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
里希特戏谑般的自相矛盾的形象，通过使观众的目光与他们的目光保持一致，巧妙地回避观众的目光，将肖像画的表现力推向极致。
如果一幅肖像否认自己的存在会发生什么？当一件艺术作品（顾名思义，也即表达对象）拒绝表达自己时，还剩下什么呢？答案就是《贝蒂》，当代艺术中最有趣的画作之一。德国艺术家格哈德·里希特创作的这幅《贝蒂》，对事物的看法与之前的任何肖像都有所不同。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并不知道《贝蒂》看到了什么。突如其来地扭了一下头，以至于她的视点既与我们的观点融合也阻挡了我们的观点，画中人物看不见的眼睛永远消失在她身后朦胧灰白空间中。无论这烟灰色的虚空是字面意义上的（远处一堵灰蒙蒙的墙壁），还是比喻意义上的（一种内心晦涩的表现），它都是将里希特的油画蒙上了一重不祥神秘感的窘境。
画像模特的笨拙姿势，对于一幅肖像画来说，极为反常，如此一来，她永远不会真正成为我们目光的明确焦点。她在构图中的突出地位使我们永远看不到她所关注的东西，令人矛盾的是，这同时也使人确信，她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目光的焦点。人们最终承认，这幅画既不是关于这个心理上缺失的主题，也不是关于其他任何东西。《贝蒂》与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著名的《雾海上的漫游者》不同。弗里德里希这幅作品画面是画中人物在高处所见的全景，而里希特这幅带有迷惑性细节和照片般清晰的画作将我们带入画面又将引到视界之外。除了画框的消失点，无论是什么（或者是谁）让《贝蒂》转过身来（分散了人们对画中模特期望的恰当注意力）都会就像她现在一样难以捉摸、无法理解。由于无法参考传统肖像画的关键因素（面部特征和艺术家的一些人相表情技巧），我们永远与画中主角处于神秘互动的边缘地带，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在这出戏中扮演什么角色。
十一年前，贝蒂还是一个年轻女孩时，里希特给女儿拍摄了一张照片，1988年他根据该照片创作了这幅著名的肖像画。学者们认为，贝蒂身后的弥漫性灰色可能是源自里希特称之为“单色”的早期抽象系列作品，这些画作将感觉置于视觉之上，也即，应用颜料的触觉置于视网膜对形态的可辨别性之上。因此，在《贝蒂》的冲突意识中，里希特设法将他过去20年来一直在研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无论多么隐晦）融合到一个画面上：眼前的照相现实主义和远处的抽象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画中人物向后扭头的姿势可以解释为艺术家意识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意识入侵时的回头张望，由此，这幅画将自身困在无限地自省之中。
格哈德·里希特《贝蒂》（1988年），布面油画，102厘米×72厘米
《贝蒂》红色帽兜细节(www.daowen.com)
这种奇怪的自我对峙通过女孩贝蒂的有利条件在视觉上发出无声的宣言，这点尤其令人着迷。里希特自己的成长过程本身就非常残酷，充满了矛盾。他还是孩提时代，他的家乡德累斯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被盟军的轰炸摧毁，战后，里希特在苏联控制的东德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他被迫用一种民族主义的忠诚替换另一种观念：一种极端对立的社会政治观点。事实上，多年以后，他会发现自己同时被照相写实主义和抽象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吸引，在这种背景下，这一事实就变得不那么令人惊讶了。他生来就极度矛盾。
然而，即使《贝蒂》的眼睛拒绝与观众交流，她扭转的目光与观众的想象力有着如此强烈的联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2001年，《Frieze》杂志对艺术家、画廊老板和博物馆馆长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他们认为只有安迪·沃霍尔的丝网印刷品比里希特的《贝蒂》更受欢迎。《贝蒂》是一幅可以带回家挂在客厅墙上的作品。与里希特的画作并列第二的是老彼得·勃鲁盖尔的《雪中猎人》。这幅画的场景非常迷人，粗略一看，从其阴冷、童话般的氛围隐隐可以窥见《贝蒂》的魅力所在。与勃鲁盖尔画作的冬日场景联系起来，从贝蒂颈脖下垂的红色帽兜（“眼钩”）可能与民间传说有关。
1939年，里希特与他画中女儿的年龄相仿，国家社会党拍摄并发行了一部电影，对经典童话故事进行了令人反感的重新诠释。它的主要内容是对《小红帽》的故事进行改编，大肆鼓吹反犹太思想，影片中，一名纳粹分子从披着狼皮外衣的犹太人手中拯救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女孩。无论里希特是否曾经意识到这种怪诞的改编并对此做出反应，但画中戴着红色帽兜的贝蒂惊愕（甚至恐惧）地扭头张望的样子，仿佛置身于危险境地，对外界充满警惕。也许里希特不可捉摸的肖像画的魅力在于，经历浩劫之后画家坚定不移地认同，从现在开始，在阴暗图谋的神秘森林中，我们都有点焦虑：我们从未真正了解我们面对的是谁，面对的是什么。
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雾海上的漫游者》（1817年），布面油画，94.8厘米×74.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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