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

作为一道回荡节律的屏障，斯库利的绘画堡垒以一曲大胆的新视觉音乐与过时的极简主义精神遥相呼应。

伟大的艺术令人烦躁不安。它像一根琴弦把我们连接起来，拨动着我们的灵魂。它的深处发出无声的音波，渐渐侵蚀它周围的世界。经过精心调试，精湛的艺术校准了我们在宇宙中的感官体验，并度量生命在无声的色调和半色调疆域的无形振动。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很少有作品能够像肖恩·斯库利的《后与前》那样有力表现出艺术的哲学焦躁感。这幅巨型多画屏作品就像一块令人费解的传声板，横亘在艺术家和外部世界之间。画屏幅长为6米，在其护栏的顶部上升到近2.5米的高度，简洁有力的作品在上空回响；它的顶部边缘宛如立体声音响跳动的频谱音频显示屏，欢快自由地跳动。

作为一个艺术意图的宣言，《后与前》在很多方面都是斯库利的声明性绘画，它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是让抽象主义找到了突破性创新方法的重量级宣言书。英国艺术家吉莉安·韦尔林（Gillian Wearing）将《后与前》称为“打破极简主义绘画困境的作品”。斯库利是爱尔兰人，后来在英国生活并走上艺术道路，1975年来到了纽约。该作品由11个不同尺寸和不同比例条纹的独立面板组成，融入了纽约不知名的天际线和城市景观。与此同时，这幅画表现出个人牢不可破、团结一致的夸张意象：仿佛一群抗议者步伐一致地前进，或者是即将唱响劲爆歌曲的桑德海姆街头某个切分节奏乐队。

2016年斯库利说过的一段话证明了作品鲜明的音乐性。“《后与前》原名为《四个音乐家》。”他说：

这幅作品是向我的朋友巴勃罗·毕加索致敬，他画了《三个音乐家》。 我认为三幅画屏或三个人物并不足以支撑我的画作，所以我决定称之为《四个音乐家》。它保持这种状态，左边的前四个画屏并排锁定在一起。然而，然后，我慢慢添加了更多的画屏，然后又加上更多的画屏……好像越来越多的音乐家加入我们初具规模的乐队。为了让它变得更恢宏，它变成了七位音乐家、九位音乐家，然后是十一位音乐家。最后，经过漫长的思考，将其重新命名为《后与前》。

肖恩·斯库利，《后与前》（1981年），布面油画，243.8厘米×609.6厘米(www.daowen.com)

巴勃罗·毕加索《三个音乐家》（1921年），布面油画，201厘米×223厘米

毕加索的这幅作品，以忠实的立体主义风格，大胆地将人体形态分解为形状的芜杂以及纹理和色调的密集乐谱。斯库利则将人体进一步剥离，只留下纯粹节奏的视网膜反射——不是从三重奏的想象编曲中迸发出的节奏，而是吸纳这些声音后疾速膨胀的身体节奏。《后与前》是狂喜自我的放大投影。

《后与前》里第七块画屏中“回纹”细节

尽管这件作品努力将自己的物质性超出类似于声音模式的脉冲非物质性，但其本身仍然是一种可感知的结构：一个工匠精心制作的手工作品。虽然视觉之耳可能会屈服于《后与前》未曾听闻的旋律和诱人的节奏（这是一种无法证明的视网膜音符精确排列的逻辑），但我们的目光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在拨动作品复杂编排中的某根特定的弦。我们的目光被每个画屏整齐划一的垂直和水平条纹迷住了，突然停留了第七个画屏（作品中最宽的一个画屏）上意想不到的即兴重复段，这个画屏的浅棕色和深棕色交替弦线与毕加索《三个音乐家》中心回响的吉他琴颈的两种色调完美同步。

斯库利的多弦线画屏纵向三分之一处，有一个微小的裂缝或若隐若现的接缝、一道水平走向的细微回纹，这是该画的人手创作的证据。这个细微的回纹（所有画屏中唯一的折边）不但没有打断作品的优美旋律，反而确保斯库利作品的整个八度音阶可以分割成完美的十二个半音，而不是十一个。那道回纹（我们的目光不可避免地下意识弹拨）将作品从对事物的虚幻渴望中解脱出来，从而沉迷于以灵魂倾听无声音乐的身体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