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时期，吴越国政权高度重视杭州水利建设。围绕杭州，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捍海塘的修筑。杭州城市发展最大的困难来自海水的浸淹。为了避免海水的侵袭，早在三国时就已有人修建了防海大塘。当时的海塘是土石海塘，取材方便，但技术简陋，经不起海潮的冲击，特别是在接近海口的河段，迎水面常常一触即溃。到五代时钱镠新筑捍海塘。钱氏捍海塘遗迹在1983年出土。从中可见，钱氏筑塘采用“竹笼沉石”并以木桩巩固，是筑塘技术发展的一个大改进。^[4]钱氏捍海塘的建造，消除了潮水对杭州城的威胁，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至宋元，杭州更是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中心城市。杭州能够成为中国东南地区的一个大都会，捍海塘功不可没。

第二，太湖流域水系的整治。五代时期，吴越国与吴国（后演变为南唐）分占太湖流域，吴国占有常州，吴越国占有杭州、湖州、苏州。太湖平原的低洼地集中在吴越国的控制之下，吴越国在太湖平原低洼地建设圩田，在太湖东岸修筑堤坝，同时疏通太湖的出海河道。吴越国还置设撩浅军，负责捞河泥肥田，同时疏浚塘浦，维护堰闸堤岸。郏亶之子郏侨说：“浙西，昔有营田司。自唐至钱氏时，其来源去委，悉有隄防、堰闸之制。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聚，以为腹内畎亩之患。是以钱氏百年间，岁多丰稔。”又说：“某闻钱氏循汉唐法，自吴江县松江而东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扬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阴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闸，所以贼水不[入]，久无患害。”^[5]

经此整治，太湖流域的经济重心开始从西、北的高地区转移到中部的低洼地带。由于低洼地土地肥沃，虽然开发甚晚，但一经开发，就发挥出极大的功效。相比之下，高田区由于过度开垦，导致它的生产地位不断下降，如黄震所说，“常、润渐北，则地渐高，而土渐硗，所收亩多止五六斗或四三斗。”^[6]也正是从此之后，宋代出现了“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谚语。苏州自陈末隋初析置钱塘郡（杭州）之后，一直没有大的行政区划变动，但到五代时，吴越国从苏州析置秀州（今浙江省嘉兴市），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湖流域低洼地带经济发展与人口聚集的事实。对杭州来说，太湖流域水系的整治，不但促进了杭州自身农业生产的发展，还打开了杭州向北发展与交流的空间，经济腹地更加广大。

第三，继续治理西湖。到唐朝末年，西湖葑草蔓合，湖面缩小，蓄水量减少。据《苏轼文集》卷三十《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吴越国时，“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开浚”。

钱氏对西湖的治理并不只是着眼于西湖本身，而是将西湖的治理与钱塘江、大运河乃至太湖流域水系连为一个整体。

西湖的水资源具有三大功能：一是城市饮用水，如唐时杭州刺史李泌凿六井，引西湖之水以供居民饮用；二是农业用水，唐时另一个杭州刺史白居易筑堤蓄水；三是交通用水，西湖为江南运河提供水源。

当时杭州与西湖相配套的城市水利设施还包括城内、城外若干河渠。城内河渠有：茅山河，在城东，出保安水门接龙山河入钱塘江；盐桥河，南北向，居中，是城内河渠的干线；清湖河，西湖所引水量除供六井外都归此河，然后出余杭水门。这些河都可以通船，出水门后与城外河渠相连。此外，西湖东北杭州城外诸河河渠，主要有上下河塘，就是江南运河。它自西湖引水灌溉沿河两岸农田，通船北上可至秀州、苏州等地。据《十国春秋》卷七八，与此相配套的一项措施是设置龙山、浙江两闸。从交通用水的角度来说，西湖与水运、钱塘江是联结为一体的。

另外，从农业用水的角度来说，白居易曾说：“自钱塘至盐官界，应溉夹官河田，放湖入河，从河入田。”西湖之利，及于整个杭州之北。到吴越国时，据《宋史》卷三四八《毛渐传》：

案钱氏有国时故事，起长安堰至盐官，彻清水浦入于海；开无锡莲蓉河，武进庙堂港，常熟疏泾、梅里入大江；又开崐山七耳、茜泾、下张诸浦，东北道吴江；开大盈、顾汇、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为患。(www.daowen.com)

这里共提到了吴越国所开浚的四条水路。

（1）起长安堰至盐官，彻清水浦入于海。

（2）开无锡莲蓉河，武进庙堂港，常熟疏泾、梅里入大江。梅里，据《琴川志》的考证，乃是梅李之误，“在[常熟]县东三十六里”。

（3）开崐山七耳、茜泾、下张诸浦，东北道吴江。这就是郏亶所说的“东开昆山之[下]张浦、茜泾、七丫三塘而道诸海”。七耳即是七丫。郏亶提到在太湖流域的东北，松江口下，北绕苏州、昆山、常熟县界，有港浦四十九条，七丫、茜泾和下张即是其中的三条。

（4）开大盈、顾汇、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

可见，西湖整治与整个太湖流域水系的整治同样是连为一体的。

杭州城市的崛起与发展和杭州水利建设密不可分。前代杭州水利建设，或挖井，或开塘，或疏浚，多局限于某一方面，吴越国的杭州水利建设则是全面的、成体系的。

至此，一条河流，一个沿河的中心城市，以及以此为中心的文化区域在吴越大地上开始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