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

达利所处的时代，痴迷于相对论和潜意识等新兴科学领域，达利对液化时间的描绘，正是这个时代的象征。仔细一看，这也是对战争恐怖的难以忘怀、深受困扰的注解。

忘记爱因斯坦。忘记弗洛伊德。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是什么使萨尔瓦多·达利的《记忆的永恒》（1931年）中的熔化手表成为如此强烈的象征，就要将科学和精神分析的橱柜关上，而通过另一个文化储藏柜翻找。长期以来，艺术史家和这幅著名绘画的大众崇拜者一直认为，这幅作品中的液化钟表是开始扭曲世界思想的新理论的体现。毕竟，创作这幅画的年代，德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革命思想各自改变了普通人对诸如时间、空间和潜意识等基本概念的思考。然而，达利本人仍然对任何这种联系的本质都保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并坚持认为非凡技巧比前沿理论更有价值。

达利并不想把爱因斯坦新兴的相对论概念从他的作品中排除出去，或者，正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童年记忆对成人自我的持续影响，达利认为，正是这种自感卑微的东西——看到一大块融化的奶酪——激发了他的灵感。达利说：“要相信萨尔瓦多·达利著名软表只不过是时间和空间中温柔、奢侈和孤独的偏执狂Camembert（一种法国软质乳酪）。”他坚持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后来习以为常。达利极力彰显自身的高度文化修养，在这方面有些偏执。他小心谨慎，唯恐忽视蕴藏在其作品表面之下的深刻震撼。同时向弗洛伊德（“偏执狂”）和爱因斯坦（“时间与空间”）致意，这位童真未泯的艺术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构思其作品。

达利透露他选择的奶酪是Camembert，也可能是一时失言（Freudian slip，也可指“弗洛伊德的信徒”）。这是一种“招供”，表达了他无意识的意图，而不是他的本意。Camembert奶酪最初（1791年）是由诺曼底的一位挤奶女工生产的（同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王室成员逃离巴黎），它散发着自己的文化内涵，并与法兰西共和国的诞生息息相关。事实上，根据《Camembert：国家神话》一书的作者皮埃尔·博伊萨德的说法，就在达利创作《记忆的永恒》三年之前，法国前总统亚历山大·米勒兰于1928年4月为这种奶酪创始人玛丽·哈瑞尔的雕像献词，将Camembert“拔高到国家象征的地位”。Camembert在法国意识中的突出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进一步稳固，当时它作为主粮被送入战壕，让部队养精蓄锐，捍卫国家主权。

《记忆的永恒》中局部的枯树和软表(www.daowen.com)

达利将钟表与自由的有力象征相糅合，可能创造了一个比评论家所欣赏的更为复杂和神秘的隐喻。在这样的背景下，熔化的手表不再是对开拓性科学思想的赞誉，更多的是对珍视之物渐渐溜失的哀叹——文化理想的蹒跚残骸，其时间已在一个荒芜的地方耗尽了。有一块没有变形的红色钟表，上面爬满了蚂蚁，强化了腐败和腐烂的感觉。许多评论家所认为，这些时间和自由的复合符号中，在画作的中心，有一个在画中被扭曲、疲惫的艺术家自画像，死气沉沉，分崩离析，表明了在我们目睹的文明悲剧性消亡中某种程度的自我暗示。

这幅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1936年西班牙内战开始之间紧张的间歇时期创作的，在战争的夹缝中徐徐展开。可以说，这幅画作的真正内涵并非表现达利对科学和潜意识的迷恋，而表明他对生命毁灭和自由丧失的态度的是另外一些作品，例如《内战的预兆》（1936年），才真正蕴藏了这种迷恋。创作了这幅作品之后，达利被指控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与左翼超现实主义者产生冲突，被逐出了这一阵营。也许《记忆的永恒》蕴含了作者对20世纪开始目睹的暴行的愤慨。画作左侧那棵摇摇欲坠的树，没有叶子，而且被截断了，只能承受一个卡门贝尔奶酪软表的重量，酷似弗朗西斯科·戈雅的组画《战争的灾难》之三十九中垂落残尸所悬挂的扭曲树枝。达利对戈雅这幅作品非常熟悉，有评论认为达利的《内战的预兆》就是借鉴了戈雅的这幅作品。这棵树（“眼钩”）同时呼应和掩饰了戈雅对人类互相杀伐的愤怒，将达利的绘画赋予了一种从未提及的政治和人道主义良知。

弗朗西斯科·戈雅《Plate 39 from The Disasters of War series》，1810年（1863年出版），蚀刻铜版画；画板15.5厘米×20.5厘米，裱框25.1厘米×34.3厘米

萨尔瓦多·达利《Soft Construction with Boiled Beans（Premonition of Civil War）》（1936年），布面油画，99.9厘米×100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