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

就像一张秘教塔罗牌，卡罗的戏谑性自画像充满了她自己的隐秘发明的晦涩符号——一种不断超越我们想象力的思维方式。

伟大艺术的秘诀在于它的讳莫如深。它始终半遮半掩，让人看不清它的庐山真面目。可将本书罗列的作品想象成一副叠放的纸牌，或者千里眼的邪恶纸牌（译者注：典出艾略特《荒原》）。每幅画作都像“倒吊人”或“宝剑五”一样，可以无穷无尽地进行解读和重新解读。每幅作品依次呈现在你面前，就像由一直无形之手分发的神秘塔罗牌。想要深刻理解每幅作品不断变化的意义，需要耐心和神秘主义者的敏捷思维。例如，考虑一下我们的下一张通配符：一张神秘的“扑克脸”，它是一幅画作，我们对它的了解流于表面意义。

乍一看，由墨西哥艺术家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的《戴着玫瑰项链的自画像和一只蜂鸟》，是一个不幸征兆的连锁反应，就像一面四分五裂的镜子。卡罗在她的一生中创作了近50幅自画像，这是其中一幅。这幅作品向观画者投掷了一大堆命运乖蹇的符咒：从目光锐利的黑猫（传统文化中厄运的象征，它在艺术家的左肩后弓着身子，毛发直立）到扎入卡罗肌肤、宛如荆棘之冠的项链。引发基督的受苦，而不是基督的救赎，卡罗背上的猴子勒紧贴颈项链，消极情绪久久不散。

在绘画中，即使表面上看是积极的意象也在这幅画中被赋予了一种不祥的扭曲。例如，通常寓意好运的蜂鸟，画中似乎也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它那张开的僵硬翅膀从荆棘上垂下来，就像一只负累般的吊坠挂在卡罗的脖子上，给人一种窒息感。艺术家头上停栖着一对蝴蝶（通常来说象征着重生），随时准备展翅飞翔。但是每只蝴蝶的飞行路线均受阻于一种奇怪的杂合生物（部分是蜻蜓，部分是花朵），它们悬浮在中途，挡住了蝴蝶想象中的飞翔。美国有个可怕的民间传说，据说蜻蜓是“魔鬼缝衣针”，它们会恶魔般地缝合孩子们的嘴唇和眼睛。在这样的侵袭下，被围困的蝴蝶突然从希望的预兆转变为卡罗所经历的无形和无言痛苦的残酷化身（卡罗怀过两次孕，均以流产告终）。

从表面上看，卡洛的绘画似乎是一种不断收紧、在劫难逃的套索——一轮冉冉升起的恶月。然而，仔细观察，会发现艺术家用了一种巧妙含蓄的符号，将画作转变为喷薄而出的坚毅和勇气的象征，从而摧毁企图侵蚀其作品的不祥之兆。与在她身边喧嚣着博取关注、一盘散沙似的灾难性预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安静沉着的恢复性秩序象征以双扭线（或无穷大符号“∞”）的形式主宰了画面场景，在卡罗的头部和谐地编织，宛如一个几何光环。紫色布料在艺术家头部构建（从而回应无数中世纪的圣母玛利亚表现形式）并编织成了头发，使艺术家和头发融为一体，这个符号插入到肖像画中，营造出了一种数学式的平静氛围和不可分割的秩序。

弗里达·卡罗《戴着玫瑰项链的自画像和一只蜂鸟》（1940年），布面油画，61.2厘米×47厘米

弗里达·卡罗《戴着玫瑰项链的自画像和一只蜂鸟》头饰细节(www.daowen.com)

由于存在双扭线，卡罗作品中互不退让的迷信观念带来的混乱得以消解。但是这个符号不仅没有驱散其画作中的超自然现象，反而大大彰显了其潜在的神秘主义，冷静地展示艺术家深藏不露的王牌——她自己不屈不挠的力量，从而战胜艺术家脸上的其他预兆。卡罗头上，双扭线蜿蜒曲折，蝴蝶翅膀漂浮其上，一览无余，卡罗可以让观画者将她的这幅画作与塔罗牌中人尽皆知的“力量”（秘教大秘仪塔罗牌第八张）的牌义联系起来。15世纪版本的塔罗牌中，最初“力量”牌被称为“坚毅”，上面有一个戴着鲜花的女人，冷静地驯服狮子，头顶上方浮现着无穷大符号“∞”。

对于卡罗的同时代人，尤其是法国艺术家和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安德烈·布勒东，塔罗牌是灵感的重要源泉。1938年，也即卡罗画这幅自画像之前两年，布勒东结识了卡罗，并且对卡罗的作品赞不绝口，认为这位女画家的想象力与自己颇为契合。在卡罗的绘画中，由无限符号表示的力量标记作为一个关键的活结，将现实领域与纯粹的想象和纯粹的信仰联系起来。虽然布勒东热衷于声称卡罗是自己创立的超现实主义流派的门徒，但卡罗并不认同，她坚信自己的作品自成一派。她曾经说过：“我不知道自己的画作算不算超现实主义，我只知道，这些画作都是我自己最诚恳的表达，绝不屈从任何人的判断或偏见。”

卡罗的作品既不是从这个世界的斗争中抽身而出，也不是对精神奥秘的否定，它是这两个世界、两种倾向之间的半透膜。这幅画心头充满悲悯，让你明白“你手里握着一把烂牌”，正如鲍勃·迪伦在《一连串的梦》中所唱的那样：“除非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

大秘仪塔罗牌第八张“力量”（Strength）

奥斯卡·多明盖茨《Freud，Mage de reve-Etoile》（1941年3月），1943年出版的马赛塔罗牌草图，墨水、铅笔和水粉，27.1厘米×17厘米
同年弗里达·卡罗创作了这幅自画像。当时有一群超现实主义者，包括奥斯卡·多明盖茨、马克思·恩斯特、安德烈·马松和超现实主义运动创始人安德烈·布勒东（他相信卡罗的想象力与他们契合），开始动手设计一幅新塔罗牌，卡罗的自画像正是对塔罗牌牌义的一种呼应。

杰克逊·波洛克《一：编号31》（1950年），布面油画和珐琅漆，269.5厘米×530.8 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