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地理学理论认为，城市的兴起，是由于农业革命的影响。粮食生产者生产出剩余的粮食，才可能有城市的非农业人口。早在5千年前，沿尼罗河的底比斯（Thebes），沿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乌尔（Ur）、沿印度河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出现，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

就世界范围而讲，第一次农业大革命的产生。有其自然与人文的因素。在自然上，气候温暖，农作物生长期长，如目前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埃及。“埃及天气干燥而高爽，即使最热的日子也不使人感到闷热难受，而在那些更北的地区，闷热不适的夏日是常有的。冬天的平均温度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华氏50°到上游河谷的华氏60°之间。夏季一般为华氏83°，偶尔高达华氏120°，但夜间总是凉爽的，而且温度极低。除泥罗河三角洲外，雨量极少，但是每年7月到10月尼罗河口每年泛滥把湿度的不足抵消了。”世界上最早的都市多集中在沙漠地带，雨量稀少，但临近大河。尽管每年河水泛滥，土壤里留下的水份毕竟不足以造成丰收。大水退后几个星期，土地就干得象石头一般硬。因此，如果要充分利用富饶的土地，就必须进行灌溉。于是，早在五千年前，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就建筑了精心设计的堤坝和灌溉系统。开展这些工程所必需的数学技能、技术能力和社会合作也可用于其它方面，从而推动着文明的形成。

在人文上，农民以牲畜代替部分人力，并且发明利用车舟运输粮食。在古代，更多的是利用近旁的河流。古埃及文明产生的有利因素之一是盛行风向。在一年四分之三的时间里，风从北方吹来，与尼罗河的流向恰好相反。由于风的推动力反作用于河水的冲力，逆水行舟并不比顺流而下困难许多，大大有利于河流运输。

当上述两种因素产生作用时，城市的出现便成为必然。

都城是国家（State）的产物。国家是“一个占有一定的地域，拥有一个不依附于外部控制的权威政府的有组织社会。国家的本质是统治权，即立法、司法、惩治犯法者以维护社会秩序的权力。”当习惯法与家庭调停已不能满足一个生活水平很高，财产分配不均，普遍存在私人利益冲突的较复杂的社会组织的需要时，要进行社会监督，必须建立一个有统治权威的政府，国家便出现了。都城则是这种社会管理、社会监督机构的集中地。

都城出现的前提是国家机构的产生。但城都的出现不是突然的，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可以看到，在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社会里，氏族村落已开始采用濠沟或围墙作保护安全措施，整个村落也已有一定的布局，这就是城市的萌芽，也可以说是都城的起源。

如距今约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氏族村落的周围已开始用濠沟作防御设施。仰韶文化西安半坡遗址，平面略呈椭圆形，北边有弧形的濠沟环绕，利用河流和所挖濠沟作防御措施。临潼姜寨氏族村落两边靠河流，北、东、南三面被濠沟环绕。这种以大屋子或广场的中心的居民点布局，面向东方的向阳通道，南边靠河流和北面接濠沟的防御措施，同时又以河流作为水源，并在周围分设制陶区、窖穴以及氏族墓地的办法，都是为了适应氏族集体生活和保护安全的需要。这种有计划的布局，就是后来城市的萌芽。

城墙比濠沟的起源要晚，是迟一些的防御措施。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龙山文化的中晚期已有城堡的建筑。如河南登封县告成镇的王城岗，发现有东西相连的两个城堡的遗址，在城堡内，中部和西南部较高地带，发现与城墙同时期的夯土遗存。河南淮阳县大朱庄的平粮台遗址，城址平面呈长方形，长宽各185米，城内面积34，000平方米。筑城方法比较原始，先筑成小型板筑土墙，然后在其外侧推土夯实，逐层加高，再堆筑出城墙上部。又如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下层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东下冯类型有濠沟二圈，呈“回”字形，平面呈上宽下窄的倒梯形，在其下层的商代前期文化遗存已有城堡，已探明有南墙与西墙一部分。

这些以濠沟及城墙为防御设施的城市的出现，直接影响了都城的产生。就目前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最早的都城，是在河南郑州发现的商代前期的都城遗址，比郑州商城稍晚的湖北黄陂县的盘龙城，及商代后期的安阳殷墟。从此以后，都城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体，并且成为王朝的象征。当我们提到商，自然会想到殷墟。长安是周秦汉唐的象征，亦是古代中国的象征。六朝建康，北宋东京，南宋临安，元大都，明清北京，几乎是一个个独立国家政体的代表。正因如此，当每个新王朝建立时，都城地点的选择与建国同为重大的政治行动。

一般来讲，一个城市的位置受自然因素与经济因素的影响。自然因素表现在，土地面积必须广大，足以提供现在及未来的发展，如城市的主要道路、次要道路、街坊道路和建筑物用地的最大坡度分别为4.00—6.00%、6.00%、8.00%及10.00—25.00%，如果超过这一要求则建筑工程浩大，总投资增加；地质条件，要求土壤及下部的堆积物或岩石能够支承建筑物；地下水深度，如地下水太浅，地面可能成为沼泽，沿海的泛滥平原不宜于城市的建筑或发展；水源条件，城市所在地，须有充足的水源供给，否则要从远处引水，增加投资，并且影响城市发展；建城地点，选在有天然屏障的地方。经济因素主要表现在交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上，如交通线的端点、中点或交通路线的交叉口有利于城市的发展。

都城位置的选择比一般城市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不仅要考虑以上所述自然因素与经济因素的影响，还要考虑到行政控制、物资运输及军事发展的因素。一般来讲，自然条件是最基本的条件，诸如地形、气候、土壤、生物等因素，这是赖以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军事条件在政治局势不稳定的割据时期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在自然条件有缺陷、水源不丰富的情况下，水利建设，开发水资源也很重要。历代都城的选择，由丰镐、长安到殷邺、洛阳、开封到南京、杭州再到北京，这样一个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又由南而北的频繁迁徙过程，无不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或是原都城因兵乱毁坏严重，不堪使用；或是原都城规模已不适应逐渐发展的形势，需要扩建；或原都城水源不能满足需求，需转移到水源充沛的地方；或择有军事优势的地方，利于控制所辖区域及势力尚未达到的区域。

在中国古代，“卜都”与“定鼎”是同样重要的大事。如清人徐元文言：“卜都定鼎，计及万世，必相天下之势而厚集之。”定都需要占卜，其实只是说明这是一件很严肃且重要的事情。成王选择洛邑倒是有用它占卜的因素，而后来都城的选择似乎已没有占卜的记载。那么，有没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呢？应该说在古人未“卜”之前，是有一种在头脑中存在着的理想国都。《吕氏春秋》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就是说古代圣贤的君主，总是选择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建都。《管子·立政篇》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无近水，而沟防省。”是说，大凡建立国都，如果不在大山的山麓之下，便是在广袤的平川之上，不要建太高远离水源，也不要太接近河流，却能以河流为天然的屏障。当然，这是很理想的情形，各种因素俱佳的地方可以说是没有的，只能在某一时期，某一历史条件下定出最为理想的位置，况且，在古代中国，往往是新朝代一建立，对于社会控制军事国防的考虑是最多的，要具有制内御外的优势，以便于内制外拓，这就是通常所讲的退可守、进可攻，但这样的地方往往别的条件便差些。

那么，让我们把思绪拉回到3000年前的商代，随着古人的思维，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帝王之宅应在哪块风水宝地之上。安阳处于古代山东地区（指崤山、函谷关以东的黄河流域东部）的中心，地处太行山东麓与华北大平原的交接地带，西部为山岗丘陵，东南北三方是古代经济最发达的黄淮海大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自仰韶文化以来，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要温暖湿润得多，森林草原分布广阔而茂盛，河流与湖泊众多。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繁衍。安阳的先民聚落与河北的正定、邢台、邯郸、永平、磁县、武安和河南汤阴、淇县、新乡、许昌等一系列新旧石器时代遗址都分布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东麓的一条南北交通大道上。商多次迁都而至盘庚迁殷后再也没迁都，与安阳所处的优越自然条件及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故清代安阳有“十省孔道”之称。由于处在这样一个交通要道上，对于商王朝势力的发展十分有益。武丁时期，征服了居住在山西陕北直至内蒙古河套以北的土方、屻方和鬼方等游牧部族，向南又征伐过江淮流域许多方国、部落。

战国时期，邺处于中原腹地，旁极齐秦，结凑冀道，开胸殷卫，骑慑燕赵，被魏文候做为圣地，经营东方。从太行山进入平原地带，因河道突然变得平缓，易泛滥成灾。西门豹为邺令时，为发展邺地的经济和安定社会，先破除了“河伯娶妇”的陋习，然后发动民众引漳河水开12渠，灌溉邺地农田，不仅补充了农作物的需水量，又利用泥沙的有机质起到淤田加肥的作用，使邺地一带成为膏腴之地。魏襄王时的邺令史起又在西门豹的旧迹上改建后进行灌溉。这样，把不利的水文条件转变为有利于城市发展的因素。

邺在曹魏时期得到很大地发展，一是因其固有的优越条件，一是曹操采取的改造措施。曹操先导淇水入白沟，使粮食运输通达，两年后，开平虏渠、泉州渠、新河，都是白沟水运航路的延伸，又开利漕渠，引漳水入白沟的通漕。此后邺都水运可由漳水经利漕渠进入白沟，向北可达河北平原北端，向南可由黄河抵达江淮。邺都城是黄河下游大平原上的水运交通的枢纽。曹操组织修复改建了西门豹、史起的引漳灌溉工程，邺都一带农田得到很好地灌溉。左思《魏都赋》云：“磴流十二，同源异口，畜为屯云，泄为行雨。水澍粳，陆莳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弔。均田画畴，蕃庐错列。胶芋充茂，桃李荫翳。”描绘了一幅农业发达的富庶景象。后来北魏孝文帝时，迁都洛阳时路经邺城，崔光建议在此建都，理由是“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史起旧迹，可以富饶。”由于邺相对而讲三面开阔，军事上无险可守，曹操在邺城西北一隅因城为基，筑铜雀、金虎、冰井三台，为人为的防御工程，所以东魏时，高欢因旧邺城窄狭，在旧城之南营建邺南城。扬坚毁邺后，邺城从此一蹶不振，再没有复兴。这是因为，邺城背靠山西高原，面向黄淮海大平原，又经曹操的经营，成为黄河下游地区水运的枢纽，其军事条件不如长安、洛阳有险可恃，其经济、地理条件却在两者之上。凡是控制山东地区而不能吞有整个黄河流域的政权，一般都要定都于此。隋唐为统一帝国，当然选择更为有利的长安、洛阳。自中唐以后，国家财赋就更加依赖于江淮漕运，所以五代北宋时居水运枢纽的开封，成为择都的首选。元明清三代，大运河兴修，无论从经济、军事、地理条件来考虑，均以北京为上选。故邺于宋后不存在复兴的条件了。

在中原的四大古都中，长安的条件最优。所以它作为首都的时间最长，周、秦、西汉、隋、唐也是历史上最兴旺的王朝。周与秦是兴起于中原之西的部族，从周原到丰到镐，从雍到栎阳到咸阳，是周人与秦人一系列扩张自己的军事势力，意欲统治整个中原乃至中原以外的领土所做的军事举措，当然，有利的交通与经济条件也在考虑之列。

古公父时的国都周原，地处渭河边肥沃的冲积平原上，控制着关中西部的一些地区。随着周势力的发展，向东扩张成为必然趋势，这样周原便显得与当时的商都殷墟太遥远，因此，文王灭崇之后，便在崇国的腹地沣河西岸营建了丰邑，后又建镐京。丰镐位于关中中心地带，便于控制整个关中。丰镐间的农田有“土膏”的美称，是说土地肥沃如油，每亩亩价高达“一金”。相对而言，镐京的条件比丰京更优越，一是由于地势开阔，一是地势较高些。

雍城是秦人在关中地区营建的第一个都城，它位置虽然偏西，但正当关中西去陇氐和南下巴蜀两条要道的交汇点，在交通和商业上具有许多便利。战国时为了与魏争夺，渭河下游以北的河西地区，移都到洛阳，后继续向东移到栎阳。虽然栎阳是“北却戎翟，东通三晋”的一方商业都会，但也是经过秦人经营的结果，迁都前是完全出于军事上的考虑。随着对魏作战重要性下降，秦人最后迁到咸阳。咸阳位于函谷道和渭北道相衔接的渭河渡口上。直接控制着这两条大道，也控制着向东南的武关道。

刘邦在秦末混战中取得胜利，一统中国。决定以长安为统一政权的中心，这一选择最能体现长安的优势。汉高祖初欲都雒阳，听了娄敬张良的话才定都关中。娄敬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其背也。”意思是说，战国秦故地，有河山险固的自然条件，一旦形势有变，可聚集百万大军迎敌。因为秦人的经营，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以说是天之府库。如都关中，山东即使动乱，秦的故地也可保全。就象两个人在一起相互搏斗，假如不扼住对方的颈项并打击他的后背，就不能把对手完全制服；如果在关中建都，那也就等于是扼住了天下的颈项，打击了天下的脊背，即使函谷关以东发生叛乱，也是以据守关中秦国故地。张良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候。诸候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候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意思是说，关中东到崤函，西到陇蜀，土地肥沃。南有巴蜀富饶的物产，北有胡人牧区物资，南、西、北三面都有高山崇原，可以赖之阻遏侵犯的武力，东面经过崤函山地，形成一条东西孔道，把关中和中原以及江南广大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进可控制天下，退可据关坚守。若山东诸候有变，关中的物资足以供应顺流而下的王师，在经济上也有所恃而无恐，这就是所谓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定都长安这一举措无疑是正确的，初建的汉王朝最担心的便是关东的六国旧贵族，力量还不十分强大的新王朝对关东强大的旧势力防范是择都首要考虑的问题。后来，汉王朝镇压了多次异姓、同姓诸候的叛乱，巩固了统一国家的安全和完整。武帝以后，汉与匈奴之间的矛盾取代了中央与诸候之间的矛盾。汉朝经过武、昭、宣三代的经营，终于使匈奴降服，置西域数十国于都护统辖之下。事实证明定都长安，确是既有利于制内，又有利御外。

关中宜为都城的优越条件，并非自秦汉才开始被认识到。战国时期，苏秦向秦惠王游说，推广他的连横之计，就曾极力称颂关中土地肥美，人民殷富，有沃野千里，富饶丰富的积蓄。在古代中国，经营农业是唯一可以致富的途径。关中地势平坦，渭、泾、洛、灞、、沣等河，流贯其间，西安素有“八水绕长安”的美称，为发展农田水利的良好基础。战国时开郑国渠，灌溉农田4万余亩。后又开凿了六辅渠、白渠、漕渠、成国渠、龙首渠等。发达的水利，使得关中不仅能种植黍稷粟麦等旱作粮食，在今西安附近和泾水下游还种有稻田。关中的土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占十分之二，财富占十分之六。

漕粮还不是十分重要的时期，关中还有极为重要的优越的交通位置。秦时一统中国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线路，在陆路方面，向东有三条干道，即沿渭河南岸东出函谷关的函谷道，沿着灞河和丹江谷地东南出武关的武关道，以及向东北方的自蒲津关东渡黄河的蒲关道。这三条道路沟通了东部半壁河山。南面和西南面沿渭河南岸向西，有子午道和傥骆道贯穿秦岭，经汉中入蜀，并可转赴西南。西北“渭北道”沿渭河北岸西行，至雍县向西北和西南分为两路。西北为回中道。越陇山穿过河西走廊而至西域，西南为陈仓道，是关中入蜀道路中最为平坦也最为重要的一条。在陈仓道东南，从渭北道上还向南分出有褒斜道。北方则有大道直通塞外。水路交通运输线则有渭河和漕渠。而在这些道路中，函谷道、渭北道、武关道是确立丰镐、咸阳、长安这一系列城市城址的控制性道路。秦人还多向渭河南岸发展，汉人在渭河南岸建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便于控制渭河渡口和函谷、武关两道。

隋唐建都于今西安是因为汉长安城本身的不足。长安城历时已久，破败不堪，城中供水排水严重不畅，污水聚集不能排散，生活用水遭受污染，成为咸卤。而且与咸阳所在龙首原北侧相比，南侧地形更为开阔高爽，从南山引水方便，于是隋新都建于此。

长安作为首都也有不利的一面，它的地理位置偏西，距离当时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黄河下游西岸远了一些，中唐以后，距离财赋所出的江淮地区更远，京师所需绝大部分从数千里之外的江淮地区节级转运而来，劳费惊人，民间有“斗钱运斗米”之说。五代以后，黄河流域愈加衰落，江南经济地位和河朔的军事地位逐步上升，中原王朝内部不再是东西对峙的问题，而变成了南北对峙之局。主要的外患不再来自西北，改为来自东北的契丹、女真、蒙古，长安丧失了军事上制内御外的作用，于是，都城一经从西移向东部，就再也没能搬回来过。

洛阳素有“天下之中”的美称，可以说最符合古人所云“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原则。所以要求王朝辖境内的中心地区，是因为如国家的行政中心距离全国各地都不太远，道路里程大致相等，便于都城与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便于政令的传达、物资的运输和人员的往来，所谓“水陆通，贡赋等”。这在交通通讯尚不发达的古代尤其重要。洛阳是经过占卜后才确定下来的。据《尚书》记载，周成王为了营建成周，先特地到丰京向宗庙告祭，并派太保召公前去查看地形。经过一系列地勘查及测量，制定了建都规则，最后进行了占卜。《洛诰》说周公“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处瀍水东，亦惟洛食”，说明在涧水东、瀍水西和瀍水东洛水之滨营建新邑都卜兆大吉，这才正式动工兴建。在古人对地理形势的了解还不充分，对未来的情形不能预知时，占卜是用来确定自己的判断，并做最后裁决的举措。商周时期，凡是出猎、征伐、祭祀等重大活动之前，往往要进行占卜。但周公所以在这里营建成周洛邑，作为镇托“东土”的大本营，就是因为它“在于天下之中”。

洛阳成为大都城并非仅仅因卜筮运气。洛阳地处水源丰富的伊洛盆地，东据成皋，西阻崤渑，背倚黄河，四周为群山环绕，气候温和，雨量适中，是一个物产富饶的地方。虽然洛阳的四塞之固不如长安金城条件优越，但比邺与开封无险可依又好得多。东汉以后，因屡遭战争破坏，关中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京都长安的费用主要来自关东及东南地区。要把全国各地，特别是富庶的东南地区生产的粮食和其他物资运往京师，要经过黄河三门峡天险，非常不便。都于洛阳，物资转运方便得多。故建都洛阳，最大的因素是出于对经济条件的考虑。

更重要的因素是隋大运河的开凿。隋炀帝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动工开凿运河。运河修成后，自洛阳，西到长安，南达杭州，北抵涿郡，东至海，水路运输畅通无阻，成为当时的水运枢纽。东南取道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可通富饶的江淮地区，东北取道永济渠可通向河北大平原，直抵王朝东北部的军事重镇涿郡。特别是江淮漕运自通济渠东来可以直达洛阳城中，输入含嘉仓，比都长安时漕粮辗转千里才能到达目的地，要省事省费得多。隋唐时皇帝之所以屡次东幸或移都洛阳，就是要解决京师给养。武则天死后，中宗虽仍返都长安，玄宗时起又因关中收成不好东幸洛阳。长安为都时，漕运始终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洛阳则比长安占优势些。

开封至今有“开封古城，十朝都会”之说，史书上也有“一苏二杭三汴州”的记载，但由于清以后长期遭受黄河水祸，开封城市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黄河多次泛滥改道，致使原有的汴、蔡、五丈、金水等河及蓬池、沙海诸泽相继淤没，黄河水多次泛滥，在开封附近水行地面，河堤高出城内平地40米，近城造成沙丘，城内盐碱土发育。再加上黄河泛滥破坏了森林、河湖，城市环境迅速恶化，环境的恶化又对开封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开封的衰落完全是黄河及人为因素的破坏。在此之前，开封的经济条件与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开封位于华北大平原的黄河冲积扇上，这里在上古时期河流纵横，湖泊星罗棋布，称得上水乡泽国之地。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下游与淮水之间有许多河流，如济水、濮水、睢水、涡水、沙水、颍水等，开封附近主要分布着由北而南的河、济、淮三条大水。在河流之间，有许多与汴水相沟通的湖沼。如逢泽、萑苻泽、圃田泽等，其中圃田泽东西40多里，南北20多里，泽中长满了水生植物。这些湖泽起着调节河流水量的作用。当时气候比现在要温和，植被状况良好，这一切都对开封城市的发展极为有利。但从战国时，魏从安邑迁至开封都于此开始，开封一直面临着一个水源不足、地势低洼、易积水成涝，受黄、济洪水危害的问题，魏惠王凿鸿沟，由圃田泽疏通一条大沟到开封北堤，绕城东侧向南延伸，接通沙河上游，利用沙河的一段水道，再开沟接通颍水。于是细小的支流汴、获、睢水和淮河支流的颍、沙、涡水全部沟通，给开封的灌溉和交通带来很大方便。周世宗取得南唐十四州后，重新沟通以开封为中心由黄河到长江的漕运故道，并疏通蔡河，使开封的水道南达寿州（今安徽寿春县）。隋炀帝开通通济渠，唐又改汴河或汴渠，使得漕运畅通顺利，也使得开封的水路交通条件更为优越。到了北宋，在开封城内有四条河流贯穿其中：惠民河、五丈河、金水河和汴河。当时汴河一路，每年从江南运往京城的粮食有500万石到700万石之多。周邦彦《汴都赋》记载，在汴河上来往的船只有江浙一带的，也有江淮一带的，所运物资，有官府的，也有私商的，舳舻相衔，千里不绝。神宗时，进行导洛入汴的水利工程，使得汴河与伊洛河相互沟通，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www.daowen.com)

开封的陆路交通同样十分便利。张仪曾说，魏国地势平坦，诸候四通，无名山大川阻挡，从郑到大梁，不过百里，自陈到大梁，二百多里。秦汉时人郦其食也曾说，陈留是天下的要冲，可四通五达到全国各地。北宋时，以开封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线向四方辐射。向北，经渭州、澶州、河北大名，可通辽国的南京；向西，经郑州、西安、陕西的京兆府，可以通向西北各地；往西南，经许昌、邓州、襄阳，直达湖南和两广；往东，可达山东沿海各地。

水陆交通发达促进了当时工商业的高度发展，北宋东京开封府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城市及最大的经济中心。这里城郭宏伟，市肆繁荣，百业兴旺，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成为“八荒净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的国际大都会。

在国家不统一，处于分裂状态的情形下，每一个割剧政权都会把其都城军事上的条件当做首要考虑的问题。都城所在地点，既要利于随时向其它地方政权发起进攻，也要防止被轻易攻取。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还要有优越的经济发展基础，或周围地区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或有便利的水利运输条件，可从经济发达地区较快捷地运来京师所需物资。在中国古代后期，一统政权和大地区性政权离开中原，移至南方，这时南京脱颖而出，成为南方政权甚至一统政权的首都。在南京为都的诸因素中，军事因素是首位的，其次才是经济因素的考虑。

选择南京最集中地体现了山环水绕的地理优势的重要。南京北临长江。在中国古代，浩淼壮阔的长江是南北交通的一大障碍。长江南京段长60公里，宽达1.2至2.2公里，平均水深20——30米，年均流量有28，200立方秒米。对于东西航运来讲较通便，而北人要南下，无疑非常困难，故自古长江被称为“天堑”。三国魏黄初五年（224），魏文帝曹丕曾亲自率领十余万军队南征东吴，面对波涛汹涌的江水，感叹道：谁说长江水虽然宽阔但可以渡船过去？长江真是上天安排做为南北分界的啊！不得不打消了渡江的念头，不战而退。半个世纪后，西晋主力王水军从巴蜀顺流而下，使孙吴的长江天堑优势不能得以发挥，才迫使孙诰出降。看来，长江确是南宋对抗北方军事力量南下的天然防御工事。

南京的北、东、南三面有起伏的低山丘陵，南京就在这三面环山，一面临江的河谷盆地之中。东面是宁镇山脉西冀山地，分3支楔入南京或切近市区边缘；北支沿江一带有龙潭山、栖霞山、乌龙山、幕府山，这些山沿江一线由断层作用造成，悬崖峭壁，地势险要。离南京城最近的幕府山，象是城北外围的天然屏障，它的东北端还有一座突出江边，三面环水的石矶，称为“燕子矶”，这里自古就是南北往来过江的一个渡口；中支有宝华山、龙王山、灵山、钟山等。钟山屹立在南京城东，平地突起，山体东西长7公里，象一条巨龙蟠居在南京之东；南支有汤山、青龙山、黄龙山、大连山。跨秦淮河谷地为方山、祖堂山、牛首山、风凰山等。雨花台是城南的一座石子岗，是一个制高点，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清凉山在城西，古称石头山，历来是江船登岸的地方，也是防守南京的战略要地。相传诸葛亮出使东吴途径南京，特地骑马到石头山察看地势，当他看到以钟山为首的群山，象龙一般蜿蜒蟠伏于东南，以石头山为终点的西部诸山，又象猛虎似地雄据在大江之滨，曾赞叹道：“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建议孙权在此建都。孙吴后来果真在石头山楚国金陵邑的基础上，修建了著名的石头城，作为吴国最主要的水军根据地。

南京北有坦荡的江淮平原，东有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太湖流域。沿长江西上可通中游的江西和两湖，以至巴蜀汉中，东下可出海，渡江可北至寿春、徐州，沿陆路西南可至宣城，徽州，东经京口至苏杭。交通运输条件也十分优越。东晋永嘉之乱后，北人南迁，农业生产得到发展，逐步形成全国的粮仓而凌驾于北方的中原地区之上。

秦淮河与南京古都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她是长江下游的一条支流，东吴时开始人工疏浚拓宽。秦淮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南京地区的农业基础，从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是人烟稠密的地方。南京地区的古城湖孰、秣陵、越城、金陵邑都是沿秦淮河畔而建的。秦淮河对孕育着这些古代城邑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不仅提供水源，灌溉两岸的农田，而且是条天然交通线，沿河上下的船只，把生产和生活物资往返运输，给居民带来不少便利，故有“曲屈秦淮济万家”之称。在六国时期，秦淮河下游两岸是居民区和商业区所在，鳞次栉比，繁华热闹。明初洪武年间为了避免长江风涛之险，朱元璋命开溧水胭脂河，以通浙漕，使苏杭船只，由宜兴入荆溪经胥溪入固城胡、石臼湖、胭脂河达秦淮河，这样太湖流域的粮食得以通过秦淮河抵达京师。

南京是江南地区唯一做过统一政权首都的地方，但都不能保持其地位，原因之一便是一旦军事防范的必要性减少后，南京的优势便减弱了一些，并且南京交通运输局限于南方。但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南京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难觅之佳境也。”

在都城古代经历由西而东，由东而南的转移后，到了元明清的大一统时期，位于北中国华北大平原顶端的北京成为王朝的行政中心，直延续到今日。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北京只是作为北方的军事重镇及贸易中心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而不是如其他古都那样地处千里沃野之中，农业较为发达。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这里有鱼、盐、枣、栗的生产，但这些物产都不是古代社会赖以生存的最主要的东西。大运河的开凿是人为的力量改善某些天定因素的最出色的例证。而中国古代后半期，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并建立统一政权，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都城建到远离故里的地方。

北京地区经过沧海桑田的巨变，形成了今天的北京小平原。在小平原的西部，是巍峨的太行山脉，从山西南部和河南北部向北一直延伸到这里。小平原的北部和东北部是属于燕山山脉的军都山，从西南延伸向东北，横亘在蒙古高原与华北大平原之间，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向东逶迤数百里伸展到渤海之滨，将东北大平原和华北大平原分隔开来。小平原的东南面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

北京小平原地势平坦，西北略高，东南渐低，周围山区发展的大小河川流经其中，最后向东南汇为海河，注入渤海。

这样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平原，与四方交通显然十分不利。西北、东北是崇山峻岭，这在古代是南北交通天然的障碍，向东南是河网密布，并有大量的沮洳湖沼，通往华北大平原亦十分困难。所幸在丛山之中，有一些天然峡谷，形成南北通道，有小平原西北角的南口和东北角的古北口。当时最重要的交通路线是沿着太行山东麓一线高地，进入北京小平原，然后分为几路。西北一路出南口直上蒙古高原；东北一路出古北口，穿越一带平缓的山地丘陵，通向松辽平原，正东一路横越小平原，沿燕山南麓直趋海滨，然后出今山海关直下松辽平原。沿太行山东麓的南北路线经小平原时，要越过从太行山东注大平原的大小河流，其中永定河是最后最大的一条河流，由南而北的大路到永定河渡口开始分股，而这个大路与歧处居民点，便成为当时沟通南北交通时的枢纽。蓟便在这样一个枢纽位置的居民点上诞生了。

蓟在这样一个交通路线的交叉口上，长期以来，是中原到东北地区的中转站，做为中原地区与少数民族的联系点而存在。每当中原的汉族统治者势力强大，向东北地区疆土开拓时，蓟是经略东北的基地。东北游牧民族南侵时，蓟是汉族军事防守的重镇。一旦游牧民族侵入之后，蓟是入侵者进一步南下的据点。有人称蓟城象政治晴雨表，便是指它反映出中原统治者和北方少数部族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同时，蓟也是北方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司马迁《史记》记载，蓟城算是渤海、碣石间的一大都会。它南通齐、赵，东北与胡人接壤，北边邻近乌桓和夫余，向东又足以交流秽貉、朝鲜和真番的物资。

《日下新闻考》中曾称赞北京的地理环境说：“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而太行之山自平阳之绛西来，北为居庸，东入于海，龙飞风舞，绵亘千里。重关峻口，一可当万。独开南面，以朝万国，非天造此形胜也哉！”又曰：“若夫万里河山而都城位北，南向以收其朝拱之势，梯航车马，络绎奔赴，皆自南而北以奉神京，岂非古今第一形胜哉！”其后契丹人建立的辽州，幽州为陪都，女真人以燕京为中都，都是少数民族利用这里有利的地理形势，作为向南进攻华北大平原的据点，当然，对中原先进文明的向往也是原因之一。

蒙古骑兵入中都城后，将城内金代宫阙焚烧一空。元大都的兴建，放弃了莲花池水系上历代相沿的旧址，在它的东北郊外选择新址，重建新城。新城以金代离宫——太宁宫附近的一片湖泊为设计中心，属高梁河水系。故弃旧址的原因，首先在金中都破坏严重不堪重修。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取得丰沛的水源。北京一旦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后，规模有所扩大，用水的需求增加，而莲花池有限的水源已供不应求，高梁河水系的供水条件却好得多。

明成祖即位后，来自塞外的蒙古贵族仍是当时威胁明王朝的势力。都城自南京迁到北京，便是为了更加有效地抗击蒙古统治者的南侵，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

致使北京在元、明（除明初）、清一直成为统一国家的首都，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漕粮运输的畅通。隋大运河北顶端到涿郡，南达杭州。元开通通惠河。通过后人不断地疏浚治理，使得东南地区的物资可源源不断地直达北京，北京因此不断发展，直至完善，成为中国古都理想都城之一。

杭州成为都城，完全要归功于秀丽的景色和富庶的土地。她远离政治纷争、硝烟四散的中原大地，远离早已达到一定文明程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只躲在柔美的西子湖畔，观花赏柳、对景低歌，一个胸怀大志的帝王绝不会都于此，所以杭州仅仅为半壁或东南一隅政权的都城。

杭州成为南宋王朝的都城，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宋高宗之所以不愿迁都到南京，是绝意安坐半壁河山“直把杭州做汴州”，结果最后连半边天也都没保住。看来，都城的位置选择实在是不简单的。

在杭州选为都城的诸因素中，靠近富庶的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西湖及位于南北大运河的最南端是最重要的。中唐以后，由于东南地区土地的开发，手工业的发展及大量北人南迁，全国经济中心南移，长江中下游平原成为后起之秀，经济大为发展。唐时杭州已十分繁华，据载钱塘江上帆墙林立，绵延二十里，城市店肆三万家，人口达四、五十万左右，其地位在江南仅次于吴郡。在五代十国全国大乱之时，钱鏐为吴越王，不扰民，不兴兵，发展生产，使得吴越地区生产力有了较大地提高，经济繁荣，人民富裕康乐。到了南宋时期，这一地区经济继续发展。靖康之乱后，北人又一次大量南迁，大批官民来到浙江，促进了这一地区的进一步发展。杭州日渐繁华，正是在这样一个江南鱼米之乡的滋养下，逐渐从一个山中小县，跃升为人口达百万的全国第一大城市。

在远古时期，今天的太湖地区还是一个海湾。西湖以东，是潮汐出没，土地斥卤的海滩，沼泽平原无法建立县治。所以秦时设钱塘县时，县治只有设在西湖群山之中。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的发展，西湖群山中的小县显得不足以用，而东部沼泽平原对人们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于是沿江沿海修筑堤塘便显得十分重要。

东汉时期，地方官组织修建了防海大塘，这样，沿江沿海的沼泽平原开始垦殖利用，县治从山区移至平原成为可能。防海大塘对西湖畔的城市的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后世屡有修筑。钱鏐曾采用夹板筑塘的方法，沿江100多里，修筑捍海塘，为城市的扩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还在钱塘江岸修建龙山、浙江二闸，遏制了咸潮的倒灌，使城内河渠不再受潮汐的干扰，并使原来斥卤的土地逐渐淡化，以发展农业。

到公元6世纪末叶，杭州州治和钱塘县治移到柳浦。唐建立以后，市区才向今西湖东的广大平原发展。那么隋的州治为什么不直接建在西湖以东呢？这是因为，在六井修建之前，西湖以东旷阔平原并不具备筑城的条件，由于地形低洼，土地泥泞，不可能在上面营建宫室。而且由于海塘尚未完整，潮汐的威胁还不能完全解除。西湖以东的土地上，河水和井水都是咸水，要建城必须解决淡水问题。相比较而言，江干一带面对江海，背负山丘，虽地势狭窄，但一连串的冈阜居高临下，形势险要。这些高阜的南陂小气候条件很好，是营建宫室的理想所在。山上富于井泉，可解决饮水问题，建城条件好得多。

杭州城最终迁到西湖东岸，是由于六井的开凿，六井成为杭州城的蓄水池，解决了城市的用水问题后，西湖成为杭州城市的一部分，杭州城市的发展开始与西湖的治理有了密切的关系。疏浚六井及西湖也就成了后世贤良的地方官重要的治理举措。唐代以后，白居易、钱鏐、苏东坡等都相继为杭州西湖疏浚和六井的畅通做出贡献，也正是由于历代的治理，西湖才得以保存至今。

隋代大运河的开凿，使得杭州与首都洛阳之间有了直达的水路运输，这大大促进了杭州的发展。在江南运河的促进下，杭州成了江南地区重要的商业城市。元代，杭州又成为京杭大运河的终点，船舶可直达大都。

诗人笔下的杭州无疑是美丽而多情的，历代统治者都只当她是一个交通便利、商业发达、靠近富庶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平原的地区中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是百姓心目中生活安宁平静，有鱼米之饶、丝绸之华美的理想居住地。西湖的胜景与歌舞可以使闲暇的游人陶醉其中，也使得偏安的南宋统治者暂且忘怀北中国的不属，少数民族的南下，沉浸在做一个富贵平常人的闲情逸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