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大红鹰职业专修学院1999年新招的458名新生中，有6个专业，9个班，400多名学生要去学院本部（银行干校）报到上课。当时，校部有8名领导及工作人员，20多名专职教师和若干名兼职教师。所有教室、办公室、会议室及部分教师宿舍均安排在一幢教学办公楼里（另一幢楼银行干校仍要向本系统开放，未借大红鹰用）。

用房当然十分紧张，简直是在“蛳螺壳里做道场”。

院长、书记的小办公室里要坐4人，并且还要兼作院办及学生处的办公室；一间稍大的办公室要坐6位教师，由于通道狭窄，进出还要互相起立让路；办公室内没有书柜，没有电脑，更没有空调、沙发，教科书、参考书、学生作业本都只能高高地叠放在桌上。有几个计算机班（几乎全是男生）的男教师干脆在寝室里放张办公桌办公，一室两用。学院开会和吃饭都在东南角的小楼里，后经检查说那是危房，于是只好把食堂移到校大门东边的一排平房内，采用分时就餐的办法来解决。

学校的所有户外活动，如升旗仪式、体育课、课外活动及跳绳、拔河、羽毛球、排球比赛等几乎都放在篮球场上举行，其拥挤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再来看看学院的经济状况吧。

宁波大红鹰职业专修学院创办的第一学年（1999年9月至2000年8月）共招生458人，年学费收入约275.5万元，学区与总部按8∶2分成，总部可得学费55.1万元，这就是学院第一学年的全部收入。

新学校不是有一笔开办经费吗？这个，当家人孙惠敏是知道的，但她既没有向市教委申请，也没有问宁波卷烟厂要。为什么？她就是想试一试，单靠学费收入是否能解决学校的生存问题。

银行干校时期的学生活动(www.daowen.com)

学校该年度支出的大项目有：校舍租赁费，35万元（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谈下来）；工资开支，孙惠敏院长带头减半（即从施乐副校长年薪12万元减到6万元），新招聘教师月工资一律680元，20多名专职教师工资加上10余名兼职教师课时补贴，一年20余万元；门卫、食堂等工作人员工资，一年约10万元。这样，预算已经达到60多万元，超出年度总收入了。而工作午餐费和一些必要的教学、办公、体育、厨房、宿舍、交通用具（品）添置费用还未计算在内呢！

宁波大红鹰职业专修学院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

事实证明，办学伊始，招生未达到一定规模时，光靠学费收入来维持学校正常运作是不可能的。宁波大红鹰职业专修学院1999学年度亏损的经费，也是靠2000学年度学院扩大招生后，才逐步去填补、解决的。

为了紧缩开支，为了进一步观察、考验新集结来的大红鹰教育人，也为了全面锻炼、培养一支学院急需的管理和教学骨干队伍，学院在人员工作任务分配时往往会采用一人多职或一人多科的办法。如体育老师郑永跃和经济学教师董丽君兼任学生处工作；体育老师许锁迪兼任后勤、安保、带教工篮球队等工作；语文教师谢科峰兼任团委工作；语文教师裘淑芬兼任历史教学工作；叶晓莉老师兼任教务、考务工作；王琼波兼任文秘、档案和统计工作。上述一身多职的职务中还未包括许多人兼任的班主任一职呢！

皇甫贤昌老师是从一所公办学校出来，加盟到大红鹰教育的。他毕业于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是王翊士院长一位老朋友金教授的弟子。他是教语文的，但又担任了一个“乱”班的班主任。记得有一次，他班上有几个学生逃学，他把学生找回来后，为便于谈心和管理，就与他们一起住在学生宿舍。另外，他还兼任了院办的工作。

前面说到过的冯志钧老师，他既是“三办”（党办、院办、集团办）主任，又是学生处处长，还要任课、办院报、协助领导做好学校管理及接待等工作；顾方平老师也是这样，他是专业课的兼职教师，还要抽出许多时间去协助学校做招聘、招生、晚上值班及学生管理等工作。

许多临时性工作，往往不顾分工，人人都会自觉分担。如有一天上午，满满的一卡车书籍、学习资料、教学用品拉到了学校。这时，吕维明老师等老同志一声倡议，没有上课的老师都变成了搬运工，抬的抬，扛的扛，背的背，上楼下楼，来来回回，个个累得一身是汗，最后换来了朗朗的笑声和空卡车迅速开走的马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