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往往是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因为它集中了大量的非农业人口，而且有行政上或交通上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条件，便于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而农业发达的地区周围也必定存在城镇。

都城的经济中心地位就不仅仅是因为其优越的地理条件，而且行政上的强制因素往往能于短期内形成一个极为繁华的都市经济中心。

都城的建立意味着大量非农业人口居于一地。皇室宗族、官吏家室、屯驻的军队、专为皇室而存在的服务人员、专为城市正常运转而存在的服务人员，以及大量的流动人员，这么一个庞大的集团，有各方面的生活需求，这便刺激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刺激了商业繁荣的市区的形成。都城址的选择一般要考虑交通线便利与否，以便能以最廉价的运输成本使京城物资供应线畅通无阻，而都城的这种优越的交通运输条件则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与繁荣。都城是四方杂处的地方，亦是吸引四方商贾的地方。

在都城发展的早期，市并不是都城要素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在春秋战国以前的都城中，宫殿区、宗庙区、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是较为重要的，而市在当时则不被需要。《周礼》中所讲的营国规则中，提到了“面朝后市”，即市当在皇宫之北。《周礼》还提及周朝的市场有三种，贵族参加的大市在下午进行，商人参加的朝市在早晨进行，小贩参加的夕市在傍晚进行。《周礼》的记载不能完全当做实际的情况来看待，我们只能由此而知在《周礼》成书的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意识到市在居民生活中已占有一定的地位。《易·系辞下》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贸，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太阳升至天空正中时集市开始了，招致了各处的人们，聚集了四方的货物，互相交换各自所需物品。

从现有的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我们只能得知都城中的市最早出现在春秋早期。那时乡遂制度瓦解，“国”人已经分化，郭区已不是国人居住区域，成为官僚、地主、商人、手工业者的居住区了，而且手工业作坊和商店集中的市区已有相当规模。虽然宫城内也有市，但规模不大，主要是为官府和贵族服务。郭里的市区是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市区里商店林立，筑有围墙，设有市门，并有市官管理。市门每天早晚按时开关。热闹的市区，清早就有许多贾客等候市门开放，一到开放时间，就侧着肩争入市门，为的是交换到自己想要的货物。新郑故城（今河南新郑），有郭和郭门，郭门以内有大道叫做“逵”或“大逵”，大道上设有“市”叫做“逵市”。“逵”的意思是四通八道的道路。看来，最早的市是在交通便利道路发达的地方。

西汉长安共有9个市。西市6个，在雍门一带，这里是长安和渭水以北5个陵邑交通的要道，因而成为商业发达一区。横门道东为东市，近杜门大街，这一带是居民聚集之区，靠近洛城门的城外有很多为四方来客歇榻的邸客，故洛城门又称“客舍门”。当市观是西、东市的管理官署，又称市楼、旗亭楼，是多层建筑，屋顶上插有旗子。除了横门东西的9个市外，还有其他一些固定的交易市场。如覆盎门外，城南的明堂北面，还有专门供儒生们在每月朔望时相聚交易书籍、乐器和其他货物的市场。一般的市场往往建得重楼繁华，而儒生们的书市却无单壁片瓦，惟有数百槐树，相列为队，所以这里又称“槐市”。

北魏洛阳的西部是主要市区，有洛阳大市。史载周围有8个里。东面的通商、达货二里多是手工业者、屠夫和贩卖者；南面的调音、乐律二里是妙伎所居，以丝竹讴歌为业；西面的退酤、治觞二里以酿酒为业；北面的慈孝、奉终二里以卖棺、出租丧事用车为业，还有唱挽歌的，这是适应都城中举办规模较大的丧葬仪式的需要。另有准财、金肆二里，是富人居住的地方。这十里，多手工业者及商人，拥有大量资财，房屋都修建得富丽堂皇，多层楼阁，门庭豪华，各家开门窗相互有阁道相通，通过一层层阁道可相互看到对方。整个市区规划得井井有条。

东吴都城建业的里和市没有整齐的布局，但贵族的里和重要的市都设在御道以南的秦淮河流域，这是为了适应建业发达的水上交通。对于市的需求，富室豪贵比一般百姓更急迫些，所以贵族区与市区相距不远是不奇怪的。重要的市设在秦淮河北岸，是外部地区水陆交通最为便利的地方。市中有街道曰“隧”，四通八达，轻便的马车可以通过。市区还有大河，两旁是排列成行的商铺曰肆，建有高楼的大船也可经过。市中交易繁忙，有各方的货物。不仅有本地土产和江南地区的物产，还有来自交、广、南洋诸国的商品，包括果、布、琉璃、珠玉及象牙制品。由于交易兴隆，这里住有财丰巨万的富商，过着十分奢侈的生活。南朝建康的市在东吴原有的基础上大有发展。除已有的大市、东市、北市外，还有小市10多所，并出现了以交易一种货品为主的市，如牛马市、纱市、蚬市之类，说明当时有关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商品的贸易正在进一步发展。

唐长安城“市”的制度沿袭汉魏以来的体制，略有调整。东西两市分设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各占两坊之地，平面近正方形。四面围墙各开西门，内设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大街各两条，把全市划分为9个区。每区四面临街设置各种行业的店铺。中心区设有市署和平准局。环绕着东市和西市的“里”是人口较密集的居民区，居住着各种手工业者和商人，如东市南面的宣平坊有卖油者，升平坊的里门旁有卖胡饼的。东市西面的平康坊有卖姜果的，宣阳坊有缬铺，长兴坊有毕罗店。东市西北的崇仁坊有不少制造和修理乐器店铺。到唐代后期，东市还有好几家做雕板印刷业，已知有大刁家和李家。西市东面的延寿坊有卖金银珠玉的，被推为最繁华的地方，西南的丰邑坊有经营丧葬用品的。除了东西两市，唐朝还曾在其他一些地方设过集中交易场所，如城南的安善坊，曾在高宗时设中市，专门进行牲畜交易。

隋东都洛阳内有丰都、大同、通远三市。丰都市为东市，周8里，其内120行，3000多家店铺，规划统一，远远望去，屋顶齐整整地排列。街两旁种有榆树、柳树，沟渠相通。市区四面有400多个仓库，库中有大量堆积的货物。通远市因近漕渠，其内有各方的舟船舳舻来交易。隋时到洛阳经商的还有不少胡人，经营北市香行的社官安僧达、录事史玄荣、康惠澄等可能就是来自昭武九姓的安国、康国和史国的粟特人。因城内有不少胡商，所以市内建有波斯胡寺、胡袄祠、袄神庙。

唐东都洛阳有三市：北市、南市和西市。三市分别临近漕渠、运渠和通济渠，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北市东南的时邕坊，东北的殖业坊，西面的清化坊，都有旅馆或客舍。南市还有专卖书的店铺。

在唐以前封闭式的集中市制下，市的管理十分严格，有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规定。根据现有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可知封闭结构的市区开始于战国时代。秦朝已有法律规定，市上的列肆和里中住户一样，按“伍”编组，设有“列伍长”，协助官吏监督商人的经商活动。所有商品按规定要标价出售，只有不值一钱的小商品才允许不标价。市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是官铸铜钱，禁止民间私铸，也兼用黄金和布匹作为流通手段。每一匹布规定长8尺，阔2尺5寸，当铜钱11枚使用。不准市上挑选铜钱和布匹使用，如果商店挑选使用，列伍长不上告的，官吏不追究的，都有罪。市上除一般商人和手工业者以外，还有“官府市”，即官营商店的存在。西汉长安城的9个市是按商品的种类来区别，按里中的小路来分设的。每个市有4里，每里中又有许多隧，沿隧分设各种同类货品的店肆。市令官署往往是高层建筑，官员们居高临下，便可观察到里中商店的贸易情况，以便监督管理。唐长安城仍然是按行分列布局的，如文献记载东市有肉行、铁行，西市有大衣行、秤行、绢行、麸行、药行。西市比东市繁华些，人口多，商贾多，流寓的人也多，而且外国籍官吏和外商大多在西市周围，因而商业特别繁荣。当时因为商品交易发达，市上流通的钱数量十分巨大，甚至江淮的恶钱也进入长安西市流通使用。这时每一行市已设有头脑，称为“行头”或“行首”，官府或称他们为“行人”，或称为“肆长”。行头作为同业商人组织的头脑而总管本行的事，有统一本行商品价格和监督管理本行商人买卖的权力，又有对官府提供本行物质、代官府出卖有关物资以及代官府看验有关物资、估定价格的责任。唐东西两市设立市署，掌管市内交易，如管理各行商人使用的度量衡，要每十天制定各种商品的上、中、下三等价格，统一市上物价，还有管理奴婢、牛马买卖公验以立券的事，这一切都必须通过各行的行头来管理和制定。

唐宗之际，唐以前封闭式的市制开始瓦解，沿河近桥和城门口的新的“行”、“市”逐步兴起，繁华街市逐渐形成。这是由于城市经济的大发展，从而使得适应时代需要的沿河近桥及城门口的各种“行”、“市”勃兴，在这个基础上又发展成了繁华的街市。(www.daowen.com)

后周世宗在营建东京城时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政策，并奖励居民沿汴建造邸店。到了北宋时，人口急剧增长，商业发展十分迅速，在沿汴河地带不仅邸店大量增设，日用必需品的新行市也纷纷兴起了。起初这种新行市带有临时或定期的集市性质，上市时集合，市罢即散去，并不长期占用土地，有的甚至在桥上作临时交易，称为“市桥”。由于这种新行市的逐渐形成和固定，北宋中期，官府便从中抽地税，规定必须租借官地造屋而设立永久性新行市，如面行、斛行、菜行、果子行、牛行、马行、纸行等。官府为了与商人争利，也曾一度在热闹的地段设置官营的果子行、面行、肉行，还严格控制客商入京商品的运输和堆积场所。到了北宋末年，一个行的区域内，不仅设有便于客商运集商品而发售的“市”，同时设有同行的商铺。果子行中，除花果铺席以外，夹杂有珠子铺和纸画铺等，当是街市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时牛行和马行已发展成为繁华街市，有牛行街和马行街之称。当时重要的行市除鱼、肉、菜行以外，还有金银行、珠珍行、雇婢妮、买虫蚁行和文字行等。

由于这些新行市的发展，以新行市为中心的街市逐渐形成。有的街市在一个新行市的基础上发展形成，如牛行街，有的是连接几个重要的新行市形成的，如马行街。新的酒楼和茶坊纷纷建于街市上，这些大酒楼和茶坊就成为街市的中心。另外，在坊内也出现了适应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小规模的饼店、酒店和食店。饼店五更时便开张，供应居民早点的需要。坊巷桥市都有肉案，供应生熟肉。此外，沿着汴河的城内外交通要道上，设有许多处堆积米麦等货的仓库。于是，在北宋中期，旧的封闭式的“市”波淘汰，东京里城内原有的东西两市逐渐消失。到了北宋末年，东京的街巷已经把商业区和居民区打成一片，许多重要的交通便利的街巷中，都出现了繁华的新街市，其中以南、东、西、北四条御街最为繁华。

南面御街州桥以北，有称“长庆楼”的大酒楼、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什物铺、百钟圆药铺、史家瓠羹、万家馒头，大相国寺中庭和西庭可容万人，每月朔望与三个逢八的日子有盛大的庙市，是京城中心唯一定期的百货大集市。从州桥到朱雀门的御街上，是许多著名的酒店和饮食店，如车家、炭张家酒店，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乳酪张家。从朱雀门到龙津桥的御街上，全是供“杂嚼”的店铺，卖各种零量荤素食品、蔬菜、糖果。从朱雀门南下，向东有东西向大街麦秸巷，有酒店状元楼。横街南有熟药惠民南局，是官营的熟药店。武成王庙庙南有张家油饼。西去大巷口有清风楼酒店。东面御街沿街附近有贾家瓠羹，孙好手馒头，李庆家酒店，潘家黄耆圆，酒楼仁和店、姜店。西面御街有果子行、都亭驿、梁家珠子铺、遇仙正店、薛家分茶羊饭熟羊肉铺、河王家、李七家正店。北面御街是最繁华的。潘楼街、土市子、界身巷、马行街、太庙街，都有商肆酒楼货行，交易繁忙，十分热闹。界耳巷是货币金融交易中心，潘楼是五代已存在的著名老酒楼，马行的酒楼和乐楼楼下即卖马市，任店是规模很大的妓馆，从卖小货行的时楼到里城旧封丘们，是医行、药行的所在。除四条御街外，宫城宣德门前大街，宫城东华门前大街、景灵宫东门大街和相国寺东门大街也是较繁华的街市。除此而外，从州桥沿汴河到东水门水陆两路并行的交通线及其街市更是因其便利的水陆交通显得十分重要，这条交通线上，分布有许多官府的仓库，接待客商堆货、寓居并进行交易的邸店和客店，这一带又是重要的新行市所在地点，客商云集，特别是南方前来的巨商很多。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晚期张择端所画，全卷便是描绘了清明节日前往汴河一带的游览所见到的情景。当时东京风俗，清明节日要出城上坟祭扫，同时也是群众性的郊游的日子，这一天东郊沿汴河一带游人很多。画卷便描绘了东水门外虹桥以东的田园景色，汴河上的“市桥”及其周围的街市，以及城门口街市及十字街头街市的情景。绘有各色人物770多人，各种牲畜90多头，房屋楼阁100多间，大小船舶20多艘。画中的市桥，被认为是东水门外七里的虹桥，桥堍下有拉着马车的，有牵着驮货物的牲畜的，有挑着重担小跑的，桥的沿河两岸都设有商店，即所谓桥市。店肆所卖的，有酒、饮食、药品、或日用杂货，都有店名题于匾上。

南宋临安继承了北宋东京以行市为中心的街市格局。最繁华的街市要数御街。整条御街，从大内的和宁门开始，由南往北，直到北段的观桥一带，两侧所有门面全都开设商店，还组成各种不同的“行”和“市”。御街南段的街市，主要是买卖蔬菜，时鲜食品和新鲜水果的，供给宫内和主要中央官署日常生活的需要。商店主要是食品店，有不少著名的铺席和出名的饮食品。御街中段从朝天门到寿安坊，是街市最繁华的地方，特别是中瓦子前一段，有赌博性质的街头小卖，人多聚集，尤其热闹。这一街段是大酒楼、茶坊、歌馆和重要的商业组织“市”、“行”、“团”的所在，还有金银盐钞引交易铺。盐钞引是当时政府发给特许商人支领和运销盐茶等类管制产品的证券。在御街中段五间楼和官巷间，开有100多家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并在门口陈列有金银器皿和现钱，叫做“看垛钱”，以便交易后，到榷货务入纳清算钞引之用。御街北段的街市有临安最大的瓦子北瓦子，酒楼有和丰楼、日新楼，著名店铺有游家漆铺。睦亲坊还有陈起义子开设的著名书籍铺。除御街而来，还有沿小河、大河、西河的近桥街市也十分热闹，日用品商店多建于此。此外，所有坊巷附近都有一般街市，有卖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商店，府县官署周围及四周城门口内外都有街市。

元大都建成通惠河后，南方的商船可以直接进入城中，停舶于积水潭，因而靠近积水潭的城中心，各种行市兴起，街市很繁荣。当时征商税集中于大的行市如猪羊市、牛驴市、马市和果木市之类，日常生活用品除酒醋外大多不征税。鼓楼东南转角街市上都是针铺，积水潭东北的斜街是商业繁华区，称斜街市。钟楼周围地区全是重要的行市所在，如柴、米、铁、服饰、金银珠宝。沙刺市是大都金银业和珠宝业的中心。城西以羊角市最为繁荣，有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人市。另外还有旧枢密院角市和东市，城门口内外的行市，南城的行市和街市，都是居民或客商众多的地方，大小各种行市和集市十分兴旺。

清代北京的主要商业区，大体上沿袭明代的布局。内城以东、西四牌楼一带、外城以正阳门外大栅栏一带最为繁荣，店铺都很讲究华丽的装饰门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招牌有高达3丈的，到了晚上门上挂数十个纱笼角灯，店铺外明亮得犹如白昼。而且门面的装潢还直接影响了商店的生意好坏。

当时因北京来往居住的大官僚和大商人较多，金融业特别发达。其中最重要的是银号，相当于别地的钱庄，既发行和汇兑银票，票面往往一张百金，还兼营存款放款。当时以明末清初已开设的恒兴、恒利、恒和、恒源等四家银号最著名，号称“四大恒”，设在大栅栏以东珠宝市。其次称为钱铺。再次有所谓烟蜡铺，也兼营兑换业，发行钱帖，以此图利。清代中期以后，山西商人所设票号，亦称票庄或汇兑庄，除发行和汇兑庄票外，亦逐渐兼营存款放款，交游仕宦，往往放款给外放的官吏以及京官之有外放资格者，也常经手帮同官府出卖官缺，从中求利。几百年老店因信誉好，也有兼营存款放款的。金店、质铺也有经营金融行当的。京中大店铺常有出名的商品，如外城俭居的熟肉、六必居的豉油、都一处的酒、同仁堂的药、李自实的笔；肉城长安斋的，启盛的金顶等。还有如王麻子的刀剪、马应龙的眼药。书画古玩铺、南纸铺、刻字铺、眼镜铺等，都集中了前门外偏西的琉璃厂，成为一条文化街。京中风俗，每年初三到十七日要逛厂，即到琉璃厂游逛。当时各地富商都到京师来发展经营。北京的汇兑银号、皮货、干果诸铺，都由山西人经营；绸缎、粮食、饭庄等，都由山东人经营，南京人设有出售靴帽材料的缎庄，出售扇子的扇庄以及羊角灯店、刻字铺、眼镜铺等。

清代北京沿袭明代的风气，盛行“庙市”，称为“赶庙”。每月初二外城西南的土地庙有庙市，初四、初五内城西边的白塔寺有庙市，初七、初八城西四牌楼和护国寺有庙市，初七、初十内城东四牌楼和隆福寺有庙市，合称为“四大庙市”。外城有经常的集市，称为东大市和西大市。东大市陈列有皮货、估衣、木器、玩器等，由同行议价，清早集合，到中午散去，西小市规模小些。在外城崇文门外、宣武门外的土地庙、内城东面的隆福寺和西面的护国寺有花市。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前门以内的六部附近有灯市，称为“六部灯”，其中以工部的灯最为出色。灯市上，不仅出售各式的灯，也出售百货、珠玉、服饰等。正月十九称为燕九节，广安门外的白云观有盛大的庙会，与会者号称万人，也有广大的集市贸易。

市井中的老百姓在帝王及士大夫眼中自然是最微不足道的都城一分子，所谓“市井小人”是也。但正是这么一批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百姓，创造了都城中最为繁华的尘世热闹风景线。如果说紫禁城的威仪只可以观瞻，都市的氛围却是可投身其中而倍感温馨亲切的。怪不得北宋及清代时竟有皇帝不顾皇宫戒律，逃遁于市井之中，脱离那片远离人群的最具地理优越的富丽宫室，稍稍偷得半日的清悠，体会做一个平凡百姓的乐趣。

更有行市中的另一部分人，在传统中国的重农抑商的气氛下，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及对自己职业的投入和喜爱，对都城的商业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都城的繁荣也应有他们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