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步入正确轨道，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党内还存在着学风、党风、文风不正的问题，其形成原因主要是：（一）抗战初期吸收了七八十万新党员，其中大多数人出身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他们有可贵的革命积极性，但缺乏革命斗争的锻炼，还存在着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少人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这是党内滋生不正之风的主要原因。（二）中共历史上曾出现过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两种错误“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到抗战初期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予以彻底肃清。（三）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是受“左右”倾错误危害较严重的地区之一。对于曾经发生于重大争论和分歧的革命形势、土地政策、军事、肃反等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党内仍然存在着思想分歧和隔阂。抗战初期在边区统一战线工作中，又出现了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倾向，并使革命事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这就充分说明边区党内长期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相当严重，影响了边区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干扰了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

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鉴别能力，正确解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问题，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严肃地批评了不注重调查研究、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阐述了“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为全党整风学习指明了方向并做了思想动员。

1941年9月，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农村考察团到固林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调研报告《固林调查》。年底，中共中央西北中央局书记高岗率领农村考察团赴绥德、米脂县，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后，写出调研报告《绥、米土地问题初步研究》。随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经济指导处各研究组分赴边区各县，对陕北地区工农业生产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实际考察。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同年8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进入了全党普遍整风的阶段，即由少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发展为全党各机关广大党员、干部的整风学习，由政治路线的学习转为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的学习。

1942年秋，边区的整风运动已取得巨大的成绩。为了彻底清除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把边区的党组织建设好，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为期88天的高级干部会议（亦叫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毛泽东不但出席开幕和闭幕式，而且在会议期间做了两次重要报告。西北局确定这次高级干部会议的任务是：整风、整政、整军、整民、整关（系）、整财、整学七整，并在七整过程中贯彻整风与精兵简政，以使边区的各项工作有了大的转变。

1942年，绥德分区各地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在全区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的整风运动。12月，在整风运动全面铺开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和边区各机关、学校开始了审查干部的工作。这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为保持组织巩固和队伍纯洁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在当时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形势下，是必要的。但是在审干过程中对敌情作出过分的估计，把审查干部工作主要视为锄奸、反特斗争，并对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或历史上尚未弄清楚的问题，轻易地怀疑为政治问题以至反革命问题，并采取了“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抢救运动”为代表的反特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1943年4月，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做了《除奸保卫工作》报告，先后在延安中央大礼堂、绥德抗大分校和绥德师范做动员报告，并在边区政府大礼堂导演了“坦白大会”的闹剧。同年7月15日，康生又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随即，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纷纷召开“抢救”大会，展开“坦白检举大比赛”，各单位成立了许多规劝小组，日夜轮番进行“抢救”。一时形势咄咄逼人，是非难分，人人自危。

绥德分区各机关、学校和所属各县的整风运动，开始都是正常和健康的，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但是，在康生“抢救失足者”的极“左”思想指导下，整风运动发生了偏差。中共吴堡县委于1942年5月13日，召开专门会议，传达中央会议精神，部署全县开展整风运动。规定每天不少于3小时的学习时间。学委会要求，始终以整风文件为中心，人人联系思想实际，撰写自传。讨论典型人物时，联系文件对号入座，以此达到教育党员和干部的目的。为了把运动引向深入，调集区乡干部集中一个月时间，每天坚持5小时学习文件，联系实际，最后写出思想总结。全县的整风运动健康有序开展。但是，在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后，全县几十名教师中，仅有十几位教师未被整成“特务”，农村竟然整出十二三岁的“娃娃特务”。吴堡全县“坦白者”达到457人，好多人都是违心地承认自己参加过反动特务组织，形成许多冤假错案。绥西办事处教育界绝大部分教师与504名学生，被误整为“复兴社”特务。米脂县整出了所谓的“复兴社”“CC”“暗杀队”“美人队”“皮袄队”等特务组织，许多人被不明不白投入冤狱。清涧县在“抢救”运动中逮捕68人。(www.daowen.com)

绥德师范学校在“抢救”运动中，一开始就将学校封锁，校门站岗放哨，严格控制师生出入。认为在边区政府接管绥师前，校内就有一大批国民党办学时的教师继续留校任教，这批教师中有一个暗藏的特务组织系统，发展了一大批学生特务。因此，绥师就成为一个特务窝点。在校内大搞“车轮战”逼供信，采取引诱、胁逼、假坦白的方法，迫使学生和教师违心地捏造罪名，坦白交代所谓的特务罪行。一时间四师校内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逼供信的高压政策下，绥德四师竟然查出了一个所谓的“美人计特务组织”和一个名曰“春色队”的特务组织。许多学生为了获得“坦白从宽”，写假坦白材料，提供假口供，以此达到过关的目的。还有的学生为了表现积极以达不被“抢救”，竟然捏造事实，揭发他人。甚至有一位女同学撰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堕落史》，刊登在《抗战报》上。在短短两个月时间，绥德师范学校就揪出了“特务”230人，占全校师生总人数的73%。全校学生不被怀疑者所剩无几，引起学生家长意见纷纷，甚至对党不满。

在党政机关的抢救运动中，斗争了参加革命队伍的原国民党政权供职人员，绥德县人民政府供职的民主人士大部分遭到批判斗争，打成特务。因统战工作需要与国民党军政人员有过交往的干部无一幸免，一律冠以“特务”“内奸”，遭到残酷斗争。地委和分区机关干部普遍人人过关，在众人面前背诵自己的历史。每说一段，主持人便提问，以便询查和判断他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可能被敌人收买而成为“特务”和“内奸”。抢救运动的恐怖、混乱局面和荒唐离谱的斗争方式，使广大党员、干部极度震惊和焦虑不安。同时，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

1943年7月，毛泽东在枣园约请去延安开会的绥德分区专员袁任远谈话，询问了绥德分区的整风审干工作情况。听取袁任远的汇报后，毛泽东严肃指出：“整风审干不能搞逼供信那一套。”反复强调大搞逼、供、信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同年8月，中共中央鉴于抢救运动发生的偏差和造成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做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公开阐明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九条审干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同时，尖锐批判了逼供信的错误做法。

1943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批转绥德分区反奸大会材料时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至此，历时数月的抢救运动才先后刹车，全分区的审干工作逐步纳入正轨。中共绥德地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编工作的指示，在分区各县陆续开展了干部甄别工作。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亲自邀请绥师学生家长座谈，了解情况，征询意见。他主持召开了3000多名学生、家长、干部、群众大会，进一步阐述共产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反特防奸政策。从而使绥师的整风运动走上了稳步发展的轨道，平稳地转入审干工作，绥德分区的整风运动走上了正轨。12月2日，在绥师全体党员、干部大会上正式宣布了干部甄别决定，许多人热泪盈眶、万分感动。在中共绥德地委、绥德分区专员公署主要领导习仲勋等的主持下，绥德师范采取“蛇蜕皮”的方法，对230名“特务”逐一进行了甄别，对那些纯属捕风捉影的冤假错案，诸如“三民主义研究会”“太阳社”“月亮社”“乌云社”“春色队”“十八大弟兄”等所谓的特务组织全部进行了平反。坚持一个人只做一个结论，不留“尾巴”，同本人见面，让整错的同志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大胆投入革命工作。

甄别工作结束后，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认识。根据中央指示，1944年7月成立了绥德地区高级干部学习小组，由中共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和抗大校长徐向前负责。参加学习的主要有中共绥德地委、专署、抗大、绥德警备区司令部及分区所属各县县委、县政府的负责同志。学习组联系大革命失败后几次“左”倾路线，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对苏区和白区工作所造成的危害，总结了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习仲勋在干部学习小组会议上进一步回顾了1936年“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将刘志丹等数百名久经考验的优秀革命同志逮捕关押，甚至惨遭杀害的悲痛历史。时任中共绥德地委秘书长安志文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习仲勋同志的发言，都是从路线上总结历史教训出发，从中汲取对现实斗争有用的经验。他也是陕甘苏区和根据地的创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他也遭到逮捕，坐过牢，受过刑，但他没有多谈自己，并未流露、计较个人恩怨。这种宽广的胸怀和严以律己的精神，使我们这些参加会议的青年人受到了深刻教育。直到50年后，我在南方看望他谈起往事时他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凡出现大的失误，主要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干扰，这一教训是永远值得记忆的。

在中共绥德地委和习仲勋的直接领导下，绥德分区整风审干的甄别工作进行得果断、扎实、彻底。在抢救运动中，地委坚持以积极负责任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保护了大批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在抢救运动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经过甄别，全部予以平反和恢复了名誉。

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和干部受到了一次普遍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的人生观，加强了各级党组织在党中央和西北局领导下的团结统一。经过整风，有力地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使全分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和全国的解放，锻炼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