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来说，都城始终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它代表了国家、政权、权威等一系列为一般人所不熟悉的概念。在一个晴朗的秋日黄昏里，登上北京城内的景山向南俯瞰，展现在你眼前的，是气势宏大的宫殿楼阁，严整笔直的红墙绿瓦，雍容雅致的皇家园林。阳光下一片片耀眼的金色琉璃瓦，使你感到阵阵的目眩。这时，故宫博物院临近闭馆时间，游人稀少，诺大的皇家庭院顿时沉寂下来，所有的建筑物似乎从白日如织的游人喧嚣中解脱出来，渐渐沉睡，做着几百年前的旧梦……

这时的你，把视线稍稍向两边移动，琼楼高墙外的绿树丛中，是另外一种情景：矮墙木门的四合院，灰蒙蒙的窄巷土街，喊着顺口溜招揽生意的小店主，匆匆赶路回家的上班族，只有墙根下摆着修鞋摊位的老人，不紧不慢，挥动着手中的头，一下一下，仿似时光的钟摆，告诉你岁月流逝的无情。

时光如梭，世事变迁，但都城是国家的象征这一点，却自古至今没有改变过。地理学家奥罗素将城市分为六大类：行政、国防、文化、生产、交通和旅游。都城属于行政性城市，它不仅担负着维护国家运行秩序的任务，而且体现着国家与政权的神圣威仪与庄严。在古代中国，国家是一姓之家，家即是国，国即是家，都城于是成为帝王与王室的尊贵与权威的象征。都城的形制、大小、布局、宫殿、园囿、城墙、城池、街道、坊市等统统有以帝王神权为中心的规范模式，并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逐步完善。

于是，卜都定鼎之后，匠人们粉墨登场了。这里指的匠人，是帝王及古代礼制规定法则授意下的杰出的设计师、建筑师，及千千万万为都城的建设添砖加瓦的人们。

《左传》中记载了对都城大小做的规定：“天子之城方九里，诸候礼为降杀，则知公七里，候伯五里，子男三里。”《周礼·考工纪》记载都城建设的基本布局是：“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些记载无疑是理想的都城营建模式，意思是：按照礼制，天子的都城方园可达9里，公、候伯、子男的居邑分别为七里、五里和三里，如果诸候所建都邑违制，便是僭上。一个帝王都城的设计，应该是一个正方形的大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门内各有笔直的通衢纵横交错。在大城之内，中央部位的前方是朝廷，后方是市场。朝廷的左方是太庙，右方是社稷坛。这便是匠人营国的原则。

其实，历代的都城制度是与礼制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的，不可能完全遵照周礼的要求。让我们从最早的商都开始，去看看古代的匠人们是如何规划帝王们的宅都的。

能够从考古发掘资料所知的最早的都城是商代都城，有商代前期的郑州商城，比郑州商城稍晚的湖北省黄陂县的盘龙城及商代后期的安阳殷墟。

商代的都城已有一定的布局，宫殿区设在城内东北部，全城以东北部为中心。都城四周有城墙、濠沟、河流作为都城防御设施。利用河流和濠沟作防御设施源于新石器时代的氏族村落，城墙的出现则稍晚于濠沟。四周外围地带分布有墓葬区及手工业作坊区，居民点也分布于外围的农业手工业地区。

西周、春秋时期，天子的王畿和诸候的封国都实行“国”、“野”对立的乡遂制度，因此都城的布局有一定的特点，既有贵族的宫殿区，又有“国人”的居住区，更有军队的驻屯地。《诗·大雅、公刘》记载，周的祖先公刘迁豳，已注意到选择有充分水源的肥美平原，适宜建筑居室的大块向阳高地以及驻屯军队的营地，还要开垦适合生产粮食的农田。但豳还没有城墙、宫殿和宗庙的建设。到了古公父居周原时，就填土夯筑了城墙，并修建了宗庙、神社。文王的丰邑不但筑有城墙，还筑有与城墙相配合的城沟。武王都镐，镐京还有辟雍的建筑。西周时建东都成周，开创了小“城”连结大“郭”的布局，对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各诸候国的都城，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郑、韩都城新郑，晋国都城新田，秦国都城雍，赵国都城邯郸，魏国都城安邑，都是经过考古发掘，情况较为清楚的都城。这些中原各诸候国的国都，推行西“城”连结东“郭”的布局，这是因为随着中央集权政体的确定，宫殿附近需要建设一系列中央高级官署，以便于国君及辅佐大臣主持管理。同时，体现至高无上的君王权势的礼制逐步推行，举行盛大礼仪的宫殿就必须兴建了。这样，宫城的建设成为必然。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利用城郭作防御工事，是当时重要的一种战术。当时采用“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布局，是总结战争经验而制定的。当时的“郭”区成为官僚、地主、商人、手工业者的居住区，而且手工业作坊和商店集中的市区已有相当规模。市区里商店林立，筑有围墙，设有市门，并有市官管理，市门每天早晚按时开关。这时候，都城不仅是诸候国的国都，而且已有都市性质，成为一个地区手工业、商业集中的地方。战国时代，随着文化学术的发展，有些都城已有特设的文化区。

西汉的长安城是经过精心选择位置而后陆续修造的。由于先修宫殿，后筑城墙，加之地形的限制，故全城呈不规则形状，象七斗星，故称“斗城”。高帝时，在隋兴乐宫的基础上建长乐宫，其西建未央宫，两宫间有武库，未央宫之北建北宫。武帝时所建明光宫位于长乐宫之北，未央宫之北还有桂宫。这样从东到西形成一横排的大小建筑群，都是坐西朝东的。整个城周围60多里，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城内宫室、宗庙和官署占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南部并立的长乐、未央二宫，周围都合汉20多里，中部的桂宫和北宫，周围合汉10多里，建章宫在西边城外，以飞阁与未央宫沟通，周围合汉30里。南部和中部除充满宫殿以外，还设有宗庙和不少中央官署、三辅官署及仓库。达官贵人的府第以建在未央北阙附近的最为豪华。规模巨大的皇宫、宗庙、官署、附属机构以及达官贵人、诸候王、列候、郡主的邸第，占据了长安城的绝大部分，应是属于内城性质的都城。

从长安的城门和街道布局来看，整座内城是坐西朝东的。城门共12个，每面3门，只有东门的两侧城墙设有门阙，说明当时以东门为正门。街道布局有“八街九陌”的说法。八街是除了霸城门，覆盎门、西安门、章城门外通入城内的大街。各街长度有别，均宽45米左右。每一大街中间有两条宽约90厘米的排水沟，将大街分为三条并行的道路，中间一条宽20米，是专供皇帝使用的“驰道”，两侧的两条各宽12米左右的是官吏和平民交通的道路。城门门道宽8米，除去西侧立柱所占2米，实宽6米。长安城内只能容纳小规模的市区和居民住宅区，其余都分布在城外北面和东北面的郭区。《三辅黄图》记载长安闾里160个，房室密集，人口密度很高，繁华之处常常发生交通堵塞。

长安城这种西南城东北郭的布局，是先秦及秦代都城制度的沿袭，并有所发展。如高帝曾迁关东六国贵族到关中，设置陵邑，名为供奉陵园，实际上有远郭的性质。

武帝时在城西南开昆明池，为都城提供了一个大型水库，解决了市内供水问题，并且成为一块优美的风景区。

东汉洛阳城仍是内城性质的都城，但布局与西汉长安城大不一样。东汉洛阳的主要宫室是南宫和北宫，南北纵列，以南门为正门。城门亦有12个，东西两面各3门，北面2门，南面4门，以南面偏东的平城门为正门，被作为宫门看待，属卫尉管理。储备粮食和兵器的太仓和武库造在城内东北角，位于北宫东北。作为朝廷大臣的“三公”的官府设在南城墙东门内。总的来看，宫殿、仓库、官署仍然布满整个都城之内。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对原有的都城布局进行了调整，综合采用中原都城的优点，规划整齐而有条理。省去南宫，在原北宫基础上建成新宫，位于城中北部，呈长方形，面积占全城面积的十分之一。从建春门到闾阖门的东西大街将皇宫分为南北两半，南为朝会之处，北为寝宫所在。闾阖门到南城墙的宣阳门是贯通南北的铜驼街，宽41——42米，为御道。御道两旁是一系列的中央官署。城门有13座，除继承东汉以来原有的12座门外，在西城墙北头紧靠金墉城地方另开承明门。城内是9条大街，以东西向的两条大街较为重要，既用来连通城内宫殿和官署的东西两侧地区，又用来连通城外东西侧的郭区。东阳门内大街北侧有太仓署、导官署，西阳门内大街北侧有太什寺、乘黄署、武库署。

汉魏洛阳城的布局由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它的郭区也从分布在东、西两面改为分布到东、西、南三面。北魏洛阳城的郭区建设得井井有条，东、西郭区是水路交通枢纽所在。阳渠是上东门外的水上交通要道，并在这一带形成繁荣的市区、寺院区和居民区。南部比较狭窄，其东南角有东汉设的太学和辟雍，平城门外有灵台和明堂。永桥以南，大道两旁设有四夷馆和四夷里，是接待四方少数民族的地方。

东吴所建立的建业城依然是内城性质的，从其东西两面及南面直到朱雀航一带具有外郭性质。御道从吴宫南门到大航门，两侧建有一系列中央官署。宫殿建筑不是很整齐。太初宫造在城内中部偏西北处，昭明宫又造在太初宫之东，苑城在昭明宫之北。但东吴建业城以整个宫殿区作为一个整体，由宫门到宣阳门再到大航门口御道处在全城的中轴线上。

东晋建康城周围20里19步，南面正中为宣阳门，东西两侧分别是开阳门和陵阳门，东面是清明、建春二门，西面为西明门。从西明门到建春门之间建有东西向横街，街北为宫城，亦称台城或苑城；街南为中央重要官署。宫城有内外两重，南朝梁时加筑一重，成为三重。宫殿布局沿用魏晋洛阳旧制，正殿为太极殿，其北是显阳殿，东西两旁是含章殿和徽音殿。从宫城正门大司马门经建康城宣阳门到秦淮河北的朱雀门有南北向的御道，为全城中轴线。

东晋南朝的建康城依然是内城性质，南、东、西三面城郭具有外郭性质。外围的长江、石头山、玄武湖、钟山成为天然的防御屏障，利用山头丘陵等险要形势建成的许多小城堡，又形成一个军事防卫圈。南朝时，城东青溪，城南朱雀桥、乌衣巷一带都是贵族聚居区。

东吴建业，东晋南朝建康是南方佛教中心。城内外寺院林立，特别是梁武帝时，于宫城正北设置同泰寺，是宫城正北设寺院道观的开始，对后代有深远的影响。

隋大兴唐长安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隋唐长安城分郭城和内城，内城又分为宫城和皇城。内城位于郭城的北部正中，近正方形，后半部是宫城，前半部是皇城，宫城与皇城之间只有一条横街间隔。宫城的中部是太极宫，是正殿。宫城前有5座城门，中央正门是承天门，北对太极殿，南通皇城的朱雀门和郭城的明德门。宫城北面有三座城门，玄武、兴安二门是太极宫的北门，至德门是东宫的北门。玄武门驻屯皇帝的禁卫军。

皇城占有内城的南半部。皇城以内，有东西向的街7条，南北向的街5条，以承天门街为中心，设有对称的中央官署，太庙和太社设在前排左右两侧。

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在太极宫东北禁苑内龙首原高地上创建大明宫，其规模比太极宫为大，同样有“三朝”的朝廷制度。大明宫南部呈长方形，北部呈梯形。南面5座门，正门为居中的丹凤门。正殿是含元殿。

隋唐长安城的郭城呈长方形，东西宽南北长，从东、南、西三面环抱内城。作为居民区的“坊”和作为商业区的“市”，都分布在郭城三面。整个郭城有13座城门，东、南、西三面各有三座城门，南面正门明德门最大，有5个门道，两端的门道是车道，正中门道只供皇帝通行，其他城门均为3个门道。北面有4座城门。街道有南北向的11条，东西向的14条。南北向的正中朱雀大街最宽，达150——155米，两侧水沟宽3米，成为整个城郭的中轴线。朱雀大街把郭区划分为东西两半，东半有54个坊和东市，属万年县管辖；西半有55个坊和西市，属长安县管辖。这种布局是沿袭汉魏洛阳城的体制，只是更加整齐。“坊”和“市”制也是沿袭汉魏以来的体制。坊分正方形和长方形两种。坊的面积，在宫城和皇城两侧的比较大，在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最小。在四列小坊两侧的属于中等，南北长度相同。多数的“坊”都是四面各开一门，坊内设有十字街，分成4个区，每区又有十字形小巷。全坊划分为16个区。(www.daowen.com)

综上来看，从先秦到唐代的都城布局有三次重大的发展变化。第一次是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都城由一个“城”发展为“城”和“郭”连结的结构。第二次是从西汉到东汉，都城布局由坐西朝东转变为坐北朝南。第三次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从坐北朝南发展为东西对称、南北向的中轴线布局。

隋唐长安城是先秦以来都城发展的结果，最终形成棋盘格式中轴线布局，并且都城的封闭式结构达到了顶峰。整个都城由一道道、一重重墙垣组成骨架，不仅四周有“城”、“郭”的建设，具有封闭整个城郭和加强防卫警戒的作用，同时城郭以内，所有宫殿、官署、仓库、贵族官僚的府第、里坊和市都有城垣。所有城门、郭门、官门、官署的门、坊里和市的门，都设有大小官吏掌管，驻有警卫人员，早晚要按一定的时间开闭，夜间实行戒严，街上禁止通行。一般居民的住宅都必须造在坊里之内，一般贸易的商店也只能造在市以内，出入必须经过坊门或市门，接受守在门口的官吏的监督和检查。只有高官和特权者所造府第，或者皇帝赏赐的府第，才能向街开门。

大唐盛世，威震海内外，但想象一下，当时所谓的繁荣都市，与今天繁华大街两侧商店林立，街上人流穿梭不息、熙熙攘攘的情景是大不一样的。走在朱雀大街的两侧，感受到的不是都城的热闹繁荣，而是政权的威仪与庄严。城内虽说布划整齐，但很多地方人烟稀少，到处是灰蒙蒙的高墙，看不到闲散走动的人。人们也许不愿没事时到处闲逛，因为出入各类的门实在太麻烦。只有到东西两市的周围地区会稍稍繁华些，其中崇仁坊北街正当皇城景风门，距尚书省选院最近，又与东市相连，其南平康坊又是长安城中诸妓群集的地方，选人入京，往往停憩在这里，在长安城诸坊中算得上最为繁华。也许只有到这里，才会感觉到都市居民生活的情趣与浓浓的生活气息。

唐宗之际，都城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唐以前封闭式的市制和坊制的瓦解，另一方面是沿河近桥和城门口的新的“行”、“市”的兴起与繁华街市的逐渐形成，以及以勾栏为中心的瓦市的兴起与活跃的都市生活方式的形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都城人口的急速增长，众多居民生活必需品的需要日益增加。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的大发展，商人各种行业的联合组织“行”“市”得到发展，从而使得适应时代需要的沿河近桥及城门口的新的各种“行”、“市”的勃兴，在这个基础上又发展成了繁华的街市。

后周世宗对东京开封府的营建为都城制度的变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解决军营和官署的用地不足，以及解决原有坊市中邸店有限等问题，后周世宗下令在原州城外别筑外城，亦称新城或罗城，比原有州城扩大了4倍，并且规定，待官府按计划分划街巷、军营、仓场，官署所用的地段以后，其余地段任凭百姓随便营造。还允许两边人户各自占有街道宽度十分之一的面积，用来种树、掘井和修盖凉棚。这种新创的街道制度，是适应街道上已经出现的具体情况，而防止居民将来再发生侵街的行为，同时调动街道两旁居民的积极性，种树和掘井，使街道绿化而便于用水。为了都城的壮观，还允许居民沿街修建楼阁台榭。

北宋的东京以一种崭新的局面出现，都城不再仅仅是帝王的居宅，政令所出，威仪凛凛所在，在雄伟壮阔的主旋律外，有一种微弱但活泼的和音，给都城这一威武的乐章增添了些许缤纷的魅力。

北宋的东京城有三重城圈，即宫城、里城和外城。宫城亦称皇城，即大内，周围5里。南面正中的宣德门为正门，共5个门道。门前有相对的阙亭。宫城四角建有高数10丈的角楼。宫城建有角楼，是北宋东京开创的。

里城又称阙城、旧城，城门共10座，南面3座城门，正中朱雀门是正门，直对皇城的宣德门。外城亦称罗城，又称新城，周围48里230步，宋神宗时扩展到50里165步，并在外城的城墙上建设敌楼，城门加筑上圆下削的壁垒，即所谓瓮城。外城16座城门，南面正中南薰门是正门，直对里城的朱雀门。宣德门直至南熏门筑有御街，作为全城的中轴线，宽约200多步，从宣德门南到州桥北一段为御街。御街两侧是中央主要的行政官署所在，左廊有明堂、秘书省，右廊的东侧有东西两府，即掌乐的大晟府和掌礼的太常寺，右廊的西侧有尚书省。州桥向西大街的街北，有接待外来使者的都亭驿。在州桥的曲转大街，有作为国库的左藏库。中央官署的机要部门及内诸司都设在宫城内，如枢密院、中书省、都堂、门下省、学士院、皇城司，四方馆、内侍省、奉宸库、医官局等。郊社设在尚书省以南的横街西端，“太庙”设在景灵东宫东门大街的东端。

东京里城设有左一、左二、右一、右二4厢，所属共46坊；外城设城东左、城南左、城南右、城西右、城北左、城北右6厢，所属共75坊；附郭有京东第一、第二、第三，京南、京西第一、第二、第三，京北第一、第二等9厢，共15坊。总共19厢136坊。

城内街巷有了新的布局规划。南、西、东、北四面设有御街。南面的御街从宫城南门宣德门，经州桥，出里门的朱雀门到外城的南熏门；东面的御街从州桥向东，经汴河大街，出皇城的旧宋门到外城的新宋门；西面的御街从州桥向西，经里城的旧郑门，达外城的新郑门；北面的御街，是从马行街北去，经旧封丘门到新封丘门。除4条御街外，东西向横街最重要的，是经过宫城宣德门前，从东到西，贯通全城中心的大道。随着街市的形成和发展，巷中日常必需品供应商店的设置，街不再是坊之间的通道，而成为街道两侧商店和住宅的通道；巷不仅是坊内的通道，而成为小巷两则商店和住宅的通道，从此大街和小巷连结的交通网逐渐形成。东西向的大街有若干南北向的巷，南北向的大街有若干东西向的巷，从此，街巷的结构就代替了原来的街坊结构。

南宋都于临安，仍称“行世”。临安西靠西湖，东南临钱塘江，北靠大运河，南部多山。由于地势关系，整个城垣象腰鼓形，有腰鼓城之称。皇城建于凤凰山麓，形成坐南向北的特殊布局。南、北两面城墙较短，东、西两面城墙长而鼓出曲折。全城13座城门，除余杭门在西北角，嘉会门在南城墙东面外，其余都在东西两面。城门造有城楼，其中嘉会门的城楼最为华丽。门外西南三里设有郊壇。

临安的大内局促狭小，主要宫殿是正衙和垂拱殿。主要中央官署集中在大内以北和宁门外御街西侧地区。城内东南大河流经地区为榷货务、都茶场、杂买物、杂卖物、会子库、都税务、回易库、平粜仓、市舶务的新务和法物库等。学府设于西河流经的西北地区。官僚住宅和家庙挑选在居住条件较好的地段，如城内西北西河流经地区，王府和官僚住宅较多，东部沿大河两岸则多后戚府和官僚住宅。居民在城内外都有分布，城内9厢，城外3厢。城内除宫城厢以外，分为左一南厢（4坊）、左一北厢（19坊）、左二厢（18坊）、左三厢（8坊）、右一厢（10坊）、右二厢（18坊）、右三厢（6坊）、右四厢（2坊）。城外分为城南左厢、城北右厢、城东厢、城西厢。

城内的主要街市，最繁华的要推御街，成为经济交流的中心。此外，沿城中水上交通线小河、大河、西湖的近桥街市也很热闹繁华。“行”、“市”组织比东京种类更多，分布更广，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更大。食品店花色品种很多，不少店主是从东京迁来的。酒楼、茶坊、歌馆等是城中居民进行广泛交际的地方。北宋流行的瓦子在南宋有更大的发展，城内有5处瓦子，城外有12处。

南宋王朝都临安时，金朝开始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按照汴京制度加以改建。金中都近正方形，城凡3重。皇城在外郭城中部微偏西南处，内有宫城。外郭城东西南各开3门，北面开4门。皇城正南门为宣阳门，宫城正南门为应天门。从应天门向南，出宣阳门，直达大城南面的丰宜门，是贯通全城的中轴线的一条御道。沿御道两旁，布置有东西并列的长廊和文、武楼等一系列建筑物。长廊两侧的东西向四排房舍是重要中央官署和太庙建筑所在。文楼即钟楼，武楼即鼓楼。

金中都外郭城西南和西北二隅有42坊，东南和东北二隅有20坊。城中原属辽南京城范围内的街道，仍保存唐代街坊形式，金代新扩展部分，已改变为沿大街两侧平行排列坊巷的形式。

元大都是明清北京城的前身，在都城建筑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元大都是经过辨方正位而井井有序地进行建设的，共有三套方城，即外城、萧墙和宫城。外城呈南北较长的长方形，城门11座，北面2座，东、西、南三面各3座。城门外筑有瓮城，造有吊桥。外外绕有城濠，四角有巨大的角楼。宫城又称内城，内皇城、皇城，周围9里30步，共有6门，正南为崇天门，阔11间，5个门道。宫城以北为御苑，以西有太液池，太液池以西、北为兴圣宫，南为隆福宫。宫城、御苑、太液池和兴圣宫、隆福宫周围，筑有东西较宽的长方形围墙，称萧墙。从外城正南的丽正门，经千步廊街，进萧墙正南的灵星门，经周桥，入宫城的崇天门，是大都的中轴线。萧墙内并无中央重要官署，只有专为宫廷服务的官署和机构。东西廊庑中间偏南设有相对的钟楼和鼓楼。中央官署分散设置，大多在外城的东南部和中部。

元大都的郊坛位于丽正门东南7里，社稷坛在外城和义门内。太庙建于外城东面齐化门内的北面。元特别重视原庙的建设，多设在大都城内街道的冲要地方，或者建于郊外的山上。除大规模建设寺院，制作讲究的佛像以外，并建筑供奉遗像的神御殿，旧称影堂，即所谓原庙。宗教建筑受到宋代汴京和临安的影响，太乙神坛设在萧墙以外的东南角，西太乙宫设在和义门内近北。萧墙以南的中轴线两侧对称地建有神台，并在萧墙以北的中轴线顶端建有大规模的原庙。

元大都的街巷安排是统一设计规划的。一户贵族官吏可分给8亩见方的方地，整齐如棋盘，并按照这种8亩方地的分配方案规划全城的街巷。全城共有纵横交错的南北向和东西向街道各9条，在街道之间，普遍地排列有平行的东西向小胡同，这种小胡同就是居民的“坊”的通道。8亩一份的方地，整齐地排列在东西向平行胡同的南北两侧。城内萧墙以外的居民区最初划分为50坊，后来增加到60多坊，直隶于左右警巡院管理。由于全城是坐南向北的布局，坊以南北向的中轴线为界，分别排列在萧墙的东西两面。东属大兴县，西属宛平县。

明初都于应天府城，即南京城。南京城周围66里多，按照山丘、湖泊、河流等地理形势，从军事防御需要修建而成，因而平面呈西北角伸出而南部突出的不规则形状。共设13座城门，其中通济、聚宝、三山三门是南部突出部分的城门，建筑尤其坚固，各有三重到四重门洞。

南京的皇城在应天府城的东部，作正方形，以一条中轴线自南而北贯穿全城。以外城正阳门为起点，经洪武门，至承天门，建一条宽直的大街，两旁布置，东为礼、户、吏、兵、工部，西为前后左右中军都督府。五龙桥前东西横街为长安街，西通大中桥市区。午门外，左太庙，右社稷坛。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整个北京的重新建设，都是依照南京城原则进行的。明紫禁城南北长960米，东西宽760米，南面的午门是宫城正门，午门内金水桥北面建皇极门，皇极门内有外朝三大殿，其后是内廷后三殿。

明代废除了宋、辽、金、元重视原庙的礼俗，恢复以太庙作为祭祀祖先的主要场所。太庙位于端门以东、社稷坛在端门以西，天坛在丽正门以南笔直大道的东侧，山川坛在大道之西，与天坛相对称。

清代几乎完全沿用明代北京的建置，整个沿用了明皇城与紫禁城的布局，只改变了几个重要的门名与殿名。但是宫城内陆续改建了重要宫殿，并有所增改。特别是提高了重要殿宇开间的等级制度，重新调整了部分宫殿的用途。

到了清代，中国古代都城几乎形成了极为完美的布局形式，远远超过了古人所想象的最理想情形。在都城建设的原则中，初期无疑是军事行政因素为主要考虑因素，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居民生活需求成为“匠人”考虑的因素之一。当然，自始至终，帝王的权威尊贵，统治阶级的尊卑有序，以及君权神授的观念始终是都城布局的首要考虑因素。礼制的变化则直接影响了都城各组成部分的位置及形制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