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到农村去，到部队去”的口号，纷纷深入基层，实践党的文艺政策，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在《讲话》精神指引下，许多作家、文学艺术工作者，冒着炮火，顶着严寒酷暑，跋山涉水，深入农村，深入部队采风调查，创作了许多反映边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及与日本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坚持斗争和追求团结进步的优秀文学、文艺作品。1943年春，吴堡籍作家柳青到米脂县民丰区吕家硷乡政府任文书，深入生活，亲身参加大生产运动，创作了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小说《土地的儿子》《雷雨》等文学作品。5月8日，柳青在《解放日报》发表《一个女英雄》，介绍燕家圪台劳动模范郭凤英的事迹。在米脂工作的3年，柳青创作了小说《种谷记》。诗人李季酷爱陕北民歌，在三边分区的盐池县担任政务文书，1944年以陕北民歌的形式发表了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轰动边区，为新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郭沫若称之为“文艺翻身的响亮信号”。著名女作家丁玲，采访靖边县第一个民办合作社主任田保霖的事迹后，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长篇特写《田保霖》，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还有许多文学艺术工作者深入民间，勤奋笔耕，创作了大量具有影响力的小说、散文、特写等文学作品，充分发挥了文学艺术的战斗作用。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讲话》的精神犹如春风吹遍了陕甘宁边区，延安鲁迅学院的秧歌队率先走上街头演出，带动了边区各地的文艺活动。1943年春节，在新秧歌运动的影响下，米脂、子洲、清涧、绥德、佳县、吴堡各县、区，纷纷成立秧歌队、自乐班、道情班、皮影戏班，走村串户慰问演出。春节后，在延安举行的文艺会演中，子洲县拓开科的链子嘴《闹官》、民间艺人李卜的《张良卖布》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新秧歌运动带动陕北民歌、陕北说书、诗歌、快报、道情、剪纸、面花等民间艺术的新发展。横山县民间艺人韩起祥创作的思想性、艺术性很高的《刘巧团圆》《四差捎书》《反巫神》等陕北说书，迅速流传绥德分区各地，备受广大民众喜欢。绥德县石维钧、党福祥、王进康等民间说书艺人，积极投入编新书，说新书活动，走村串户，宣传边区的民主政治，生产自救，破除封建迷信，歌颂新人新事，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既活跃了农村群众文化生活，又为普及通俗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鲁艺文工团吴堡下乡演出时，在全县引起强烈反响，群众深受鼓舞和启示。慕家塬秧歌伞头慕锡功以当地保卫河防战斗为素材，编演秧歌剧流传全县城乡。张家墕张天恩是一个赶牲灵能手，在大生产运动中，他组织运输队去定边驮盐，即兴创作了《赶牲灵》《白面馍馍红点点》《十劝劝的人儿》《跑旱船》等民歌，路途唱，住在店里唱，从吴堡唱到绥德、子洲、靖边、定边，再从定边唱到清涧、子长、延安，传遍了陕北各县，并教出了许多民歌徒弟。白秉权、杜锦玉等就是在张天恩的影响指导下，成长起来的著名陕北名歌歌唱家。张天恩的民歌，曾被何其芳等著名文艺工作者收编于《陕北民歌》集在全国发行。鲁艺文工团和烽火剧团在吴堡的演出，使吴堡全县爱好文艺的群众学会许多陕北民歌和抗战时期的革命歌曲，促进了吴堡全县文化工作的发展。

1943年春节前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工作团”的田方、王大化、华君武、张水华、贺敬之、于兰、孟波、刘炽、唐荣枚、张平、张鲁、马可等一行42人，在团长张庚的率领下，到绥德分区子洲、清涧等地演出和采风。在十里盐湾闹秧歌中，演员们举着镰刀、斧头，穿着农民的服装，唱自编的新秧歌，令人耳目一新，为子洲及全分区的秧歌注入了新鲜血液。

1944年正月，子洲各区乡普遍组织了秧歌队。双湖峪四乡景海清的秧歌队演出最为精彩，他们集体创作了许多新剧，如小戏剧《奸仇》演出非常成功，深受群众好评。马蹄沟区秧歌队由当地干部、知识分子、农民共同组织，演出的《二流子转变》《减租》《组织起来》等剧目深受群众欢迎，不少外村群众热情邀请秧歌队到自己的村里演出。

水华、王大华、贺敬之、马可曾在狱中采访了朱永山，以其弟兄为模特，以马蹄沟为背景，写成戏剧《惯匪周子山》，上演后，轰动全县。公木后来把他曾经编写的秧歌词集结成诗集《十里盐湾》，选录了其中7首诗。他们还在清涧县发现了说链子嘴的拓开科，采录了许多陕北民歌，并推荐其出席陕甘宁边区文教会。在边区文教会上，两次登台演出链子嘴《闹官》，深受观众欢迎。萧三采访后写出《链子嘴英雄拓老汉》人物通讯，在1944年11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刊登。同日刊登拓开科的链子嘴《闹官》。时至1987年，张庚在《光明日报》撰文回忆：“我们在清涧县遇到一个老汉，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拓开科，他不仅说得好，而且还会编词。他的词显然是用陕北方言编的，但并不是随编随说，而是经过推敲而成一首首的叙事朗诵诗。诗的形式和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十分相像，是七言诗体，所不同的是一韵到底。他曾经给我们演过一段记述某次清涧农民反对地主非法闹工派款，自发引起暴动的故事，文词雄壮动人，也像白居易一样，在叙事的末尾有几句作者的评语作结。”

诗人公木到十里盐湾采风，做了不少秧歌诗，后结集为《十里盐湾》，收录了《盐工曲》《人人都说种盐好》《问天》《三皇峁》《种盐英雄郭富才》《十里盐湾》《十瓢水》等7首诗。其中《问天》一首曰：

这一口口盐井是谁掏

这一片片盐滩是谁浇

这一口口盐井是咱伙计掏

这一片片盐滩是咱伙计浇

这一座座盐灶是谁烧

这一锅锅盐水是谁熬

这一座座盐灶是咱伙计烧

这一锅锅盐水是咱伙计熬

这一堆堆盐土是用什么刮

这一垛垛滤泥是用什么挖

这一堆堆盐土是咱手爪刮

这一垛垛滤泥是咱肋条挖

这一堆堆盐土是谁刮

这一垛垛滤泥是谁挖

这一堆堆盐土是咱伙计刮

这一垛垛滤泥是咱伙计挖

这一口口盐井是用什么掏

这一片片盐滩是用什么浇

这一口口盐井是咱青筋掏

这一片片盐滩是咱汗水浇

这一座座盐灶是用什么烧

这一锅锅盐水是用什么熬

这一座座盐灶是咱骨柴烧

这一锅锅盐水是咱骨髓熬

是伙计青筋掏

是伙计汗水浇

为什么掌柜绫扇摇

为什么掌柜白吃饱

是伙计手爪刮

是伙计汗水挖(www.daowen.com)

为什么掌柜的把鸟笼拿

为什么掌柜的闲溜达

咱伙计骨柴烧

咱伙计骨髓熬

为什么掌柜的把娃娃抱

为什么掌柜的乐逍遥

我问老天天不答

我问盐神神他不说话

盐神神本是个泥疙瘩

老天爷和掌柜的原是一家

盐神神本是个泥疙瘩

要你这盐神神干什么

老天爷和掌柜的原是一家

我一脚把你踢垮吧

公木还学习陕北信天游，写成长篇信天游叙事诗《共产党引我见青天》。诗曰：

什么花开红缨缨

什么人领导咱闹革命

金稻黍开花红缨缨

共产党领导咱闹革命

天上黑云追白云

穷人革命要翻身

前沟里晴来后沟里阴

穷人革命靠红军。

全国抗战时期，流传于清涧的《五月赞》、佳县的《红旗》、绥德的《三十里铺》等陕北民歌，反映分区人民抗日军、保河防、破封锁、反摩擦斗争的事迹，鼓舞军民抗战的斗志。当年，流传于绥德分区各县民间这些脍炙人口的秧歌词、信天游，虽然已逾70多年漫长岁月，但许多人至今耳熟能详，出口吟咏。

《东方红》，是佳县“人民歌手”李有源发自内心深处的呐喊。1936年，红军东征途经佳县和八路军绥德警备区部队驻防佳县期间，李有源曾编唱许多热情歌颂共产党和红军，痛斥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民歌。1942年冬，李有源以陕北民歌“骑白马”为曲调，唱出了后来传遍全世界的歌曲《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生存

他是人民大救星

1943年春节，李有源所在村里的秧歌队进佳县县城演出，侄子李增正是伞头，将他编得《东方经》第一个在县城唱了出来，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好评，一下子在佳县附近广大农村传唱了开来。1944年春，佳县许多群众移民延安，李增正任移民队长，沿途经米脂、绥德、清涧、子长等地，李增正沿途传唱，一直唱到延安。后来，经过文艺工作者的多次加工整理，从而形成了这首家喻户晓的《东方红》歌曲。李有源还编排了《捉特务》《种棉花》《小女孩放哨》等小歌剧和民歌《边区办得呱呱叫》，受到佳县城乡民众的称赞。

八路军驻防米脂部队“烽火剧团”在国统区榆林周边地区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和《松花江上》后，发现台下一些观众失声痛哭，继而又振臂高呼。经询问方知他们是从山西、河北等地流亡到此的难民。其中有一位来自东北的流亡县长痛哭流涕地向大家叙述了国破家亡的悲惨遭遇。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戏场群情激愤，燃起了仇恨日本军国主义的熊熊怒火。应广大难民同胞的要求，剧团改变计划，又一次为观众重新上演抗日节目，体现了自上而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决心。

1944年初，绥德地委组建成立绥德分区文工团，地委宣传部部长李华生兼任文工团团长，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杨公愚任副团长。文工团由原绥德“民众剧社”、米脂“大众剧团”、“鲁艺文工团”的学生和绥师、米中的部分学生联合组建成立。文工团成立后，先后创作编排了《民办小学》《女村长》《上冬学》《兄妹开荒》《二流子变英雄》《李兰英翻身》《顽军吃扁食》《巫神害》等反映边区扫盲教育、支前抗战、土地改革、大生产运动和破除封建迷信等源于生活、鼓舞民众的现代文艺节目。文工团及时向群众征询对戏剧内容和演出工作的意见，并帮助群众排演秧歌、教唱歌曲、书写标语等，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和热烈欢迎。剧团还把当地劳动英雄的事迹编成戏剧排练演出，节目的内容和形成与生活、战斗息息相关，群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和接受，既启发鼓励群众掀起大生产高潮，又活跃了生活鼓舞了士气，绥德县四十里铺群众称赞说新秧歌是“斗争秧歌”。

延安的文艺团体多次深入绥德分区各县进行采风和宣传慰问演出。1942年1月，延安鲁艺河防将士慰问团赴米脂县，为抗日将士和群众慰问演出新编戏剧。1943年前后，鲁艺工作团在绥德分区下乡宣传3个多月，一边为群众演出，一边收集陕北民歌。在陕北各地收集整理民歌一千多首，出版《陕北民歌选集》，极大地提高了陕北民歌的知名度。1943年12月，遵照中共西北局指示，鲁艺文工团深入绥德分区，在宣传演出的同时，帮助群众组织变工队、互助组，制订生产计划，开展大生产运动。他们演出的话剧《兄妹开荒》《拥军花鼓》《血泪仇》《夫妻识字》《查路条》等剧目，深受分区广大民众的喜爱。

为宣传和动员人民更加自觉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特别重视新闻出版和图书发行工作。1939年8月，绥德警备区司令部公开创办了《抗战报》（实际为中共绥德特委机关报），报社设于警备区司令部院内。《抗战报》为8开2版5日刊，单面印刷。在7年时间出刊536期。黄植、张沛、欧阳正、田方、庄启东等先后担任《抗战报》主编。《抗战报》发行于警备区各县及周边地区。通过新闻媒体及时传达党的声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介绍国内外大事；教育、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努力工作，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支援前线，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战斗作用。同时期创办《米脂报》《子洲报》《佳县报》等，及时反映各地生产和战斗情况，极大地鼓舞了分区军民的抗日斗志。

1938年3月，中共中央和中共绥德特委选调延安总工会文教部常紫钟来绥德筹建书店。5月1日，隶属于中共绥德特委文化联合会，以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为宗旨，力倡新文化、新思想的“西北抗敌书店”在绥德县城成立。中共绥德地委成立后，改属地委宣传部管理。1939年，抗敌书店分别在米脂、佳县和山西临县、兴县等地设立了分店或代销点。

绥德西北抗敌书店及米脂、佳县和山西等地的分店、代销点，主要经营延安出版的各种抗日书籍和马列理论读物。绥德总店还通过各种渠道从西安、重庆等地购回中华书局、生活书店出版发行的进步书刊，其中有苏联小说《铁流》《毁灭》。还有延安出版的《解放》《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大众文学》《全民抗战》《文艺阵地》《新知识》等刊物。抗敌书店同时代理订购各县、各中小学的课本、教材和边区教育厅编印的《文化读本》《农村识字课本》。仅米脂县抗敌分店1940年至1941年经销书籍2000余册，各种刊物3400多份。1942年，米脂抗敌分店通过邮寄、托转形式，将一些进步书刊秘密发往榆林、镇川、横山等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强烈反响，唤起了一大批国统区爱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投奔边区。西北抗敌书店的迅猛发展，使国民党绥德专员公署专员何绍南既恨又怕，惊恐万状，企图再次制造事端进行破坏。八路军驻绥警备区司令员王震在特委机关主办的《抗战报》上及时发表文章予以强烈谴责：“西北抗敌书店是抗日的进步文化事业，为抗日的人民大众服务，为抗日的人民大众拥护，谁要胆敢来破坏，我们坚决予以制裁。”王震的公开谴责，有力地震慑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证了书店的正常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北抗敌书店更名为“大众书店”。同时经办印刷厂和出版发行业务，承印、发行绥德分区和晋绥解放区的小学课本。1947年5月2日，国民党胡宗南部侵占绥德县城，书店被迫转移山西柳林，次年返回绥德。1950年初书店更名为新华书店西北总店绥德分店。1956年绥德分区专员公署撤销，书店下放绥德县人民政府管理后更名为绥德新华书店。西北抗敌书店的成立，为唤醒民众，鼓舞士气，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为绥德分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