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居民饮水和海水倒灌问题，吴越王在杭州城周围实施了三项重要的水利建设。

首先，吴越王钱氏广开“百井”。

吴越国时期，人口较为集中地分布在西湖沿岸的“六井”一带。杭城扩建后，人口剧增，为解决居民饮用水，钱氏在城内广开池井，如在涌金门内引湖水入城的涌金池，吴山北麓大井巷的五眼吴山大井，南屏山西法音寺的钱王井，凤凰山梵天寺的灵幔井等。钱氏先后凿井最多的是在新扩展的城北一带。杨渭生考曰，“在今杭州下城区百井坊一带，有钱王所凿的九十九眼井称‘钱王百井’。今杭州延安北路保存着一眼古井，即为钱王百井仅存者之一”。宋初，除了“六井”以外，又扩展了水田、水塘、花圃、果园和桑田等。在东北角的艮山门内，东城的菜市门（东青门）郊外，也是蔬菜园和水塘相连的地方。^[41]“六井”以东和抱剑营一带，是吴越王的骑兵屯驻地。

其次，设置撩湖兵，治理西湖。

唐代杭州刺史白居易曾治理过西湖。但到了唐末，因军阀割据，战乱频仍，西湖年久失修，出现了“湖葑蔓蔽”的局面。

贞明二年（916）钱镠请封钱塘湖龙君为广润龙王，并在宝石山麓建广润龙君祠致祭，撰有《建广润龙王庙碑》。

天宝五年（912）钱镠拟扩大凤凰山王城。有一术士献策：“如在凤凰山造宫殿，王气太露，不过有百年而已；若将西湖填平，只留13条水路以蓄湖水，建宫殿为其上，便有千年王气。”钱镠答道：“西湖乃天下名胜，安能填平？况且五百年必有王起，岂有千年而天下无真主者乎？有国百年，事愿足矣！”

后唐天成二年（927），钱镠专门设了撩湖兵士千人，专职疏浚西湖，清除葑草，加深湖床；宋建隆四年（963）七月，钱弘俶“大阅舟娄舻于西湖”；开宝九年（976）吴越国疏通了涌金池，引湖水入城内运河。随着钱镠对西湖的整治，西湖周围也得到进一步开发，十余所园林与数百处佛寺、塔幢纷纷修筑起来。如吴山上的秾华园，涌金门外的西园，嘉会门外的瑞萼园，月轮山下的南果园等。据《咸淳临安志》卷八十四《寺观》载，吴越国时期新建佛寺达200多座，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昭庆寺、净慈寺、理安寺、开化寺、高丽寺、云栖寺、灵峰寺、宝成寺等；著名的寺塔有六和塔、保俶塔、白塔、雷峰塔与梵天寺、灵隐寺经幢等。(www.daowen.com)

最后，筑塘修堤，阻拦潮患。

杭州城的防海大塘始创于三国时期功曹华信，惟塘以土筑，岁久辄坏。到中唐以后，杭州城仍潮患频仍，海潮或有奔逸入城。唐代杭州刺史崔彦曾在城外钱塘县“南五里”筑沙河塘（堤），开沙河塘。但始终未能消除潮患。每有涌潮水聚涨，“自秦望山东南18堡，数千万亩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

武肃王钱镠修捍海石塘的情况在《筑塘疏》中有详细记录。“经始于开平四年（910）八月，竣事于是年十月。功成，计费十万九千四百四十缗。堤长三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丈（折成现在度量单位，一千公里左右），以御江涛。外加土塘，内筑石堤，不辞鞭石畚图之劳，以图经久乐利之计。”^[42]

北宋时期杭州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钱氏捍海塘时，提到：

钱塘江，钱氏时为石堤，堤外又植木十余行，谓之晃柱。宝元（1038—1039）、康定间（1040—1041）人有献议取晃柱，可得良材数十万。杭帅（即太守）以为然，既而旧木出水，皆配败不可用，而晃柱一空，石堤为洪涛所激，岁岁摧决。盖昔人埋柱，以折其怒势，不与水争利，故江涛不能为害。^[43]

吴越捍海塘在多处都有发现。如1983年在杭州江城路工地，挖地11米深，发现了部分石塘，其外加土塘，内筑石堤。同时期海塘在2014年距离上一发掘地点以北1公里处也有发现。钱氏的这种“石囤木桩法”一直为后世所采用。

吴越国时，钱氏还整治疏浚河道，重新筑起多个堤堰，如北郭有清湖等堰，江干造浙江、龙山二闸（以遏制江潮入河，海潮倒灌），城东有大、小二堰，因时启开，水运大畅，江川河艘，交织城中。^[44]这使得杭州城内外诸河得以贯通，南由贴沙、龙山二河达于江，北自上塘、下塘等河下注嘉、湖两郡。同时，又设水寨军，屯兵浒浦一带，常驻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