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5年—1510年)
尽管博斯对天堂、地狱以及两者之间的一切的标志性构想均以其疯狂的怪癖而闻名,但这幅中世纪三联画的意义取决于将最常见的物体大胆地放置在其中心。
如果你试图破译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的密码,却不得其解、让你抓狂,那就去寻找“鸡蛋”吧。没有哪一幅画比耶罗尼米斯·博斯复杂的三联画《人间乐园》更戏弄人,也没有哪一幅画能为寻找“鸡蛋”活动提供赏心悦目的风景。这幅木画板作品就像一扇装有百叶窗的窗户铰接了起来,展开时由3幅壮观的景象组成,依次代表伊甸园的幸福(左)、肉体的诱惑(中)和地狱的痛苦折磨(右)。
合拢时,左右面板嘎吱作响,进入三联画的中心,在背面涂上灰色(或“浮雕感灰色单色画”),露出宇宙在创造过程中悬浮的图像。由此形成了一幅动荡不安的作品,永远孵化以及取消孵化自身,意味着生命永无止境的诞生和重生。三联画关闭时所描绘的新生世界在其单色渲染中是非常诡异的,就像宇宙子宫的超声波一样。其想象的行星天体是半透明的卵细胞,它的内在生命仍在成形。展开三联画的两翼,让它们靠在铰链上摆动,就是为了打开作品,让世界敞开。
一旦展开两翼,三联画就向我们展示了压抑颓废的物质和精神轨迹,从天堂的纯真,到肉体的转移,再到永恒的惩罚,观画者沿着这个轨迹流连徘徊。从神话般的动植物到怪诞的体操,作品中充满令人眼花缭乱的细节,观看者需要非常沉静才能发现其中的叙事脉络。感觉到我们的目光需要以某种方式进入(并且离开)他的全方位视野的强度,博斯在肉体恶作剧的疯狂嬉戏中隐匿了一个“眼钩”。
为了找到神秘的密码,只需要从三联画的四个角(或者甚至是中央面板本身的那些角)绘制一个假想的十字架。也即:“鸡蛋”标志着博斯作品死亡中心的位置,为三联画的核心提供了清白纯洁的焦点。这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我们的眼睛可以快速撤退,未孵化的鸡蛋提供了持续的救赎承诺,仿佛在任何时刻围绕它旋转的肉体混乱可能会重新向心挤回先前存在的圣洁:罪恶之前的灵魂。这枚“鸡蛋”的形状很像眼睛,与我们四目相对,朝我们眨眼,用无瞳孔的眼神“勾住”我们。一旦发现了这个“眼钩”,博斯花园里的“鸡蛋”的枢轴点就成了他整个视觉旋转的震源地,把我们扔在地上寻找四处散落的许多破裂的贝壳,并从中爬出许多怪物。
《人间乐园》(1505年—1510年)画面中央未孵化鸡蛋的局部
耶罗尼米斯·博斯的追随者《鸡蛋里的演唱会》(1561年),布面油画,108厘米×126.5厘米
作为创造自己长期存在的空间,博斯对鸡蛋颇为迷恋,把“鸡蛋”预先藏在《人间乐园》里。这幅著名的三联画问世之后,一位博斯的追随者创作了《鸡蛋里的演唱会》,这幅作品被认为是根据这位荷兰艺术大师于1475年左右的草图创作的。(www.daowen.com)
如果有人怀疑这枚“鸡蛋”在博斯构想其迷人的宇宙设计时在博斯的想象中有多么重要,那就想想笨拙地蜷缩在地狱面板的中间偏右位置的这个奇怪造型。这个人物被艺术史家称为“树人”,被广泛认为是由生命之树(来自天堂面板)和艺术家的自画像的一个扭曲复合体,扭头看着我们。奇怪的是,博斯在这个超现实主义描绘中的身体既不是出生的也不是未生的,而是由一个废弃的蛋壳构成,其脆弱的膜将与孵化的生物分离。这个细节表明,即使在忘记了诅咒的时候,我们也随身携带着赎罪的工具。
艺术家们发现博斯的“鸡蛋”并破解其象征性代码的美学观念,得到了继续将其作品隐藏在脆弱的密码中的一些后来画家的认可。在《人间乐园》完成后的半个世纪里,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对Mad Meg(佛兰芒民间传说的一位农妇,她指挥一群女性掠夺地狱)的描绘,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博斯的异想天开,特别是鸡蛋状囊体在其混浊表面上的奇怪散射。在博斯三联画的最右边面板上视觉上类似蛋黄,勃鲁盖尔的《杜勒·格里特》(约1562年)放弃了博斯提供的任何暗示,只提供破损蛋壳的破损物品,从中不断孵化出新的怪物。
博斯的神秘鸡蛋代代相传,最终在西班牙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的恶作剧手掌中孵化,他在1937年的画作《水仙的蜕变》中放大了其难以理解的内涵。后来的一些艺术家孜孜以求,力图修剪将现实与神话、寓言与梦想分开的树篱的艺术家们;博斯的《人间乐园》为这些艺术家的想象力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由于它对潜意识的焦虑渗透,深受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杰安·米罗(Joan Miró)和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这样的超现实主义者的青睐。达利画作中捻弄胡须、稀奇古怪的手中有一枚“鸡蛋”,位于画面中心,暗指欣赏自己池中倒影的希腊青年垂头丧气的脑袋。这枚“鸡蛋”似乎破解了我们是谁的意识觉知以及在蛋壳下蠕动的新生知识之间的神秘障碍。
耶罗尼米斯·博斯《人间乐园》(合拢三联画:灰色单色画面板揭示宇宙在创作过程中悬浮,使我们能够透过它透明的外壳观看),(1505年—1510年)
老彼得·勃鲁盖尔,《杜勒·格里特》(约1562年),板面油画,115厘米×161厘米
萨尔瓦多·达利《水仙的蜕变》(1937年),布面油画,51.1厘米×78.1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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