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对具有发展潜力地区的开发，特别是开拓华亭，为后世之上海奠基，影响深远。今上海地区，时属苏州的华亭（今属上海市）、吴江（今属苏州市）的松江中部偏西有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冈身地带”，需要稳定的灌溉用水。唐天祐初（904—905），钱镠派人疏浚了苏州新洋江及横塘，同时开通大虞浦、小虞浦，北出新塘，南通吴淞江。新洋江的疏浚，既可将“流潦”（无规则流向的雨水）引入松江，“引江流溉冈身”，同时又能补充江南运河的水量，沟通松江航道，航船可通过松江达新洋江，进而通往娄江（在今上海嘉定），使太湖流域的水运更为便捷。

今上海地区陆域形成后，总体地势低洼，水系紊乱，水旱灾害频发，一直得不到良好的开发。松江大多为小渔村。后梁乾化五年（915），吴越国开通了从吴淞江入海与从急水港下淀山湖的工程。两年后又大规模疏浚松江（今上海金山一带），开昆山、七耳、茜泾、下张诸浦东北道及吴江大盈顾汇柘湖及新泾塘（今上海青浦），使江水由小官塘入海工程。“自是水不为患。”（《宋史·毛渐传》）吴越国还在华亭城内普照寺后开凿仓河，“讫为运道”，使“南通丰乐桥，东绝通波塘，与丘家湾水合”，上海一带水上通道从此得以完善，既保证了苏州（包括今上海地区）免受重大的水患，又繁荣了经济。

后梁开平三年（909）吴越国又奏请后梁，在松江设吴江县，修筑吴江城，置官镇，并派建有重大军功的都指挥使司马福全权负责官镇事务。开平五年（911）正月，为巩固松江城防，钱镠命筑松江南北二城，原为东南沿海的一片小渔村成了一座县城，又经几年的发展，更一跃成为“东南大县”。

后唐同光二年（924），钱镠在嘉兴设开元府，将华亭与海盐隶开元府。其时，吴越有西府（杭州）、东府（越州），而以嘉兴为开元府，可见其对嘉兴、华亭（今属上海市）的重视。其时，华亭的青龙镇已是吴越国重要的通商口岸，海外商船来往已十分频繁。北宋初，钱俶在青龙镇西建造规模相当大的胜果寺，青龙愈显繁荣。与此同时，华亭的周浦，建了盐场，设置盐仓，成了吴越国的重要食盐供应地。(www.daowen.com)

华亭的整治和发展，为后世上海的发展准备了最重要的具有较完备的水利、交通设施的陆域，并为其经济发展打下了最初的坚实基础。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设置的上海县，就是从华亭东北境析出长人、高昌、北亭、新江等乡所置。

杭州城市化中拓展罗城后，罗隐代钱镠作过一篇《杭州罗城记》，内有钱镠这样的话：“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苟得（德）之人而损之己，吾无愧欤！”在生产力低下的五代实施城市化，动员数十万军民筑城池、建楼堂馆所和园林，常被认为是“劳民伤财”之举，显然钱镠虽想为百姓树德，自己也耗费了大量心血，但还是准备死后听骂声的。不过他认定：只要对百姓有利，即使自己名誉受损，也就没有什么好懊悔的了。钱镠意想不到的是他在杭州、苏州建城池，大搞城市化，不仅在当时对吴越百姓起到了保障作用，留下两座“天宫”般的花园城市，而且开创了工商贸易型城市的新模式，实现了“中华帝国城市发展”中“关键性的制度变革”^[4]，从而大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为苏杭之成为“人间天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后世形成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