深切体会到，岭南和中原，天南地北，异习殊俗，完全不是出兵前想象的那样，死搬硬套中原那一套，根本行不通。但朝廷里发号施令的人，不会明白这一点。因此，当陈胜、吴广起兵后，任嚣便动了借星象之说，自立门户的念头了。

腹案还在酝酿之中，任嚣却忽然患上重病，药石无效。他自知不起，便匆匆把赵佗从龙川召来，吩咐后事。任嚣对赵佗说：“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叛秦相立。南海僻远，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秦新道以自备，待诸侯之变。会病甚，不能有所为。”他把郡尉的印绶托付给赵佗，然后，说了一段在他一生中最为著名的话：“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这段话，被后人引用了无数次，足以青史留名。

任嚣不久便病逝了，遗体葬在城西，有人说就在解放北路迎宾馆，还凿凿可据地指出，宾馆里某个隆起的土坡即是，但并没有实物可证，只能聊备一说。赵佗从龙川迁到番禺，继续驻剳任嚣城，人们改称为赵佗城。作为郡尉的继任者，进驻原来的郡尉官署办公，是理所当然的。顾祖禹说：“及赵佗代嚣，益广嚣所筑城，今谓之赵佗城。”清人梁廷枏在《南越五主传》中也说：“（佗）既代其官，宜即居其署。”因此，所谓赵佗城、任嚣城，其实最初是同一处，只是叫法不同而已，任嚣时叫任嚣城，赵佗时叫赵佗城。赵佗接篆后，开始紧张地准备兴兵，亦无暇去建造新的官署。禺山上的南越王宫署，是若干年后才兴筑的。

赵佗决心履践任嚣遗愿，星夜驰檄横浦、阳山、湟溪等各处关隘守军，断绝入粤新道；在曲江以北、乐昌西南两处修筑城寨，深沟高垒，紧扼“战守必争之地”，以防北军入侵；撤换各县不愿追随的官吏，换上自己的心腹；大兴马步三军，长驱直入，扫荡桂林郡、象郡，尽括三郡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