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的城市化当然从杭州开始。钱镠主政杭州后曾先后三次扩建杭州城，其城市建设打破了我国先前城市结构封闭的模式，开创了中国城市结构开放的新模式。在战乱频繁的五代，扩大城市自然不能不注重安全防卫的需要。唐昭宗大顺元年（890）九月，他在老城基础上修筑杭州夹城（依附旧城故称夹城）。唐昭宗景福二年（893）七月，钱镠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筑杭州罗城。自秦望山由原夹城东，延伸至江干、钱塘湖（今西湖）、霍山、范浦，南起旧城的吴山东南麓，沿东河到艮山门，然后向西到武林门，再往南到昭庆寺，共七十余里，把隋旧城东北部都包容罗织在内，故称“罗城”。在后梁开平四年（910），钱镠命子传瓘修杭州子城，同时又扩建了罗城，主要是扩展旧城东南部，这样一来，杭州城的范围更大了。

我国传统的城市结构实施的是“坊市分离”，即居民分坊而居，以便于管控；商贸市场则相对集中，成为买卖的交易区。两千多年前，汉惠帝元年（前194）至五年（前190）建造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市区西北郊），设城门12座，干道8条，最长的街道长5.5公里。城内建筑以宫殿为主，集中于城南部，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城北居民区分为160个“闾里”。西北为商业场所，史称“长安九市”。汉唐时期统治者进行的城市化，一般都是“内聚型”的，凭政治强力确立起社会中心地位，以城市为中心向内收缩，形成一个封闭的社会圈。为方便控制与管治，实施的是“坊市分离”制。一般州县以上每城设一二处“市”（州县以下不准设市）为商贸区，“市”与作为居民区的“坊”之间设有围墙、街鼓及坊门、市门，定时开闭。汉唐的城市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这种官市制与坊市分离制，显然有利于统治者管控，而不利于民生，尤其阻碍商贸发展。这种城市结构的藩篱是什么时候被打破的呢？不少学者认为是在北宋时被打破的，他们往往以《清明上河图》中的描绘为证。殊不知，此图出现前二百多年的五代吴越国，在大规模城建中就创造性地打破了这种城市结构的藩篱；吴越国纳土归宋后，北宋推行的城市结构改革正是得益于吴越国开创的坊巷制改革，《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北宋繁华的汴京，正是吴越国杭州的翻版。

出身民间的吴越国开创者钱镠懂得“以民为本”，认为“十四州百姓，系吴越之根本”。在建设城市中力求有利于商贸与民生，这就必须打破传统城市的封闭格局，建立一种开放的体系。于是，钱镠在城市建设中对我国传统的城市结构模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取消了官市制和坊市分离制，实现了“关键性的制度变革”^[3]，推行了坊巷制，突破了延续一千多年的坊市分离的格局。由于吴越国的城市原先就不像中原那些大都会那样有严格的坊市隔离和管控，特别是杭州，到唐代才刚起步，因而具有一种后发优势。钱镠拓展的杭州罗城中，官府、民居、市集及酒楼、茶肆、娱乐场所相杂处，“城中分坊，坊中有巷；主干是坊，细支为巷”。先前封闭的坊市布局，转化成为开放的体系，非常适于民居和贸易。杭州城内沿河建街，沿街设市，河上架桥，水中行舟，水陆通畅无阻，街坊与市集有机结合。市场全面放开：行商坐贾、前店后坊（作坊）、小商摊贩，任由经营；白天交易，晚上还有热闹的夜市；城门内外均可自由交易买卖；西湖周边，也都是巷市，“民居与百司寺观，错杂而处”。对过去只准官营的陶瓷、丝织等特种行业，也允许民营，官私并行分头经营，“四方百货，不趾而集”，叫卖之声，昼夜不绝。深夜游人才散尽，凌晨卖早点的就已在街头叫卖。杭州简直成了“不夜城”。(www.daowen.com)

随着商贸的迅速发展，杭州丝织、雕版印刷、制瓷、建筑等一批高附加值的手工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北方战乱中产生的大量移民，凡有一技之长的就被安排到各种专业作坊中，或织纴（丝织），或制瓷，或刻印，或建筑，促使这些当时高附加值的手工业获得了专业化发展，并且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商业化。商品生产各部门之间是互为市场的，生产者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比如，茶叶生产的发展为茶道与饮茶之风的普及创造了充分的物质基础，而饮茶的普及又繁荣了茶叶、陶瓷茶具的贸易；茶农对衣食的需求，自然也促进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商业交换不断繁荣。吴越国钱氏顺应商业化发展的潮流，允许官府与街市坊巷、酒肆、茶楼、商铺、寺观相杂处，许多前店后坊的新型店铺随之出现，原居民和新移民纷纷投身工商活动，街市充满生气和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商贸的发展，改变了城市商业的布局和百姓聚居生活的组织方式，使之从封闭向开放转化，从而进一步推进了“城市化”，被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G.W.SKINNER）称誉为“中世纪期间中国”“城市化上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