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大古代文明多起源于大江大河，如古埃及文明之于尼罗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于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古印度文明之于恒河，以及中国文明之于黄河、长江。不仅世界各大古文明如此，中国各区域文化，其形成与发展也多与河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山西文化之于汾河，陕西文化之于渭河，四川文化之于岷江，岭南文化之于珠江，湖南文化之于湘江，江西文化之于赣江，浙江文化之于钱塘江，等等，多是如此。而且，这些区域文化都显示出这样一种地理模式：一条河流，一座沿河的中心城市，一种区域文化。仍举上述这些区域文化为例：太原—汾河——晋文化，西安—渭河——关中文化，岷江—成都——蜀文化，珠江—广州——岭南文化，湘江—长沙——湘文化，赣江—南昌——赣文化。浙江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一条钱塘江，一个中心城市——杭州，然后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一个沿河的中心城市在区域文化的形成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有些江河长度长，流经区域大，可能被分成多段，形成多个中心城市，发展出多种区域文化，如长江沿流有重庆、武汉等中心城市，分属巴文化、楚文化等不同区域文化。有些支流也是如此，如长江的支流汉江，历史上产生了汉中、襄阳、武汉等区域中心城市，它们也各自以这些大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类型。

当然，有些区域，一条河流，在其流域不同地区的开发有先有后，中心城市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如长江中游，江陵、九江曾是非常重要的中心城市，但现在它们的地位已被武汉取代。又如汾河流域，其最初的中心应在汾河南部，这里曾是传说时代的尧都；西周封晋，曾为晋国都城的翼、曲沃、绛，都在山西南部；晋三家中，韩氏初封韩原，后迁平阳，魏都安邑，皆在汾河流域南部。到战国以后，随着赵国势力的向北扩张以及韩、魏两国南迁，晋阳（太原）才开始崛起。至于黄河下游地区，其中心城市受历史上黄河改道及运河修建的影响较大，情况相对复杂一些。

长三角地区历史上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江河改道，但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变化以及区域文化的形成过程却也显得非常复杂和特殊。表现在以下两方面。(www.daowen.com)

一是中心城市的多变。为了说明问题，先让我们看一下历史上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变化情况：有文献记载以来，这一地区历史上最早的中心城市是吴国首都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和越国首都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这两个城市自春秋至两汉，一直都是长江下游的两个中心，堪称这一地区的母亲城市。六朝以后，建业（建康）成为首都（现在的江苏省南京市），成为该地区最大都会，也是自然的中心城市。隋唐以后，政府为抑制南朝旧有势力，对建康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打压”政策，南京相对“没落”。同时，随着大运河的贯通，扬州崛起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也自然成为长江下游当然的区域中心。同时，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与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分别为浙江西道与浙江东道的治所，也都不失为当时重要的区域中心。五代以后，杭州崛起，南京也重新崛起，分别成为吴越国和吴国（南唐）首都，至北宋分别为两浙路与江南东路的治所，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被重新洗牌。长三角开始由苏越并峙走向宁杭争胜的时代。杭州在南宋时期成为一国之都，南宋亡国后它虽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但仍不失为一个全国性的中心城市。明朝之后，南京为首都，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陪都仍是一个全国性的中心城市。宁杭之间，可谓各领风骚数百年。清代，南京、杭州分别是江南、浙江的首府，苏州为一大经济都会，扬州因盐运重新崛起，长三角呈现多城争胜的局面。太平天国之后，受战乱影响，长三角地区的大量人才、财富、资源向上海聚集，上海异军突起。通观全国，除东北地区长期是游牧民族聚居地、情况有些特殊外，中国的区域中心城市往往是比较稳定的，如西安、广州、成都、太原等中心城市，甚至历数千年而不变，罕有长三角这么多变而复杂的情况。

二是在浙江地区，甚至整个长三角地区，其文化发展，一开始时并没有形成一条河流、一个沿河的中心城市、一种区域文化类型这种地理模式。这一地区刚开始出现的两个中心城市，姑苏和会稽，都不是沿大江大河的城市。姑苏处于太湖流域的低洼地，会稽南靠山，北面海，位于在山—原—海阶梯地形中的平原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