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发展现状——考古遗址公园的产生

“考古遗址公园”这一概念可溯源至2005年国家文物局启动的大遗址保护项目，先后经历了“大型古代城市遗址公园”“大遗址公园”“遗址公园”“考古遗址公园”等演变时期，同期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清晰地体现了我国遗址保护理念的发展过程。2009年12月，国家文物局正式提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定义，“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随后颁布实施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编制要求》标志着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正式走向规范化、法治化。

考古遗址公园是将遗址保护与公园设计相结合，对已发掘或未发掘的遗址进行完整保存，综合运用保护、修复、重新整合、再生等一系列手法，对遗址进行保护、展示、研究和再利用。该保护模式充分发挥遗址所在地保护的优越性，顺应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要求，在国土空间优化开发的新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公布36处、立项8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见图4），在理论与实践领域探索出多元化发展路径，涌现出诸多考古遗址公园与城乡发展良性互动的优秀案例，如西安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成都金沙考古遗址公园、杭州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

2.发展态势——与城市更新联动发展

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涉及城建、规划、国土、交通、水利等社会各相关职能部门，更与土地置换、居民区征迁、地块经济形态等民生发展利益休戚相关，深刻影响着遗址及其周边的自然、人文环境。考古遗址依存于土地，其所承载的丰富的历史信息又赋予土地特殊含义，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主动寻求二者利益的同步发挥路径，设法实现遗址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协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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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我国已公布与立项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分布图（截至2018年底）

近年来，随着文物保护理念和意识不断加强，各地在不同地域对遗址公园的规划模式与手法都进行了有益尝试和探索。如西安大明宫遗址曾一度为杂乱无章的棚户区压占，当地政府充分认识到文物保护对西安城市更新的重要意义，果断对3.2平方公里的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范围实施整体拆迁，使15万居民的生活居住条件得到根本改善。遗址公园建设带来的衍生效应涉及城市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现代服务等领域，遗址空间在城市更新的增长极效应逐年凸显。良渚考古遗址公园则将公园建设定位为与考古工作相配套、相结合的长期的建设过程，即首先建立起一个可供参观游览的考古遗址公园的框架体系，随着考古发现的新进展，不断确立新的展示点进行保护展示，形成分步实施、逐年投入的详细运作机制，充分反映了考古遗址公园的特点和生命力所在。

3.小　结

对临安而言，古代遗址与现代城市在空间上的高度重叠，使得城市更新具备土地价值和遗产价值双重属性。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理念正是借助“遗址”这一土地资源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彰显地域在历史、社会、人文等方面的文化软实力，其实质不仅是促使“保护”与“发展”走向整合、追求文化遗产与城市建设的和谐共赢的战略构想，也是新时期临安区城市资源重新整合、重塑老城区特色空间的宝贵契机，从长远来看，更是挖掘自身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展、实现文化“反哺”经济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