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杭州城一直只是北不及苏州、南不及越州的二流城市。这种情况直至吴越国时才发生变化。五代时期是中国都城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期，也是杭州城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7]借助钱镠在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和后梁开平四年（910）三次大的扩建，杭州城一跃成为一等城市。

杭州本沿袭秦代所置钱塘县，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始见于记载。一般认为，秦至西汉钱塘县治在今西湖以西至灵隐一带；东汉时，郡议曹华信立海塘，“县境蒙利”，其后钱塘县治迁至明圣湖北、宝石山东，即今武林路、保健路一带；^[8]但也有学者对东汉钱唐县徙治武林门一带产生怀疑。^[9]对于这一问题，笔者不去细考，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考究，可以知道华信筑防海大塘以后，杭州陆地面积继续扩展，西湖东部得到了一定的开发。据《南齐书·沈文季传》载，485年唐寓之起义，自富阳县顺钱塘江东下进军钱唐，“寓之进柳浦登岸，焚郭邑，彪（钱塘令刘彪）弃县走”。由此可知，六朝时期，钱塘县治当在柳浦附近，即今杭州城南凤凰山东麓，钱塘江北岸。（见图1）

图1　杭州古代城址变迁图^[10]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灭陈统一全国，废除钱唐郡，始建置杭州。开皇十一年（591），隋文帝命杨素主持营建杭州城。杨素以凤凰山东麓为州治，主持营建州城，周围仅36里96步。陈志坚考证认为，隋代杨素所建杭州城在性质上应是“子城”，大小也应在“十里”左右。^[11]但笔者认为，此说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南宋乾道《临安志》卷二《城社》引《九域志》载：(www.daowen.com)

隋杨素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曰：“有城门十二：东曰便门、保安、崇新、东青、艮山、新门；西曰钱湖、清波、丰豫、钱塘；南曰嘉会；北曰余杭。有水门五，东曰保安，南水、西水；北曰天宗、余杭。”^[12]

可见，钱湖门、钱塘门等在隋代即已存在，其位置应当与唐代差不多。作为一个州郡级城市，隋唐时期杭州城应当采取的是“子城—罗城”布局模式。而36里96步应该是隋杭州城罗城的范围。

唐代沿袭隋代旧城，并向北拓展。据《旧唐书·地理志》载：“钱塘，汉县，属会稽郡。隋于余杭县置杭州，又自余杭移州理钱塘。又移州于柳浦西，今州城是。贞观六年，自州治南移于今所，去州十一里。又移治新城戍，开元二十一年，移治州郭下，二十五年，得还旧所。”^[13]由此可知，隋代在余杭置杭州，后州治由余杭迁至钱塘县治所在的柳浦西（即凤凰山麓的柳浦，今杭州城南江干的南星桥一带^[14]），而这里基本上成为隋唐时期杭州的州治所在。唐代实行的应是杭州州城和钱塘县县城双城制。贞观六年，钱塘县治“去州十一里”；后来移治到新城戍（即由凤凰山东麓江岸逐渐向北拓展到今吴山东麓的鼓楼一带）；开元二十一年，县治又“移至州郭下”，应该在位于柳浦西的州治附近；开元二十五年，移回到“去州十一里”的地方。但因方位不明，故县治地址未能确定。有学者考证，唐代钱塘县治在宝石山东的武林路附近，但按照度量衡测算，似远不止唐“十一里”。^[15]不过，按照白居易“州旁青山县枕湖”的诗句可推知，县治应在西湖附近。再由其《自湖上归入钱湖门经由万松岭还州治》^[16]一诗可知，白居易从西湖回州治，需要经过钱湖门、万松岭。唐代钱湖门不知何处，但从宋代钱湖门在万松岭附近推测，唐代钱湖门也应在此处。它应是唐代杭州城罗城上的一个城门。谭其骧考证认为，隋代州城大抵在今凤山门南吴越牙城、南宋皇城故址；唐代杭州市区应南起江干，北届今武林门、艮山门的市区。但筑城年代已无确考。^[17]笔者认为此说甚确。

唐代时期，杭州城建设有两项重要举措。一是咸通二年（861年）刺史崔彦曾在杭州钱塘县“南五里”开沙河塘。^[18]南宋王象之提到：“河有三，曰外沙、中沙、里沙。”^[19]魏嵩山考曰，外沙河南自吴山脚下望仙桥，东北循今江城路、大学路、光芒路，至艮山门达于运河。^[20]里沙河即今菜市桥河；^[21]中沙河今已无考，疑当介于外沙河与里沙河之间。二是唐德宗大历年间，刺史李泌在今涌金门、钱塘门之间，分开水口六，导西湖水入城，潴而为六井；唐穆宗长庆中，刺史白居易复加开浚。自是，居民日繁，城邑开始向北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