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五件大事改变了杭州，也进而改变了整个钱塘江流域的生态与文化。这五件大事，一是东苕溪的治理，二是大运河的贯通，三是西湖水利设施的修建，四是太湖流域水系的整治，五是捍海塘的修筑。其中汉唐时期有三件。

第一，东苕溪的治理。东汉熹平时期，余杭县令陈浑于县城西南筑塘围南湖，以分苕溪水势，南湖东南建泄水坝，沿溪广置陡门堰坝，遇旱涝可蓄可泄。经此一役，加上苕溪改流北注太湖，苕溪古河道下游情形得到很大改善。也是在那个时代，华信在钱塘江修筑海塘。也正是从那时起，钱塘县治开始从灵隐山麓迁到宝石山东麓。

第二，大运河的贯通。隋朝开凿大运河，杭州在大运河的南端。由杭州向北，是太湖平原、江淮平原、华北平原，是中国连片的平原地带，由杭州往南，是连绵的江南丘陵。因此，杭州是大运河自然的终点。杭州也因此成为交通枢纽城市，不但浙江，甚至福建、江西、安徽部分地区的物资都可以通过杭州向北输送。杭州的经济腹地变得广阔了。在同一时期，陈末隋初，先是钱塘郡，继而是杭州，杭州终于从一个县级城市升格为州郡城市。也正是在隋朝，杨素在杭州筑城，杭州开始以一个大城市的面目登上历史舞台。(www.daowen.com)

第三，西湖的治理。古代西湖面积比现在大。西湖地势高，它对杭州发展也有危害。如果西湖缺水，湖之北的农田就得不到灌溉；如果西湖多水，洪水冲溢，也会给湖下游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不便。^[2]至唐中期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他开始大规模修建西湖水利设施。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杭州多旱，他主持“修筑湖堤，高加数尺”，通过“石函”进行调节，旱则“放水溉田”。白居易还建立了一套蓄放水的管理制度，“其石函、南笕，并诸小笕闼，非浇田时，并须封闭筑塞，数令巡检，小有漏泄，罪责所由，即无盗泄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决，须所由巡守，预为之防”。^[3]

至此，西湖与湖之东的城市、湖之北的农田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生态系统。大运河与钱塘江的航运价值进一步得到开发，为这个生态系统增添活力，为杭州城市的崛起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